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木為弧說的是誰
王鈺繁 繪圖
一
“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這是宋神宗熙寧八年（1075年），蘇軾在密州知州任上所作《江城子·密州出獵》中的詞句，自信滿滿，豪氣沖天。這並非蘇太守的酒後狂言。他一生與山林風月為友，詩文書畫做伴，卻並非文弱書生。他專心學過射箭，並且能射善射，堪稱神射手。
嘉祐六年（1061年）底，二十四歲的蘇軾在進士及第、制科“百年第一”後，被派往陝西鳳翔擔任籤判。公務之餘，他沒有沉浸在科場得志的讚譽裡，也沒有成天泡在故紙堆中，而是走出書房，去學射箭。他寫詩告訴弟弟：“邇來又學射，力薄愁官笴”，並特地加了一句小注，“官箭十二把，吾能十一把耳”。意思是，近來學射箭，雖然力不足射不遠，但是射得準，十二把箭能射中十一把。接到弟弟和詩《聞子瞻習射》後，他意猶未盡，寫下《次韻和子由聞予善射》，再次強調自己“善射”而非僅僅“習射”，“穿楊自笑非猿臂，射隼長思逐馬軍”，自己臂力離彎弓射隼差一點，但百步穿楊沒問題，自得中甚至有些自負。
蘇軾學射，當與其時北宋面臨的形勢有關。北宋“守內虛外”，國家日漸“積弱”，西北和北面烽煙四起，朝廷屢戰屢敗，先是景德元年（1004年）澶淵之盟以歲幣與契丹成和，慶曆元年（1041年）增加給契丹的歲輸金帛，三年後再以歲賜銀絹等名義與西夏成和，而邊境卻並未得到完全的安寧。
嘉祐六年，蘇軾向朝廷進獻《教戰守策》《定軍制策》，提出“使士大夫尊武尚勇，講習兵法”“使平民皆習於兵”，減省朝廷禁兵，訓練郡縣土兵。剛到鳳翔，他還想象自己以使臣身份出使西夏謀求政治解決，“近買貂裘堪出塞，忽思乘傳問西琛”，然而西夏侵擾不斷，治平元年（1064年）秋，“夏人出兵秦鳳、涇原，抄熟戶，擾邊塞弓箭手，殺掠人畜以萬計。”國家遭侮辱，百姓被砍殺，財物被掠奪，使他對“廟謨雖不戰，虜意久欺天”更有深切感受。在給弟弟的信中，他義憤填膺，以他人“千金買戰馬，百寶妝刀環”抒自己胸臆，希望追隨前往，“何時逐汝去，與虜試周旋”。報國情切，由此可見。
運籌帷幄、馳騁疆場是蘇軾一直以來的願望。在“頗好言兵”的父親蘇洵影響下，蘇軾年幼時不僅熟讀五經詩文，也曾研讀兵書，一起讀書的弟弟在詩中稱他“舊讀兵書氣已振”“才高應自敵三軍”可以為證。
蘇軾在制科考試前撰寫的《孫武論》一文，在總結孫子兵法基礎上，提出帶兵者要“廉靜而信”“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才是真正的善於用兵，尤其發人深省。
到鳳翔後，他格外關注地理，多次到斜峪關這個兵家必爭之地察看形勢，上書宰相韓琦，指出鳳翔京兆兩地位置的重要性，提請朝廷關注，“此兩郡者，陝西之囊槖。今使有變，則緣邊被兵之郡，知戰守而已。”
蘇軾後來還擔任過兩三個月的兵部尚書，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與遼接界的定州擔任知州時，抓邊防，整軍紀，修營房，嚴練兵，上奏朝廷建議大力推行弓箭社，對“帶弓而鋤，佩劍而樵”的百姓進行有序組織，以防止遼人犯境。
二
古人主張張弛並舉，文武兼修。射箭，作為一項技能，早在周朝，就和禮、樂、御、書、數一起成為士人必須學習的六種技藝。射箭排在禮樂之後，並具體分為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等五種射技，其重要性可見一斑。最早的學校如序、校等，其實也是習射的地方，是透過學習射禮來提高人文修養的地方。“弦木為弧，剡木為矢”“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易經》《詩經》《論語》中大量關於君子射箭的描述，無不是當時普及射箭的記載。不過，秦代收繳銷燬民間武器，漢代獨尊儒術，長期以來入學、教學、考試、選拔多以儒家經典為主，宋代察覺弊端，將武學列入國子監必修科目，教育家胡瑗“分齋教學”，將“兵戰”納入教學內容，文武兼修的傳統才慢慢得以恢復。蘇軾在《次韻和子由聞予善射》一詩中說“共怪書生能破的，也如驍將解論文”，對同僚關於自己善射的讚歎和驚奇發出感慨，指出無論書生還是將軍都應當文武兼修。這其實也是對宋朝開國以來重文輕武的善意批評，是他強烈的憂患意識和報國情懷使然。
遺憾的是，與其從政才能一樣，蘇軾的文韜武略並沒有得到充分施展。他一生沒有帶兵上過戰場，對兵法的研習只能落在紙上，精湛的射技我們也只能在密州出獵時才得以略窺一斑。不過，從學射這件小事，我們看到的同樣是極具仁者情懷的蘇軾。
他開始學射，心裡想的是靶子，眼睛盯的是靶子，結果十支僥倖能中一支。後來“反求諸身”，方知關鍵不是靶子，而是動作，“四肢百體，皆有法焉”，“手持權衡，足蹈規矩”，使手法、步法乃至於射箭有關的肢體動作都合乎規矩，這樣一段時間後，姿勢到位，自然力量用足，準心不失，射箭水平大幅提升。這正是他前詩中“官箭十二把，吾能十一把耳”的訣竅所在。
萬事萬物皆有仁的意涵。仁者，人也。仁不僅是解決人與他人關係的方法和途徑，推而廣之，也是處理人與社會、國家，甚至與草木蟲魚等世間一切關係的方法和途徑。
要達到仁的境界，為仁而仁無異緣木求魚，只有在放下慾念、破除執念、端正自身、去除瑕疵的過程中才能逐步喚回良知接近光明，換言之，其最基礎也是最關鍵的著力點不在他處，而在處理好人與自身的關係。蘇軾從射箭中體悟到的“害於仁者盡，則仁不可勝用矣”，是對孔子“克己復禮”、孟子“仁者如射”的真切領悟。
“一不如禮，在我者甚微，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仁字當頭，為政利民，這個學射心得，伴隨蘇軾走過四十多年的從政生涯，歷盡劫難，始終未變。這一點，正是蘇軾魅力的核心所在。（趙建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