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國際貨幣的等級

雖然國際間的貨幣並無明面上的等級劃分，但優質貨幣與優質商品類似，貿易商對優質貨幣的追逐，顯然是對貨幣後面的國家實力的認同。

本刊特約作者王幸平／文

在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的市場中，人們通常是按商品價格高低以及品質優劣來進行等級劃分的；而貨幣作為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其也是可以參照商品劃分的標準來進行優劣、高低、好壞、客戶滿意度來進行等級劃分的。例如歷史上，貨幣流通領域研究裡有一個非常著名的格列辛定律，在金或銀本位制條件下，將鑄幣中含金或銀量的純度作為標準，以此區分流通中的貨幣的優劣——良幣被追逐收藏、劣幣被拋棄於市。又稱劣幣驅逐良幣規律。

現今的紙幣如何劃分優劣？拿不同的經濟制度與不同的市場體系中的同類商品來進行比較是不合邏輯的。但如今，經濟一體化已經是全球趨勢，國際貨幣自由兌換也是大勢所趨。在WTO框架下，同一樣東西在相同的市場環境裡，在經濟全球化、市場一體化的大前提下進行競爭；所有的自由兌換貨幣在同一個世界金融市場中交易，依照各種貨幣在國際金融市場上交易結算兌換投資儲藏中受追逐的程度，就可以對其進行優劣等級劃分了。

事實上，國際貨幣是一個國家的政治與經濟實力在國際市場上的表現。美國學者卡拉·諾洛夫（Norrlof）在2014年提出了“貨幣實力”基於四個指標：GDP、貿易量（出口和進口）、資本市場（包括開放程度）、淨國防開支。科恩將其概括為：經濟規模、金融發展水平、對外政策關係以及軍事影響力。而羅伯特·蒙代爾一言以蔽之：偉大的國家擁有偉大的貨幣。

國家實力的硬指標

儘管從來沒有什麼國際權威機構釋出任何國際貨幣等級的排名序列，但是在現實的國際經濟秩序中，國際貿易的參與者，面對紛繁複雜的國際金融市場，一般是按國力強盛度、經濟擴張度來辨別某些國際貨幣的地位，也就是依據國際綜合實力來劃分貨幣等級的。畢竟，一個國家的自由兌換貨幣就是該國的國際地位的表現。

在當今，一個國家在國際上的政治地位與經濟實力，大約有如下幾種公認的硬指標：世界各國的GDP排序、世界各國進出口總額的排序、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二十國集團，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SDR）的組成貨幣。

例外的是，俄羅斯是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但俄羅斯盧布卻並不強勢。二十國集團中的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國貨幣，2018年曾經巨幅波動，有的貶值幅度甚至達到45%，這些貨幣也為國際貿易的參與者所迴避。

中國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GDP排名世界第二，國際貿易量排名第一。但按照SWIFT（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的統計，人民幣的交易量在第5、6名中徘徊。這是由中國作為一個獨立核算的經濟體量決定的，人口多、基數大、國內的貿易量也大。例如人民幣的國際貿易結算量80%集中在中國內地與香港地區之間的跨境貿易，其餘的20%則較多的分佈在中國大陸與周邊小國家的邊境貿易零碎貿易裡。從交易的對手方看，人民幣的國際貿易交易雙方又多以中資企業為主，換言之，這只是中國國內貿易貨幣結算的一個外溢現象，我們非常謙遜地把它稱之為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也是名副其實。

貿易商對優質貨幣的追逐

優質貨幣與優質商品類似，人們對優質商品的追逐也可以體現在對優質貨幣的追求上。

在國際貿易中，不同的國家間的進出口商在進行國際貿易結算時，其對結算貨幣的選擇是一個頗值得探討的問題。任何非頂級貨幣的國家在進行國際貿易時，涉及到一個如何方便的使用某種結算貨幣——對雙方來說都能夠接受、都能夠大致相對公平的問題。例如中東石油最大的銷售地區是歐洲，但中東國家與歐洲進行石油交易的結算貨幣既不是歐元，也不用中東某個國家貨幣，而是使用第三方的美元結算。

歐洲國家之間進行國際貿易結算的貨幣，有70%是歐元，而美元及其他貨幣佔30%。這反映出歐元作為一種區域性貨幣所具有的得天獨厚的便利地位。

中國在透過進行國際貿易吸收頂級貨幣的策略上做得非常成功，以吸收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為主，資料顯示，在2000年加入WTO以後，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逐年增加，而這種順差所獲得的美元佔據了中國的國際貿易順差的80%以上的份額，例如在2018年中國外貿出口2。48萬億美元，進口2。14萬億美元，貿易順差為3517。6億美元，但是2018年全年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高達3233。2億美元，這個對美貿易順差的金額近乎相當於中國全部的貿易順差。

同樣道理，許多新興市場國家的證券交易所難以吸引跨國企業去它那裡上市，籌資貨幣的等級較低是原因之一。

對於頂級貨幣的發行國而言，其輸出貨幣的渠道是貿易逆差或資本專案逆差，但是該類貿易逆差或資本專案逆差的份額給予哪些國家，它是可以有選擇來施行的。因此，發展中國家對外開放，引進外國的資金與技術的政策的目標國必須區別對待。換言之，其國際貿易結算對何種國際貨幣的選擇，其外匯儲備吸收以何種國際貨幣構成的資金，事關國運的興衰。

國際貨幣之間的角力

作為頂級貨幣，相對於其被其他各種拉拉雜雜的貨幣當成錨定貨幣的一般等價物而言，其國內購買力與國際購買力大體是同步的。這主要是因為國際市場上的商品如同其國內商品一樣，是參照頂級貨幣來定價的。

但是，頂級貨幣以外的其他貨幣的國內購買力與國際購買力的變化是不同步的，國內購買力的變化取決於價格指數的變化，國際購買力的變化取決於匯率的變化。

僅僅就狹義的匯率的含義來看，匯率的變化具有相對性，一國貨幣的貶值必然導致另一個國家貨幣的升值。換言之，各國貨幣在國內的購買力與國際市場上的購買力的變化是不同步的。但從廣義的匯率市場來看，一種貨幣（對各種貨幣）的匯率變化又沒有對稱性，而是有升有降、參差不齊、千差萬別的。例如某時某刻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兌日元貶值、對歐元不升不貶等等。

囤積頂級貨幣的風險來自兩個方面，首先是頂級貨幣的國內購買力下降的風險，主要是指貨幣發行國CPI的上漲而導致其本幣在國內貶值即所謂通貨膨脹的風險；第二種風險是該類貨幣的國際購買力下降的風險。這種風險的表現形式是該貨幣與其他貨幣匯率的變動，以至於對外貶值、在國際上購買它國的商品數量下降的風險。

通常，各國的貿易商為了避免因匯率波動的損失，往往傾向於在國際貿易中選擇收取好貨幣，也就是說用頂級貨幣進行貿易結算，其產生的一種連鎖的經濟反應是，對某種貨幣的追捧必然會造成該種貨幣的稀缺。而這種頂級貨幣短缺的後果，使世界貿易市場缺乏一種受到信任的結算貨幣，而這種一流貨幣的短缺將造成世界貿易量的萎縮，進一步抑制全球經濟的增長。

例如國際金融史上發生的“美元荒”。戰後，佈雷頓森林體系形成後，美元成了關鍵貨幣，各國央行、各國貿易商對美元的追逐達到了頂峰，嚴重影響了彼此間的雙邊貿易開展。

從貨幣作為交易的媒介功能來看，早期的“美元荒”是指西方各國普遍缺乏美元用以支付大量對外貿易逆差的狀況。而不能僅僅理解為作為貨幣發行方，由於美國的黃金庫存有限，以至於美元的貨幣發行量不足。

狹義的“美元荒”是指美國國內市場並不需要投放那麼多貨幣，而美國的對外投資又受到限制，因此流出美國的美元數量有限，美聯儲向國際市場供應的貨幣有限，這是以供應量短缺為特徵的。例如，二次大戰後，美國經濟實力大大增強，生產發展很快，商品供應充足。而其他西方國家則因受戰爭破壞，物資匱乏，資金短缺，經濟一時難以恢復，因此不得不從美國進口大量商品。但又沒有充足商品可供出口，也沒有足夠的黃金儲備可用於支付進口，這些國家對美國的國際收支發生大量逆差的狀況是短缺美元造成的。在1947年，西歐的對美貿易逆差達97億美元，但同期西歐的國際儲備總額僅僅是67億美元 。

對此的解決辦法，是美國增加對世界市場的貨幣投放，也就是說，美國在輸出商品的是同時，也要輸出貨幣，這就是戰後美國謀劃馬歇爾計劃的一個重要原因。

廣義的“美元荒”則是指由於美國經濟復甦，美元指數上升，美聯儲頻頻加息等一系列貨幣政策的推動，導致美元從新興市場國家迴流美國，引起國際市場上的美元貸款價格上漲，這是一種以利率上漲為特徵的“美元荒”。

“美元荒”的另一個極端是美元過剩。

量化寬鬆（QE）、流動性氾濫，都是美元過剩的代言詞，其表現形式為國際市場上對美元的需求銳減、同業拆借利率下降、銀行存款利率為負。

但長期的低利率將伴隨著美國的CPI上升，而美元實際購買力下降，使持有大量以美元為外匯儲備貨幣的國家利益受到損害。

假如各國央行氣定神閒地手持大量美元外匯儲備現金，不去購買美債，那麼這些美元又將歸屬何處？權衡再三後還是購買美國國債為最佳選擇，是故美國債務飆升，如同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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