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天庫祿到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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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以二十四衙門為基本主體的宦官機構，集中設定在京城之內。
但在京城之外，也有不少常駐或臨時派出的宦官機構，主要包括以下幾種型別：
1、少數特殊地區的守備太監
明代在南京、天壽山、風陽、湖廣承天府等少數具有特殊政治意義的地區設定有常駐的守備太監。
南京守備太監：
南京系明初都城。
明王朝遷都北京後，仍以南京為留都。南京是當時江南地區政治、軍事、經濟的中心，又是明代開國君主朱元璋的陵墓孝陵所在地。
由於上述因素：
明代統治者對於南京給予了特殊的重視。掌管留都事務的最高長官，是為南京守備（外臣），“以公、侯、伯充之，兼領中軍都督事”（《明史·職官志》)。
留都亦設有六部九卿等一套機構。
除此之外，明代統治者自洪熙元年(1425年)起，又加派了南京守備太監一員，下亦有內府二十四衙門等套宦官機構。
南京守備太監的職掌為，“護衛留都，為三千里外親臣，轄南京內府二十四衙門、孝陵神宮監等官，奏進神帛，鮒魚、苗姜等鮮。”（《明宮史·內府職掌》）
南京守備太監為司禮監外差，初設一員，後為正、副二員，然實際添設三員乃至四員的情形亦常發生。
天壽山守備太監：
天壽山系明代諸皇陵的集中之地，故亦設守備太監一員，轄十二陵掌印、僉書、工部廠掌司等官。
其職掌為“轄各陵守陵太監，職司護衛”(《明史·職官志》)。每歲辦進松花、黃連、茶、核桃、榛慄等果。各陵皆有晾果廠在京。
鳳陽守備太監：
鳳陽系明太祖朱元璋的故鄉，亦其祖陵所在地。
故亦設守備太監一員，轄僉書數十員。掌護衛皇陵，兼管高牆犯罪宗室。
湖廣承天府守備太監：
明世宗朱厚熜系由藩王入繼大統，藩邸所在舊日安陸州。
朱厚熜入繼帝位後，改安陸州為承天府，並在此設守備太監一員，轄僉書數十員，職掌為護衛顯陵（朱厚熜生父興獻王朱祐杬陵墓)，兼轄承德，荊襄地方，每年進茶、扇、葛布、手巾等物。
2、分駐各地的鎮守太監、分守太監、守備太監
鎮守、分守與守備，本為明代武官職銜。
“總鎮一方者為鎮守，獨鎮一路者為分守，各守一城一堡者為守備，與主將同守一城者為協守。”（《明史·職官志》）
奉派負責監督防地軍事的宦官，襲用上述職銜，稱為鎮守太監、分守太監、守備太監（此處之守備太監與上述少數特殊地區的守備太監性質有所不同)。此外，又有監槍之名。
據《明史·職官志》：
“鎮守太監始於洪熙遍設於正統，凡各省各鎮無不有鎮守太監，至嘉靖八年後始革。”
實際上，早在洪熙之前的永樂年間，宦官出鎮的現象即已大量發生。
永樂初年，明成祖在派遣武官出鎮邊地時，“別選宦官有謀略者與之偕行，賜公侯服，位諸將上”（《明通鑑·卷十四》）。
自洪熙之後，宦官具銜（或鎮守、或分守、或監槍、或守備）出鎮者人數不斷增加，出鎮地區漸趨廣泛。宦官出鎮，初在邊地，後在內地亦漸添設。
除各省，各重鎮之外，甚至各府、各邊關隘口等處也多有宦官出鎮。
至明英宗正統、天順年間，即已達到了凡各省各鎮無不有鎮守太監的程度。
明憲宗即位之初，詔令“浙江、江西、福建、陝西、臨清鎮守內外官，諸邊鎮守內官，正統間所無者悉罷之”。
但實際上鎮守宦官非但沒有“悉罷”，反而比前又有增設，“鎮守、守備內宮視天順聞逾數倍”(《明史·汪奎傳》)。
明武宗即位，也曾下詔“革天下守備內官非舊額者”，然“詔墨未乾，弊端復作”。
正德元年（1506年），曾有朝臣上疏奏請“盡取沿邊內臣聞京，所帶頭目盡行革去”，並具體建議：
“如山東臨清之鎮守，湖廣行都司及密雲、懷來、建昌之分守，宣大、甘寧、廣寧之監槍，山海、龍門、永寧、大同、朔州之守備，皆所當革；其奏帶頭目通行嚴禁，不許逾數”。
但此建議並未被明武宗採納。
次年，在邊關隘口等處，除舊設守備內臣之外，又“添補凡十二處”。
明世宗嘉靖年間，曾詔令廢撤天下鎮守宦官。據《明史·職官志》雲：
宦官出鎮“至嘉靖八年後始革”。
另據《明史·宦官傳》雲：
進宗“盡撤天下鎮守內臣及典京營倉場者，終四十餘年不復設”。事實上，當時既沒“盡撤”，事後亦有“復設”。
如嘉靖十七年時，即“復遣內侍出鎮守”(《明史·謝瑜傳》)，“雲貴、兩廣、四川、福建、湖廣，江西、浙江、大同等邊各仍設一人”。
嘉靖之後，鎮守宦官雖未絕跡，但其設定確實有了大幅縮減。至明代末期，復又重新出現了“內閹紛紛出鎮”的局面。
出鎮宦官的職務範圍，本為監督防區軍事，但防區內的民情政事無疑也在其監視之下。
除了進行監視密報之類的特務活動之外，出鎮宦官常常憑藉權勢越界行事，直接干預地方刑名政事。
有的“掣諸司之肘，決獄惟貨，多不以情”；有的“逮治四品以下官”；有的“擅執軍職，受民訟”；有的“擅理公事，賊殺不辜”；有的“挾勢奏舉三司官賢能，並劾不職者”等等。
正德年間，經正德皇帝批推，出鎮宦官遂取得了干預總制防區政事的合法權力。
時權閹劉瑾專擅朝政，乃“敕各鎮守太監預刑名政事”。“各處鎮守中官輒假以便宜行事”，甚至能夠“請敕總制三司裁決各衙門大小事”，事實上成為了所鎮守地方的最高長官。
劉瑾死後，此種情況仍有存在。類似這樣經特准而得以“兼轄地方”、“兼理民事”、“賜符驗旗牌”的出鎮宦官，正德前後均有記載。
出鎮宦官的舉用派遣事務，系由司禮監主持。
出鎮宦官的身份，有太監，有諸監左右少監，也有諸監左右監丞等。
明代後期，因宦官勢盛，主事者“獻媚”，凡出鎮宦官“俱票注太監二字，遂以為例”。
3、與軍事有關的其他名目的派駐宦官
除了上述鎮守、守備等具有相對固定的防區的出鎮宦官之外，明代派駐軍隊系統的其他名目的宦官主要還有兩種型別，一是提督京營，二是出任監軍。
提督京營：
所謂京營：
即負貴守衛京城的京軍，系明代征伐用兵時的主力部隊。據《明史·兵志》，宦官提督京營，始於明成祖永樂年間。是時，創置京軍三大營，即五軍營、三千營、神機營。
其中五軍營設提督內臣一人、武臣二人，三千營設提督內臣二人、武臣二人，神機營亦設提督內臣二人、武臣二人，該營分為五軍，其中軍又設坐營內臣一人，武臣一人，其下四司又各設監槍內臣一人、武臣數人。
三大營互不統屬，至洪熙時始命武臣一人總理營政。景泰年間，改三大營為十營團練，總由兵部尚書于謙及宦官劉永誠、曹吉祥等人節制，其下又由宦官和武臣分別提督各營。
天順年間，撤罷團營，恢復三大營之制。宦官曹吉祥“遷司禮太監，總督三大營”。
明憲宗即位後，又恢復團營，增為十二營團練，各營“監以內臣”，“又用（宦官）汪直總督團營，禁旅專掌於內臣，身帝始也”。
實際上，京軍專掌於宦官並非始自憲宗，早在英宗時宦官曹吉祥即已“總督三大營”了。
憲宗之後，京營之制又有數次變更。至明世宗嘉靖年間，悉罷團營，復三大營舊制，“罷提督，監槍等內臣”，由武臣一人總督京營戎政。
明熹宗時，權閹魏忠賢用事，“立內操，又增內臣為監視及把牌諸小內監”。
至崇禎年間，“京營自監督外，總理捕務者二員，提督禁門、巡視點軍者三員，帝（朱由檢）皆以御馬監、司禮、文書房內臣為之，於是營務盡領於中官矣”。
派駐京營的提督太監、坐營太監、監槍太監，照例由司禮監負責揀選。京營的檢閱事務，亦由司禮太監負責。“故事，京營兵每三年遣司禮太監一人閱視。”
提督京營，多為宦官兼職。兼掌營務期間，本監職銜仍可不免。
出任監軍：
明代宦官監軍，始於永樂年間。“既而內監添置益多，邊塞皆有巡視，四方大征伐皆有監軍”。
明未崇禎年間，“時兵事益亟，帝命京軍出防剿，皆監以中官”。
監軍一般系臨時派遣，主要是對出征軍隊進行監督。
類似的職使名目，還有觀軍、巡視，監視、勞軍、監餉，等等。
為了提高監軍宦官的地位，明代又有“總監”之名，如崇禎帝朱由檢即曾“特命（宦官高起潛）為總監”。
總監的地位高於一般監軍，“以總督體統行事”。
除監督出征軍隊之外，明代宦官直接統出征者亦大有人在。
如永樂三年，“遭中官鄭和等率兵二萬七千餘人，遍歷西洋諸國。復遣中官山壽帥師出雲州。此（宦官）將兵之始”。
再如正統四年，“遣太監吳誠、（曹）吉祥監督諸軍討麓川宣慰司任發，敗績。此內臣總兵之始也”。
又如正德五年，“命御用監太監張永總督寧夏等處軍務。兵部言，舊無總督軍務太監關防，特造給之”。
正德六年，“劉六、劉七反，命宦官谷大用總督軍務，偕伏羌伯毛銳、兵部侍郎陸完討之”。
由上可知，統兵監軍的宦官自至有直接加授“總督軍務”頭銜者。
4、與經濟有關的各類派駐
宦官明代與經濟事務有關的派駐宦官名目甚多，主要有市舶太監、監督倉場太監、稅使、礦監、採辦，織造、燒造等。此外，還有充使主持茶馬貿易、監視鹽務等。
提督市舶太監：
明初即在東南沿海地區設定了市舶提舉司，後一度罷撤。永樂初年復置廣東、福建、浙江三市舶司，命由宦官提督。嘉靖初年，罷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廣東市舶司。所罷市舶司，後又有復設。自永樂之後，各市舶司例由太監提督。
市舶司的職掌為：
“掌海外諸蕃朝貢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偽，禁通番，徵私貨，平交易，閒其出入而慎館穀之”。
除管理海外貿易事務之外，市舶太監還能夠乞奉欽命獲得其他方面的職任許可權。
如明憲宗成化年間廣東市舶太監韋眷“請以均徭餘剩六十戶，隸舶司為造辦進貢之需”。
可知市舶太監亦掌管有關造辦進貢事務。成化年間的另一市舶太監林槐也曾奉敕獲取了“提督沿海職任”。
後至嘉靖年間，“提督浙江市舶提舉司太監賴恩，比（林槐）例乞換敕諭，兼提督海道，遇警得調官軍，有旨許之”。
可知市舶太監還一度具有提督沿海、調動官軍之權。
另據有關記載：
泉州城內有“市舶內臣公署”，“洪武八年，建織染局於府治東南光澤坊內；成化十六年，太監尚春以其地建市舶府”。
可知市舶太監駐地建有正式的公署官府。
監督倉場太監：
《明史·職官志》雲：“各倉、各場俱設監督太監”。
明代中央政府直轄的漕倉，初由戶部管理，後加派宦官監督。
“諸倉初不設中官，宣德末，京（師）、通（州）二倉始置總督中官一人，後淮（安）、徐（州）、臨（清）、德（州）諸倉亦管監督。”
明代中央政府的庫藏，最主要者是為內府十庫。各庫名義上分屬政府各部，但均由宦官負實際管理之責。
明代的皇莊，設有管莊太監。明代的草場，亦遭宦官監管。
稅使：
自明初開始，即已委遣宦官監督核查各地稅務。
其後，各地稅務機構抽分廣由宦官出領的現象漸次增多，關津城門的稅收事務亦多由宦官監管。
嘉靖初年，明世宗曾一度將抽分中官”“多所裁革”，但為時不久即又派遣宦官出領抽分廠。
至萬曆年間，更是大量派遣宦官出任榷稅之使，直接控制各地的稅收事務，乃至出現了“各省皆設稅使”，“通都大邑皆稅監”的局面。
據《明史·食貨志》記載，當時榷稅的“中官遍天下”，“高宷於京口，暨祿於儀真，劉成於浙，李鳳於廣州，陳奉於荊州，馬堂於臨清，陳增於東昌，孫隆於蘇、杭，魯坤於河南，孫朝于山西，丘乘雲於四川，梁永於陝西，李道於湖口，王忠於密雲，張曄於蘆溝橋，沈永壽於廣西，或徵市舶，或徵店稅，或專領稅務，或兼領開採”。
這些稅使所到之處，“樹旗建廠”，收羅爪牙，建立了所謂“中使衙門”。
稅使的職掌，主要是主持管理各地稅務，但亦多有“請假便宜得刺舉將吏”、“請節制有司”者。
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詔罷採礦，以稅務歸有司，而稅使不撤”。直至明神宗死後，繼位的明光宗始以神宗遺詔“撤回稅監”。
礦監：
明初自永樂年間即曾派遣宦官核查礦務。
景泰年間，開採浙江、福建銀場，亦命宦官提督其事。天順年間，也曾派進宦官前往浙江、雲南、福建、四川等地課取礦稅。
大規模地派遣宦官主持各地採礦事務，則始於萬曆年間。據《明史·食貨志》記載，自萬曆二十四年之後，差往各地的礦監“中使四出，各礦監皆給以關防。礦監與稅使，或專遣，或兼攝。
採辦：
派遣宦官至各地採辦各類物資，始自明初，迄至明末。
其間雖然也曾屢次下語撤罷諸處採辦，但“內使屢敕轍還，而奉行不實”。
明神宗時，“內使雜出，採造益繁”。明熹宗時，“一聽中官，採造尤夥”。
宦官採辦物質的範圍甚廣，採木，採珠、採香、採藥、採書、採金玉寶石、採禽鳥花木、採果品海鮮，大凡宮廷衣食住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質幾乎無所不採。
各地進貢朝廷的物品亦由管運內官負責押送。
織造：
明代負責生產宮廷所需紡織品的各地織造，亦派駐宦官監管。
明初即在蘇杭等地設織造局，初由地方官督造，自永樂年間始遣宦官監督織造。其後，差遣宦官提督織造遂成慣例。
天順年間，遣中官往蘇松、杭、嘉、湖五府於常額外增造綵緞七千匹，“增造坐派於此始”。“至世宗時，其禍未訖。
即位未幾，即令中官監織於南京、蘇、杭、陝西。穆宗登極，詔撤中官，已而復遣。”
萬曆年間曾一度“取回織造內臣”，但“未九復遣中官”，“添織漸多”。
後又“令稅監兼司，奸弊日滋”。各地織造最初“間行間止”，以後因“相沿日久，遂以為常”。
蘇杭等處織造太監地位頗高。“有敕諭關防，秩視秉筆，而安逸尊富過之”。織造太監之下，又有副使、司吏，堂長、寫字等職役。至崇禎初年，停止宦官提督織造。
燒造：
燒造之事，主要負責燒製官廷所需的磚瓦瓷器。時多委派宦官管理監督瓷器的燒造。據《明史·食貨志》記載“宣宗時始遣中官張善之饒州，造奉先殿几筵龍鳳文白瓷祭器，滋州造趙府祭器。逾年，（張）善以罪誅。罷其役。”
正統年間，“敕中官往督更造”。“成化間，遣中官之浮樑景德鎮，燒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費不資孝宗初，撤回中官，尋復遣。弘治十五年復撤。正德末復遣。”
嘉靖至萬曆年間，燒造之事盛行不絕。萬曆末年之後，“役亦漸寢”。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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