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軍軍銜如何晉升
10月底，車里雅賓斯克地區兒童臨床醫院的一組醫生輪換前往頓巴斯，他們並不是第一批同意前往特別軍事行動區的醫生。與此同時，七名醫務人員將從該地區返回。他們的目的是幫助頓巴斯的平民。（文章太長，手機無法調整格式，請見諒）
我們車里雅賓斯克地區早在今年春天就開始幫助頓巴斯的平民了。志願者中有克里門庫爾村門診部主任亞歷山大·克魯格利亞科夫。他向記者分享了他對在爆炸尚未平息的地區出差的印象。
對一名支援頓巴斯前線的醫生的專訪
一、我沒有告訴任何親戚
據我所知，我們的第一批醫生早在8月份就出發了。醫生告訴我們，如果有人想去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可以寫一份宣告。起初我不打算去，不過我一起值班的同事說動了我。他說：“我要去，我要建立一個完整的團隊”。“我不知道是什麼讓我決定出發——也許是金錢，也許是愛國主義，也許是其他的東西……那是我第一次思考”。但他沒有告訴任何人，甚至在工作中也沒有講。9月22日，星期四，副部長打電話給我說：“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你去嗎？”“去的話，星期六出發”。我想知道為什麼時間這麼短。它一點準備時間都沒有，有些不可理解的。前一天的9月21日才開始部分動員。副部長安慰說，我們將向當地居民提供醫療援助，而不是軍事援助，因為許多醫生因軍事行動而離開了：有些人出於政治原因去了烏克蘭，有些人去了俄羅斯，只留下了少量醫生，那裡的醫療援助水平非常低。此外，人道主義援助也需要被派往那裡，我們要按照一份相當大的藥品清單，將藥品分發給有需要的人”。他們不知道頓涅茨克有什麼裝置，什麼環境，副部長告訴我們：“你來了，就告訴你們一切。”
我問了一個關鍵問題：“我能隨時回家嗎？”他說：“是的，如果你覺得有什麼危險或家庭裡出了狀況，你可以隨時回來去”。
我把這件事與在場的醫生聊了聊。我讀了一讀情況，意識到有些人不想去，只想留下來。我想，如果那裡每天都有槍聲，那太危險了，他們不會有這樣的願望。
從週四到週五，我都在值班，同時與同事們交談，醫生中帕維爾·魯道夫·尤斯圖斯是一名前軍人，重症監護室也有一些人去過熱點地區。最後，每個人都說：一定要去。星期五早上我來辦理證件。與我們同行的有來自該地區的兩名醫護人員亞歷山大·葉菲莫夫和阿列克謝·波波夫（後來我們在同一個團隊），心臟病醫生尤里·雷庫諾夫和我們救護車上的一名女護士，兩名司機——共有7人。我們與災難醫學中心簽訂了30天的工作合同，以後如果需要，還可以續簽，然後我們購買了機票。
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乘飛機頓河上的羅斯托夫，再過頓涅茨克到多庫恰耶夫斯克。我沒有告訴家人去頓涅茨克的事。我不能說我要直接去戰場，因為這會讓他們恐慌到歇斯底里的。由於戰爭的爆發，許多人被妻子、母親和親戚拒之門外。我只是對他們說，我要從醫院到羅斯托夫工作兩週。不過家人們敏銳地發現了異常，他們說“我們等你從頓涅茨克回來”。當然，當妻子發現情況後，她還是陷入了恐怖的安靜中。
對一名支援頓巴斯前線的醫生的專訪
二、到達頓涅茨克醫院
在頓涅茨克我遇到了米哈伊爾，他本人來自車里雅賓斯克，但現在在那裡負責解決許多問題。令我驚訝的是，頓涅茨克是一個乾淨整潔的城市，甚至不能說那裡正在進行任何軍事行動。米哈伊爾解釋說，例如，在路上，一切都會被及時修補好，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如果可能的話，修理人員會立即趕到。頓涅茨克共和國政府大樓幾乎每天都會被炮彈擊中，你剛看到它全都炸碎了，但它很快就被修復了。這座城市有交通、良好的道路、路標、照明，但幾乎沒有人。
已經是晚上了，米哈伊爾把我們帶到了多庫恰耶夫斯克，我們在那裡駐紮著。事實上，多庫恰耶夫斯克已經被炸到無處可藏。在那裡，我們和弗拉基米爾一起生活，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值得我們努力奮鬥的城市，我們一起重建它。
到了醫院，有病人在那裡。我們小心地、安靜地，弓著身走，這樣就不會打擾任何人。那裡的條件很好，我們吃的食物在醫院吃，也可以自己做飯：廚房裡有兩個燃氣爐，微波爐，附近的商店，買食物是沒有問題的。當地的護士很歡迎我們，幫助我們把衣服洗了。
我們只通過電話與家人聯絡。我們被告知：“關閉資料功能和地理定位功能”，因為你可能被跟蹤，炮手可以透過這些資訊或地理定位工作。俄羅斯手機運營商訊號也覆蓋不了那裡，只有電話能通。他們輪流打電話，因為一個人接通後，其他的電話就很難接通了。起初，我試圖欺騙自己，隆隆聲是放煙花。當我們到達時，遠處有閃光和隆隆聲，就像煙花聲音一樣，但當隆隆聲在附近的某個地方時，它真正引起了我的不安。
當地人已經學會了區分：這是敵人的，這是我們的，這是朝我們打過來的。我們有一個護士叫阿努什卡，她說：“我們的戰士做得很好，防空系統能起作用。我的意思是，當一個炮彈飛向我們，他們能用防空系統擊中它“。“如果你想上廁所，不要亂走：可能有地雷。”
三、開展醫療援助工作
現在留在那裡的人大多失業，靠救濟金生活，賣花園裡種植的東西。我們走遍了整個地區——茲拉託烏斯托夫卡、諾沃托里茨基、羅夫諾波爾、尼古拉耶夫卡、赫列博達羅夫卡等村莊。最遠的定居點距離90公里，最近的定居點也有35公里，我們有三輛救護車，一輛輕型車和一輛FAP移動車。每天早上8點，我們都會聚集在一起，坐下來，開車到村裡舉行接診會。我們都安排好了行程表，在指定的日子裡，留在村裡的護士會邀請村民們定時過來檢查。
我們是這個地區的第二個組醫療團隊，我們跟著第一組一起巡診。剛來的時候很可怕。他們說：“我們儘可能地儲存醫療裝置。”
據說，2月份烏克蘭軍隊駐紮在那裡，心電圖和電腦被偷了，所有的東西都被拿走了，但這所醫院仍然是頓涅茨克最好的醫療機構之一了。人們很完病後很高興地走了，因為在此之前，他們的醫學都是收費的，他們很多半年沒有看到醫生，有些甚至不記得他們就當服用什麼藥物。有病人帶著200的血壓來，他們中的許多人甚至沒有血壓計，因為很多人疏散了，很多人的房子被炸了，根本沒有機會買。
許多人患有高血壓、骨軟骨病、迴圈障礙性腦病（慢性腦迴圈不良），80%的人抱怨睡眠不好，問我“我是不是有神經問題”。有人帶著一個真正的神經衰弱的人來了——人們害怕，人們累了，軍事行動已經厭倦了，他們渴望和平。對他們來說，我們來了，有人幫助他們，有人想到他們，這是非常不尋常的。謝謝你，他們甚至試圖給我們錢，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了。我們有一份很長的人道主義藥品清單，我們按規定分發。平均每天有三到四個病人住院：有心臟病發作的，急性膽囊炎的，患有闌尾炎的。當他們第二次或第三次來的時候，人已經少了，很明顯，該接受治療的人正在接受治療，訪吃藥的正在服用藥物。
我們去了有一個很大的地區叫做Zlatoustovka，病人從周圍的小村莊蜂擁而至：有人開車來，有人帶親戚來，我們都等著接待他們，一直工作到最後一個病人，再待候到14點。因為從下午4點起實行宵禁，就沒有什麼人了，部隊將開始更積極的戰鬥行動，我們還得回醫院去。“我從來沒有學會過在爆炸中睡覺。”
自4日抵達多庫恰耶夫斯克地區以來，我們有17名軍人入院。他們都是志願兵，我們沒有看到任何被動員的人。今晚之後，我們意識到這是多麼嚴重。來自弗拉基米爾的創傷學家和外科醫生在立即開始手術，但他們沒有時間幫助每個人。大約凌晨一點，他們來找我們，我們都去幫忙。軍人把傷員放在X光下，我們幫助做手術。正是在那時才明白，我們所有人都在做同樣的事情。只是白天、晚上睡在不同的地方。
我們團隊中的前軍人經歷過車臣戰爭，他平靜地處理著緊急手術，我們平民則不行。他們不會離開醫院，只會去商店買食物，然後去郵局連線當地的SIM卡。有一天，我聽到一個巨大的口哨聲從後面突然逼近。我立即臥倒地上。當我抬起頭，才發現，是孩子們來了，他們看著我，笑著。原來，這是一架干擾機飛過頭頂。對於當地人來說，這是很常見的，他們甚至都不用轉身。
對一名支援前線醫生的專訪
對一名支援前線醫生的專訪
對一名支援頓巴斯前線的醫生的專訪
四、回家後的狀態
從那以後，當我在家的時候，我就非常欣賞安靜——家裡很安靜，沒有什麼地方會爆炸，這是值得感到幸福的事。
還會去嗎？當你想要退縮的時候，打起精神來。我們團隊的座右銘是：“我們是醫生，如果不是我們上，那上誰上？”“這很難，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幸運的是，我們團隊的救護人員，他們有鋼鐵般的神經。
如果不是特別行動還在進行，我甚至可能考慮搬到那裡，那裡的氣候非常溫和，10月份一切都是綠色的，溫暖的，每天早上我都能吃到時周圍長的新鮮核桃。
但目前還不行，戰事還太緊張了。
11月初，有訊息稱，車里雅賓斯克地區兒童醫院的醫生將前往頓巴斯。代表團由首席醫生Galina Kireeva率領，該地區首席兒童外科醫生Nikolai Rostovtsev也參加了小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