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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曉原:科學看待四大發明,駁極挺派和死批派

作者:由 文匯報 發表于 易卦日期:2023-02-05

抄佛經用什麼紙和筆

江曉原:科學看待四大發明,駁極挺派和死批派

江曉原(文匯講堂107期嘉賓)

【導讀】近日與四大發明及相關事件的討論,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我們在討論四大發明的時候,應當秉持什麼態度,真的容不得質疑嗎?作為科學史專家,江曉原早於2011年就在媒體刊發署名文章《關於四大發明的爭議和思考》,文章指出,“四大發明”一直就有爭議,“爭第一”可以說是產生爭議的一個癥結點。中國人四大發明的發明權,雖然遇到一點點挑戰,但基本上還是穩固的。對這四個偉大發明,我們仍然可以認為是中國人的驕傲。今日舊文新發,以培養科學素養。

江曉原:科學看待四大發明,駁極挺派和死批派

我們從小受教育,對四大發明都很熟悉,也一直將它們當做中國的榮光。但另一方面,對四大發明的爭議和批評也很多。這些批評有的很誇張,情緒比較激烈。所以四大發明值得我們略加討論。

四大發明最早出現在培根的《新工具》裡,只有三大發明:火藥、指南針、印刷術,沒有造紙。培根說這三項發明改變了世界歷史,但他並沒說這三項發明是誰做出來的。他認為這些發明的來歷是不清楚的。稍後馬克思基本上承襲了培根的說法,也是說三大發明,馬克思說火藥把騎士的城堡炸得粉碎,指南針造成了地理大發現,印刷術變成新教的工具,最後成為改變這個世界的槓桿。但是馬克思也沒有把這三個發明歸於中國。

從三大發明變成四大發明,最初是來華的耶穌會士艾約瑟(Joseph Ed-kins,1823~1905),他把造紙放了進去。最大的功勞要歸李約瑟,他大力讚美和強調這四大發明是中國人做出的貢獻。李約瑟長期研究中國科學史,不斷稱頌中國古代的科技成就,他被視為“中國人民的偉大朋友”。四大發明透過李約瑟提倡之後,進入了我們的教科書。

對四大發明的質疑中,部分有道理,部分屬於情緒化

有關四大發明的爭議中,聽上去最有顛覆性的一條是:今天全世界用的都是黃色炸藥,而中國人所發明的火藥是黑火藥,這是完全不同的兩個系列,那些反對四大發明中關於中國發明火藥的人就揪住這一點不放。雖然宋朝沈括在《夢溪筆談》裡記載了畢昇的活字印刷術,但是既無實物傳世,也未能推廣。批評四大發明的人就抓住這一點,說畢昇的活字即使是真的,也是不能商業化的,甚至懷疑它的真實性。20世紀70年代在中國陝西灞橋發現了一些 “紙”有些人堅持認為那是紙,於是所謂“灞橋紙”變成一個爭議的問題。

另一個爭議的問題是指南針,這又和司南及水、旱羅盤聯絡在一起。提出爭議的人質疑:中國古代到底是真的發明了指南針,還是隻不過發現了地磁現象?另外關於水羅盤、旱羅盤的爭議也相當多。有些人認為,旱羅盤是西方人發明的,水羅盤可能是中國人發明的,但是也有爭議。這一系列爭議的源頭是司南。而司南有一個致命弱點,即只有古代記載,卻至今沒有人能用天然磁石將它複製出來。

我們應該承認,這些批評裡有一部分是有道理的。但是許多爭論都是情緒化的,要挺四大發明,可以挺到極端;要批四大發明,也可以批到極端。這兩個極端,是從夜郎自大到虛無憤青。而我們現在要做的,則是心平氣和地來考察這些爭議。

江曉原:科學看待四大發明,駁極挺派和死批派

江曉原著作《今天讓科學做什麼?》(左)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中國古代技術文化》(右)中華書局出版。

黑火藥是北宋軍隊標準裝備,傳到歐洲將城堡炸得粉碎

古代中國人發明的火藥,是用硫磺、硝石和碳按照一定配比混合成的黑火藥。這從唐代一些煉丹文獻裡就可以看到,最初它很可能是煉丹家無意中發現的。這裡最重要的一個年份是公元1044年,這年北宋編纂了《武經總要》——類似當時北宋國家軍隊武器裝備的標準教科書,書中出現了三個黑火藥的配方。這表明至少到公元1044年,火藥已經成為北宋軍隊的一項標準裝備。

企圖動搖中國人在火藥上的發明權有兩條路徑:一條是試圖從西方古代文獻中找到一些比北宋更早的火藥記錄,另一條是糾纏黑火藥和黃色炸藥的區別。

第一條路徑上,爭奪黑火藥發明權的大致有這樣四個候選者:希臘火、海之火、印度和培根。這裡我們先要區別燃燒劑和火藥。燃燒劑在燃燒時需要外界供給氧氣,而火藥本質上是一種“自供氧燃燒”,即火藥本身能夠提供氧。在黑火藥中,硝石就是用來提供氧的。上面四個候選者中的希臘火、海之火,確實有年代很早的記載,希臘人和拜占庭軍隊曾用它們焚燒敵艦,但它們都是燃燒劑,所以實際上沒有資格與黑火藥競爭。第三個競爭者是印度,但是比較權威的觀點認為,印度直到13世紀還沒有火藥,最早在印度出現的火藥實際上是元朝軍隊遺落在那裡的。所以印度作為爭奪黑火藥發明權的候選者是比較弱的一個。最有趣的是13世紀的著名學者羅傑爾·培根(RogerBacon,1214~1294)。一些西方人認為培根已經發明瞭黑火藥,他們的依據是,據說在培根的著作裡有一個用隱語寫成的黑火藥配方。西方有人把這個隱語透過調整字母順序,甚至新增字母的方式,“釋讀”成了一個黑火藥配方。但是這種“釋讀”方法本身就站不住腳,況且即便培根真有這樣一個黑火藥配方,也在《武經總要》之後兩百多年,所以培根仍然不能爭奪黑火藥的發明權。

既然可以確認黑火藥是中國人發明的,那麼我們再來解決黑火藥和黃色炸藥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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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經總要》記載的火藥配方

今天全世界用的炸藥都屬於黃色炸藥系統。黃色炸藥來源於公元1771年發明的苦味酸,最初是作為染料的,後來發現這種黃色染料有很強的爆炸性質,1885年法國第一次將它用於軍事用途,裝填在炮彈裡作為炸藥。這樣一來,問題就很清楚了:當年馬克思說火藥把騎士的城堡炸得粉碎,顯然不是說1885年之後的事情,起碼在17世紀就已經發生了。那是被什麼炸碎的呢?當然是被中國人發明的黑火藥炸碎的。

至於黑火藥向西方的傳播,恩格斯的論斷比較可信。恩格斯對軍事史有興趣,他總結出火藥西傳的路徑:從中國到印度,再從印度到阿拉伯,然後從阿拉伯到歐洲。在這個過程中,歐洲騎士的城堡被黑火藥炸得粉碎。因此中國人發明的黑火藥確實改變了世界歷史。

東漢蔡倫發明造紙已是定論,包含了對紙的傳統定義

本來我們都知道東漢的宦官蔡倫發明了一種造紙的方法,其法簡單經濟,這一直是被作為定論的。許多西方學者也贊成這一定論。在這個定論裡,包含了對紙的傳統定義。

為何提出“灞橋紙”是自尋煩惱呢?因為將這些近似爛棉絮的、最大隻有巴掌大小而且沒有書寫證據的東西稱為紙,實際上就降低了紙的技術標準,放寬了對紙的定義。此舉帶來的後果,則是中國在造紙上的發明優先權反而有可能喪失!

為什麼呢?如果允許放寬對紙的定義,那如何對待埃及的紙莎草紙?紙莎草紙在公元前3000年就有了。而且今天在世界各大博物館裡藏了很多紙莎草紙的作品,上面有顏色鮮豔的圖畫和文字。如果執意要把灞橋發現的絮狀物說成紙,那古埃及那些有大量圖畫文字在上面的、用植物纖維做成的紙莎草紙,能說它不是紙嗎?而一承認埃及的紙莎草紙也是紙,那中國的造紙發明優先權就喪失了——紙莎草紙比蔡倫造紙早了3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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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陝西出土的灞橋紙,右下:埃及的莎草紙

中國人發明了指南針還是地磁現象,與司南能否復原有關

中國關於指南針的歷史文獻記載是相當晚的,但一講司南,我們就把它的歷史提前到先秦。許多人甚至在《韓非子》中找到了證據,認為戰國時期就有司南了。司南的標準圖案(一個天然磁石做的湯匙)在小學課本里就有。但是迄今並未發現任何古代的司南實物,這個圖案實際上是王振鐸在20世紀40年代假想出來的。該圖案後來上了1953年的紀念郵票,於是成為定論:中國人在戰國時代發明了司南。當年王振鐸的報告說他已經用天然磁石複製成功司南,但是這具司南從來沒人見過,至今下落不明。現在博物館中陳列的司南,通常都是合金製造的,並用電磁線圈對它充過磁,這樣才能夠指南。這樣的陳列品不能稱為複製。

涉及司南的最早文獻是 《韓非子·有度》,但從上下文來看,其中所說的司南並不是指一個器具,而是類似於我們說的“規矩”、“法度”這樣的意思。已經有人寫論文詳細分析了中國古代大量文獻中出現的“司南”字樣,其中有很大的比例並不是指能夠指南的器具。要證實先秦時代就有司南,只有兩條路徑:一、發現一個古代司南實物,而且這個實物是天然磁石的,並且能夠指南;二、用天然磁石複製出一個真正能夠指南的司南。既然目前還沒有這樣的實物和複製品,那麼司南迄今仍然只是一個神話。

為什麼有很多人願意維持司南這個神話呢?因為司南這個神話和指南針的發明權有很大關係。有人認為中國人只不過發現了地磁現象,這和發明指南針還有距離;而如果我們戰國時代就發明了司南,那就能保障我們在指南針上的發明優先權。

韓《陀羅尼經咒》或大唐送去,中國雕版印刷優先權不動搖

培根和馬克思說的三大發明裡面有印刷術,印刷術包括了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雕版印刷比較簡單,就是讓刻工在一塊木板上,把我們要的文字或圖案雕出來。印刷的時候在這個木板上刷油墨,然後把它印到紙上。古代的雕版印刷都是這麼印的。通常我們認為現藏大英博物館的公元868年王玠印造的《金剛經》是雕版印刷最早的實物。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中國人在公元868年才學會雕版印刷,應該在這之前就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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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完整的古雕版

活字印刷就比較複雜了。宋代沈括《夢溪筆談》裡記載了畢昇用泥燒成活字,能夠用來印刷。但這只是一個記載,既沒有泥活字的實物傳下來,也沒有用這個泥活字印刷的東西傳下來。這個記載是不是可信?說實話也不是100%可信,但是我個人覺得它有80%可信。不過當時這個泥活字並沒有得到推廣,也沒有關於畢昇用泥活字賺錢致富的記載。從畢昇往後900年,中國的絕大部分書籍仍然都是用雕版印刷的。這說明泥活字沒有能夠在商業上取代雕版印刷。在泥活字之後又發明了木活字和金屬活字,這兩種活字也被嘗試過。但是這些活字都沒有商業價值。

爭奪中國人的印刷術發明權最厲害的是韓國。韓國人的做法分兩步,第一步是爭奪雕版印刷的發明權,如果這個被他們爭奪到了,整個印刷術的發明權就是他們的了,他們就可以說“韓國發明瞭印刷術”,那四大發明中的一個就變成韓國的了。

1966年在韓國一個廟裡面發現了一卷《陀羅尼經咒》,這是一份漢字的雕版印刷品。它的年代比剛才我們說的王玠印造《金剛經》的公元868年要早。這個《陀羅尼經咒》印刷的年代,可以肯定是在公元704~751年之間。因為公元704年這個《陀羅尼經咒》才被譯成漢文,而公元751年是韓國這個廟落成的年份,這個東西是在廟落成之前埋下的,所以可以確信是公元751年之前。於是韓國人在世界上造輿論,說他們發現的《陀羅尼經咒》比大英博物館藏《金剛經》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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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羅尼經咒》

但是韓國人完全迴避了一個非常致命的問題——這卷《陀羅尼經咒》是從哪裡來的?在當時,日本和朝鮮半島諸國都非常流行從中國進口佛經、書籍之類的東西,這些東西被當做珍貴的文化禮物。因此很多西方研究雕版印刷的專家都認為,這個《陀羅尼經咒》是在中國印刷了以後,送到朝鮮去的。因為當時這個廟落成的時候會需要這樣的禮物,這個《陀羅尼經咒》就是從大唐搞來的。這個《陀羅尼經咒》上面有幾個漢字,是武則天時代所用的特殊漢字。因此現代大部分中國學者和那些研究雕版印刷的西方學者認為,這卷《陀羅尼經咒》是在中國印刷了以後送到朝鮮去的。所以它的發現仍然不能動搖中國的雕版印刷發明權,相反還提早了中國雕版印刷術的實物年代。

當然這樣的解釋也不能說有100%的說服力,因為現在既沒有這卷《陀羅尼經咒》來自中國的直接證據,也沒有它是在朝鮮當地印刷的證據。所以學術界認為,韓國發現的這個《陀羅尼經咒》,並不能顛覆中國人在雕版印刷術上的發明權。但是他們確實也提出了一點點挑戰,儘管這沒有得到國際學術界的公認。

韓國有“世界最古老的金屬活字印刷品”,金屬活字上或有優先權

但是下面一件事情韓國人確實得分了。2001年6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在韓國清州發現的《白雲和尚抄錄佛祖直指心體要節》(印刷於公元1377年)為“世界最古老的金屬活字印刷品”。2005年9月,由韓國政府資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清州舉行了大型紀念活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承認朝鮮人在金屬活字上具有世界第一的發明權。當然這並未動搖中國在印刷術上的發明權,但是韓國得到了金屬活字上的優先權。因為朝鮮人確實非常熱衷於鑄造金屬活字,他們用金屬活字印了大量的書,所以在金屬活字上可能他們是有優先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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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雲和尚抄錄佛祖直指心體要節》

現在的情形是,韓國人企圖爭奪中國的雕版印刷術發明權,不太成功但也有一點小進展。在活字印刷上,他們要超過畢昇做不到。但是在金屬活字印刷上,他們佔了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認他們比中國的金屬活字印刷要早。

為什麼畢昇所發明的泥活字,以及後來的木活字和銅活字都不能推廣呢?直到現代西方的印刷術傳入之後,中國的雕版印刷才廢棄呢?在歐洲,古登堡在15世紀發明金屬活字,很快被商業化推廣了。而中國的活字印刷為什麼這麼難推廣?這是因為中文和西文之間確實有著一些根本的差別,我這裡只說兩點:

第一點是前期投入。以英文為例,26個字母,加上數字、標點符號等等,做一套只需要幾十個不同字元(當然需要大量複本)。但漢字不是這樣,在古代有幾萬個漢字,就是今天在簡體字普及之後,常用漢字也有幾千個。也就是說,造一套西文字成本很小,但要造幾萬個不同漢字(同樣需要大量複本),造一套字就非常昂貴。古代的活字都是官方或者是皇家來製造(朝鮮的金屬活字也是如此),就是因為它需要很大的投入。其次是對員工素質的要求。古代中文的活字印刷,排字工人必須是一個認識幾萬個漢字的人,但是西文的排版工人甚至可以是一個不識字的人,因為它一共只有幾十個符號。所以在現代印刷術發明之前,漢字沒有優勢;現代印刷術發明之後很久,漢字仍然沒有優勢。只有到了電腦時代,漢字的春天才真正開始了。如今中文和西文相比,在排版、印刷方面的劣勢已經完全消失。今天中文打字可以比西文打字更快。

為何中國科技新館陳列絲綢、青銅、陶瓷、造紙印刷?

中國人四大發明的發明權,雖然遇到一點點挑戰,但基本上還是穩固的。對這四個偉大發明,我們仍然可以認為是中國人的驕傲。

但是在北京的中國科技館新館,現在陳列的四大發明不再是我們教科書上的那四個了,而是變成了絲綢、青銅、陶瓷、造紙印刷。為什麼變成這四個了呢?主要原因可能是:一、要讓這些發明的科技含量更高;二、讓它的範圍變大。這也許主要是著眼於防止別人來爭奪我們的發明權。比如絲綢,就很複雜,涉及到養蠶、種桑、紡織、印染等等,將這一大批工藝技術都歸在“絲綢”名下,當然範圍就廣了,科技含量就高了,不容易被人爭奪。青銅也是一樣,涉及一系列冶金工藝,非常複雜。陶瓷在燒製的過程中,裡面有很多化學和藝術方面的學問,也足夠複雜。而將造紙和印刷合併,既把“灞橋紙”這類爭議放到了一邊,再加上籠統的“印刷”,它既可以是活字印刷,也可以是雕版印刷,這樣也能夠確保中國的發明優先權。所以這“新四大發明”不太容易被別人爭奪。

江曉原:科學看待四大發明,駁極挺派和死批派

絲綢畫涉及到養蠶、種桑、紡織、印染等等

排列更多“新四大發明”,加深對中國科技成就和傳統文化認識

其實我們也可以考慮更多的“新四大發明”。如果我們考慮這樣三個原則:一、對中國的文明,或者對中國人的生活,有過廣泛影響的;二、儘量保證中國人的發明優先權;三、應該有足夠的科學技術含量(偉大的發明要有一定的技術含量,其實司南這樣的東西只是天然磁石,科技含量就有點低了)。那麼我們就可以有一系列“新四大發明”,以前我曾提出過兩組。

先看“新四大發明A組”:絲綢、中醫藥、雕版印刷、十進位制計數。絲綢之所以入選,是因為這是古代中國人非常具有特徵性的東西。中醫中藥現在一直遭到一些人的打壓,有的人甚至說中醫是偽科學。實際上我們必須看到,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的健康就是靠中醫中藥來呵護的,應該承認中醫對中國的貢獻是非常大的。況且它直到今天仍然有活力,這比司南之類早已沒用的東西強多了。考慮到韓國人在金屬活字印刷上已經佔先,我們不如只提雕版印刷,這樣可以確保中國的發明優先權。十進位制計數從數學上說意義是非常重大的,而中國人從一開始就採用這個計數法。

再看“新四大發明B組”:陶瓷、珠算、紙幣、陰陽合曆。陶瓷入選的理由類似A組中的絲綢。雖然今天有了計算機,珠算基本上沒有什麼優越性了。但在計算機普及之前,珠算是非常有商業潛力的。中國人在宋代就發明了紙幣(交子),這說明中國人很有商業頭腦。實際上這是中國人一個非常可以驕傲的發明,但是以前我們一直很少去講。這可能和我們的某些觀念有關,我們老是覺得錢這個東西是不好的,好像中國人發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並不光彩似的。陰陽合曆(農曆)一直到今天還在我們的生活中使用。我們中國的農曆和西方的歷法完全不一樣,現在用的公曆是一種陽曆,完全不考慮月相。中國古代的農曆是一種陰陽合曆,這在世界上是非常少見的。其他民族的歷法,大部分要麼用陰曆,要麼用陽曆要麼根據月相,不考慮太陽運動;要麼只考慮太陽運動,不考慮月相。中國古代的陰陽合曆將這兩者都兼顧起來,而且又能做到相當高的精度。

當然這“新四大發明”A組B組,我認為既不必寫進教科書,也不必要求博物館如法陳列。這只是一個知識遊戲,我們可以透過評選“新四大發明”來加深對中國傳統文化和科技成就的認識,在遊戲過程中我們也可以進一步討論當選偉大發明的標準。

作者:江曉原

編輯:袁聖豔

責編:李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