路晟科技怎麼樣
編者按：2019年初以來，我省開展以服務企業、服務群眾、服務基層為核心的“三服務”活動。一年來，服務有沒有送到最需要的地方？企業的關鍵問題有沒有得到解決？政府服務企業的程序中，政企關係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帶著這些問題，連續兩週，浙江新聞客戶端記者兵分3路，走訪全省11個縣（市、區），調研30餘家企業。今天，浙江新聞《深讀》欄目推出“‘三服務’促進政企互動調查”系列報道（下篇），敬請關注。
穩企業，是浙江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全省多地調研中，記者發現，一個政府與企業深入互動的有效載體正在形成。透過“三服務”，政企互動含義更豐富、形式更多樣：有的建起了全新的服務部門，有的搭起了即時的反饋平臺，有的彼此換位建立起深厚信任……不管是企業還是政府，都在深化對自己在市場經濟中角色的認識。
新一年，面對國內外紛繁複雜的困難挑戰和浙江改革發展的繁重任務，企業仍然面臨一些共性問題、深層次問題、老大難問題、想解決而又解決不了的問題。“三服務”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政企互動已經形成的新辦法，怎樣進一步促進政企間溝通“暢通無阻”？“三服務”帶來的政企互動新模式，怎樣更有效地使政企共同破題解題，更默契地攻堅克難？廣大企業主和基層幹部有更高期待。
繪圖：潘泓璇
從“見上面”到“見對面”
——期盼溝通互動更有效
服務企業，“見上面”是第一步。記者調研發現，各級部門確實在“撒網式”走入企業中想了很多辦法、花了很大力氣，但隨著“三服務”的深入推進，政企雙方已經認識到，建立政企間良性的溝通互動機制才是服務企業的首要前提。
在諸暨，政府部門透過“1+1+X”組團式服務模式實現企業走訪全覆蓋，2019年1至11月，諸暨“三服務”已走訪企業達2萬餘家。
雖然走訪了不少企業，但“三服務”仍有提升空間。“過去一年裡，市裡區裡各級部門領導都來調研過，我們每次都重點反映了缺人才的問題，可一年下來總感覺解決力度還不夠。”台州某地一位企業家建議，“三服務”要能實實在在破解難題，避免多個部門扎堆走訪，對同一問題重複調研。
這不僅僅是企業的期盼，更是基層幹部的心聲。“縣主要領導每週都會安排企業調研，或聽取企業工作的彙報，但是整體效率還是偏低。”
他們還常常遇到“看似多通道，實則難解決”的困惑——“僅市級層面就有五六位領導負責對接我們，每位領導要跑四五家企業，光這幾天我就陪同去了三四十家企業，可最後大多數的問題還是留給我們地方各局辦去解決。”
浙江新聞客戶端記者（左、右）入企調研“三服務”活動開展情況。通訊員 張聞哲 攝
省委明確要求，要堅持問題導向，重點解決關鍵問題、高頻問題、疑難問題。而要解決這樣的問題，僅僅“見上面”遠不夠，更要“見對面”。
“新昌每個月的27日被叫做‘愛企日’，那一天，書記、縣長會圍繞一個企業發展的共性問題請企業家一同討論解決，增加政企‘一把手’互動頻次。”今年的省委經濟工作會議分組討論現場，三花控股集團總裁張亞波分享了新昌的政企互動新機制。當地經信局局長何溢強告訴記者，從去年11月開始他們嘗試針對新昌高質量發展中的突出問題與企業家面對面溝通，現場商量對策集中破難，受到了企業家的歡迎。
一年來，企業與政府的互動需求正在發生改變：企業希望不僅僅有領導每年一兩次的看望，還要與能統籌解決問題的主要領導規律地、及時地互動；希望政府不僅僅是摸排解決零碎的小問題，更要擲地有聲地破解土地、融資、人才等關鍵難題。浙江省經信廳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新一年“三服務”，他們正計劃改變分散走訪的模式，以企業訴求最集中、解決起來最複雜的十類問題為突破口，由廳領導牽頭調研攻堅，以期帶來更有實效的改變。
在走訪中記者還發現，除了最佳化配置面對面交流這一“稀缺資源”，各地正透過構建“馬上答”“馬上辦”等線上反饋平臺，在全天候服務上探索新模式。對此，有基層幹部反映，當前，以發改、經信、商務等各系統為基礎的一個個問題反饋平臺，以及以某一地市或縣市等各區域為基礎的反饋平臺正在逐步建立推廣。“平臺不在多而在於有效，要避免穿新鞋、走老路，企業最期待的是一個跨部門、跨層級、高效率的反饋平臺。”
從“有政策”到“好政策”
——希望服務企業更精準
“減稅降費具體怎麼減？宣傳輔導手冊能不能再發給我們一些？”“旅行社企業開發票怎麼開？我們問了其他同行，大家說各區縣解釋的內容都不一樣。”這段時間，杭州市江乾區稅務局工作人員在主動走訪中驚訝地發現，企業提出了很多他們以為不成問題的問題。浙北一家企業負責人更是感慨地對記者說，自己有一天去政府部門領導辦公室坐了半天，才發現自己原本可享受到千萬餘元的政策優惠卻“完美錯過”。
近日，黨員養殖服務隊隊員（右二）在德清縣雙橋村養鱉基地，向當地養殖戶傳授經驗。
近年來，各級各類服務企業的政策層出不窮，但政策宣傳不到位等問題仍多有存在，更重要的是，從政府“有政策”到企業“知政策”再到企業“能用政策”“用好政策”，跨越每一步都十分不易。
省委要求，深化“三服務”活動，要著力在常態化、精準化、系統化、規範化、智慧化上下功夫，真正把服務送到企業最需處、群眾心坎上。透過“三服務”千辛萬苦摸排上來的問題，怎樣才能變成真正適合企業的好政策？又如何讓政策走出辦公室抽屜走向企業？這是眾多企業對未來“三服務”成果精準落地的新要求。
“不要搞大而全的政策，實實在在給5條、10條，記得住，得實惠，就行。”對於新出臺不久的“甌海智慧鎖產業10條”，浙江威歐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林飛和便十分認可。“10條中我們已享受或正在申報的有8條，粗粗算來能獎補近百萬元。這個政策靠的是我們行業、企業和政府坐在一起，以幾乎推翻原先草案的代價換來的，這種力度的真討論，真徵求，很少見。”林飛和期盼，更多更高層面的政策制定也能從企業視角精準施策，避免政策出臺“一刀切”“一頭熱”。
突出精準有效，加強部門協同是服務企業的題中之義。在採訪中不少基層幹部反映，他們曾把企業反映上來的問題交辦單發到相關部門，可卻多次碰到部門間相互推諉的情況。“我們也有苦衷，有些問題表面看似有部門歸口，可解決起來牽涉多個部門，靠單個部門指揮協調，難度很大。”一位地方局辦負責人表示。
該如何最佳化分解機制，避免問題收集上來“一分了之”？台州黃巖區有自己的探索，透過區直通辦專門負責在企業遇到“疑難雜症”時牽頭協調各相關部門排憂解難。“很多時候不是部門不想辦，而是心有餘力不足，由專班牽頭能找到一系列相關部門‘對症下藥’，解決問題的效率高了，服務也更精準了。”黃岩直通辦專職負責人肖君華說。
以小微園區服務為例，肖君華告訴記者，數量龐大的小微企業主往往“摸不著門”。去年以來，他們以小微企業園為載體，定期組織各部門一同進園區服務，真正切中了中小企業“跑不對門，找不對人”的痛點。“去年這樣的組團服務到我們園區進行了七八次，如果沒有這種模式，而是由園區裡三四十家中小企業各自去找部門處理供電、消防、安全生產等各類問題，那將是多麼龐大的工作量。”黃岩新順中小企業創業園負責人說。
“不同受眾在不同階段，會有不同的服務需求，‘三服務’要做到有的放矢，儘量保證服務的規範化、科學化、精準化。”浙江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長範柏乃建議，建立一套服務需求動態監測和資訊採集機制，透過建章立制，避免出現隨意性、臨時性、形式化等問題，同時請第三方參與服務效果評估，形成一套問題“發現—交辦—辦理—反饋—評估”的完整閉環。
從“你們”到“我們”
——期待政企關係更成熟
“三服務”能一直開展下去嗎？會不會只是一陣風？在採訪中，嚐到“三服務”甜頭的企業常有此問。
有人認為，要建立長效機制，就應該把像直通辦這樣的臨時機構變為固定機構，實現職能歸位。“在我看來，機構設定固然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在‘三服務’過程中，政府和企業得以不斷增進了解，增強信任和信心，這樣一種新型政企關係的構建，才能達到真正的長效。”肖君華說。
肖君華道出了問題關鍵。在走訪中，有企業反映，很多幹部到企業走訪，對企業經營情況不夠熟悉，尤其在談到融資、土地等複雜問題時政策掌握不足，影響了企業反映情況的熱情和問題的解決效率。而在政府部門，有幹部則認為部分企業提的問題不夠專業，常常呈碎片化，總能聽到一些早就解決了的老問題仍被企業反覆提出。
如何從根本上化解這種資訊錯位和情感缺位？省委指出，要在“三服務”中改進調查研究，完善聯絡服務群眾制度，走好群眾路線。只有政企互信，把“你們”變成“我們”，才能真正從“共同體”出發，在市場經濟的大潮裡充分發揮自己的功能定位，配合默契。
在調研中記者發現，透過一年的“三服務”探索，不少地區的政企關係正在發生變化。
在海寧，稅務部門的企業特派專員，成了企業爭相邀請的“香餑餑”。“要不是有稅務特派員的幫助，去年我們可能就會錯過一筆250萬元的留抵退稅款。”海寧市春晟經編有限公司企業負責人告訴記者。
“型式檢驗怎麼做？”“生物相容性怎麼樣？”在蕭山，新街街道副主任陳文景總能和當地引進的生物醫藥企業做到“無障礙”溝通，他成了一批生物醫藥博士最信賴的人。從幾年前對此行業“毫無概念”到一點點積累專業知識、為企業為人才“雪中送炭”，陳文景深有感觸：“服務企業一定要堅持長心、付出真心，我們一定要抱著對產業的熱情和專業度，抱著和企業一起發展、一起謀劃的心態，才能建立起更加成熟穩定的政企關係，才能為一地營造最優營商環境。”
蕭山瓜瀝鎮幹部（左）走訪企業。 蕭山報道組供圖
一邊，政府部門主動融入企業，深度服務，另一邊，海寧、縉雲、餘杭等地還獨闢蹊徑，讓“創二代”到政府部門掛職，促使政企雙方增進了解、增加信任。海寧年青一代的企業家王賢玉已在當地發改局產業科“駐紮”近一年，從“摸不到門”到深入基層走訪企業、開展政策宣傳，王賢玉還從企業的視角，針對技改補助認定、新產品研發支援等政策，提出了流程簡化等意見建議。
政企互動能否更普遍、更深入、更長久？“三服務”將迎來新升級。
【記者手記】
三服務”沒有盡頭
陳佳瑩
“三服務”活動開展一年了，有的地方資料喜人，一年走訪了幾萬家企業，臺賬清晰，辦結率高；有的地方推陳出新，微訊號、客戶端、新系統陸續上線，積極與企業群眾互動……但要做到企業的需求在哪裡，“三服務”就跟進到哪裡，真正讓企業輕裝上陣，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在走訪中我們看到，有企業接到的是各部門打完一套“太極拳”後的一份反饋意見。“太極拳”背後隱藏的是否是機制不順的問題？糾結的背後是否是對敢於擔當幹部的鼓勵還不夠？這是對浙江干部作風和新型政商關係的一次全面體檢。
在採訪中有幹部訴苦：土地的問題實在沒有指標無法突破，融資的問題政府也缺少有效策略，人口的流動是種必然趨勢也無能為力。無法、無策、無能為力，透過這種“三無”說法我們意識到，“三服務”需要迎來新突破。不僅是資料和形式的突破，更是對發展難題的突破，對老大難問題的突破，對群眾共同訴求的突破。各地不能再僅僅滿足於跑了多少家企業。要避免重複跑，要對前期摸排上來的共性問題深入調研，集中攻堅，必要時應該召集“專家會診”動動大手術，如此，浙江經濟才能保持健康體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