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野先生的作者是誰
原創 崔斯也 有間大學
如果問誰是中國人最熟悉的作家，魯迅必然榜上有名。這與義務教育階段語文教材中頻頻出現的魯迅課文有著緊密的聯絡。數個不同版本的語文教材裡，魯迅都是被選收篇目最多的作家之一。
正因如此，在國內眾多作家中，魯迅成為特別的存在，他在國人心中佔據著重要的分量，而似乎每一代人，也都能回想起學生時代曾經“被魯迅支配的恐懼”。圍繞“教材中魯迅”的討論從未停止過，一種聲音認為，在今天，魯迅的課文已經過時；而另一種看法則是：應試教育本身造成了對魯迅作品的誤讀。
課文裡的魯迅文章，已經存在了一整個世紀。因為教材這種微妙的身份，除了作為經典文學作品的創作者和人群相遇，也成了一個國民文化符號，甚至是後來的網路流行符號。國人對魯迅充滿了複雜情緒，集體記憶也讓魯迅在很多時刻成為一種“梗”。
上海魯迅紀念館，年輕的學生和魯迅“相遇”。（圖/ 視覺中國）
霸佔語文課的一百年
從1918年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成為中國新文學開篇起，魯迅作品的傳播已經超過整整一個世紀。
在民國時代，魯迅的作品就開始進入教材，最早同時也是收入魯迅作品最多的教材，是民智書局1922—1924年出版的《初級中學國文讀本》，編者為沈仲九、孫良工。
他們認為，和讀《孟子》《莊子》相比，國文教育更重要的目的是要讓學生了解“現代思潮”。這本教材中選取的都是白話文，對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民國時期語文課本中選用的魯迅作品數量，要比新中國成立後教材選用的作品數量更多，除了依然存在於今天課本里的《社戲》《故鄉》《紀念劉和珍君》等，還有十分尖銳的《中國文壇上的鬼魅》，以及書信、日記、學術論著等，同時不乏魯迅的很多翻譯作品。
在民國時代，魯迅的作品就開始進入教材。/《覺醒年代》
魯迅作品不僅出現在中小學課本里，也出現在高等院校教材裡。20世紀二三十年代，周作人、朱自清、沈從文等新文學作家在大學開設新文學課程，所講內容幾乎都會涉及魯迅的作品。
1929年春天起，朱自清在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教授“中國新文學研究”課程，教材就是魯迅的《狂人日記》。朱自清稱魯迅的作品是“冷雋的字句，挺峭的文調”，流露出“冷酷的傷感主義”。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教材開始由過去的分散出版，改為國家統一編寫。
“文革”前的17年中，教材大多由人教社統一編寫和出版，在延續民國時期的教材積累之外，還有葉聖陶、呂叔湘、周祖謨等多位學者參與。
1950年出版的第一本新中國語文教材裡，《給顏黎民的信》就是魯迅的作品，文中，他寫道：“你說專愛看我的書，那也許是我常論時事的緣故。
不過只看一個人的著作，結果是不大好的：你就得不到多方面的優點。必須如蜜蜂一樣，採過許多花，這才能釀出蜜來，倘若叮在一處，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
初期的教材注重識字、寫字、說話、閱讀與寫作等基本要素，除了魯迅的作品，還包括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等現當代作家的作品。
過去的十多年間，“魯迅課文大撤退”的說法常常流傳出來。（圖/IC）
在之後的“文革”中，包括教材在內的文化作品遭到全方位的破壞。這一階段過後，新時期的教材經歷了修正的過程。上世紀90年代起，全國陸續推廣九年義務教育教材，在2003年，教育部制定了“新課標”，將語文課的基本特點明確定為“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
所謂的“工具性”無疑是指“聽、說、讀、寫”的能力，“人文性”則包含了自我精神的提升與世俗關懷，從這兩種意義上來說，魯迅作品都是十分符合該理念的理想範本。
因為魯迅本人特殊的文化政治地位，魯迅的作品在教材中的取捨，也是各個時期政治風向在教育領域的一種投射，而魯迅似乎總能與最根本的時代精神相呼應。
撤出還是保留？
2013年，有媒體報道，人教社出版的初一語文課本中，唯一一篇魯迅文章《風箏》被刪除了。人教社迴應說，在初中其他年級的課本中，仍然保留著六篇魯迅文章，在選入教材的國內作家中，其數量依然是最多的。
過去的十多年間，“魯迅課文大撤退”的說法常常會流傳出來。在時代多元化的語境中，魯迅的作品表達的價值觀常常遭受質疑，有媒體曾提出，當下語文教材視魯迅為雞肋，更根本的原因在於這個社會革命激情的消退與寬容精神的增長。
《高中語文》的一位執行主編曾說：“由於時代背景的差異、早期白話文與當下漢語的差異，以及魯迅作品本身的深刻性等原因，魯迅作品教學中確實存在學生難懂、老師難教、教學目標難以實現的現象。”
也有人提到：“長期以來，魯迅在教材中被異化和道具化，絕大多數中學課堂除了主題先行，肢解魯迅並把他變成一個戰鬥性符號外，似乎沒有更多的本事了。”
但對此，魯迅研究學者陳漱渝認為，教學的缺點不能依靠把魯迅作品從教材中剔除來解決。魯迅作品是否與時代需求相悖，是值得認真討論的問題，反映了人們對當今時代的不同認知和對當今需求的不同理解。
魯迅似乎總能與最根本的時代精神相呼應。（圖/IC）
而現實情況是，魯迅至今也並未從教材中真正“撤退”。2017年，全國中小學教材開始統一使用“部編本”教材，即由教育部直接組織編寫，至此，人教版、魯教版等不同版本的教材都將成為過去。在全新改版的教材裡，初中語文依然選取了六篇魯迅作品。
小學教材也還是有三篇與魯迅有關的課文：《我的伯父魯迅先生》《少年閏土》和《有的人》。這一數量是與過去的教材相當的。
對此，“部編本”語文教材總主編溫儒敏說：“魯迅的作品的確難懂，有一定歷練的人才能深入體會。但魯迅作為一個民族的精神標誌，讓中小學生接觸一點，也是必要的。有些東西需要時間來理解。”
在應試教育的大環境下，人們往往會忘記，在“課文”的嚴肅身份之外，魯迅的文章只是眾多文學作品中的一部分。一個人需要在準備好之後才能閱讀某類文學作品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北大文學教授陳平原曾寫道：“中學語文、大學語文的文學課程可愛的地方，正是其得失成敗不是一下子就顯出來的，往往潛移默化，潤物細無聲。
比如多年後回想，語文課會勾起你無限遐思，甚至有意收藏幾冊老課本，閒來不時翻閱。數學或物理就算了，因為相關知識你已經掌握了。語文老師比數學、英語或政治課的老師更容易被追懷。”
在今天，老師們如何講授魯迅？
在當下的網際網路語境裡，魯迅因為課文而成為眾多年輕人的集體記憶。這種記憶被再次加工成了很多“梗”。
比如課文《秋夜》中的“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被網友調侃為如今流行的“廢話文學”鼻祖；閏土和猹成為經典CP；而在諸多社會新聞的評論區，也常常有人丟出一句“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
即使常常被冠以難懂、嚴肅之名，但熱梗的流行，在事實層面驗證瞭如今魯迅在人們心中的形象並非冷峻而不可接近。能夠成為“梗”的原因，或許是它真的很“好用”。
一位90後初中老師受訪時說，在他小時候，因為沒有什麼課外讀物，每次新學期發下語文教材，他都能在開學前就把裡面的課文讀完。因此，無論是課本中的魯迅，還是更加難懂的文言文，對他而言都是帶來快樂的讀物。
這似乎從另一個方面印證了，其實教材課文字身並不會讓學生抗拒，而是取決於教育者們如何講授它們。
魯迅因為課文而成為眾多年輕人的集體記憶。/《覺醒年代》
雖然在眾多初中語文老師的感受中，講解魯迅作品的課程依然很難，但在課堂上，老師們對於魯迅文章的闡釋方式也發生著變化。
一位初中語文教師告訴我，有一次他在講授魯迅課文《藤野先生》的課前，腦子裡突然出現《覺醒年代》裡的魯迅形象，他隨即在課堂上問學生們：“電視劇中的魯迅形象符合你想象中的魯迅模樣嗎？”孩子們一下子就很激動地開始發言，這比過去的課堂上很多老師直接用課文匯入魯迅的介紹有趣很多。
而在一百年後的今天，當我們拋開魯迅作品在這漫長時空中帶來的一切附加身份，回到最初那兩條標準——“人文性”與 “工具性”上，或許學者陳漱渝在書中的一段話可以解釋，為什麼在一百年之後，魯迅依然值得成為語文教材中的重要部分：“魯迅是中國最接地氣的作家。
他畢生堅守平民立場，以廣大底層民眾的利益來判斷是非，決定取捨，表達愛憎，成為了窮人和不幸者的重視代言人。他雖然以近乎殘酷的目光逼視現實的真實，但又讓讀者相信，生活雖然像一條漫長的隧道，有時幽暗到伸手不見五指，但隧道的盡頭，必然有光明。”
今日互動
聊聊你印象最深的魯迅課文吧！
作者 | 崔斯也
原標題 |語文教材裡的魯迅：“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
首發於《新週刊》60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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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中國最頂流的作家，除了他還有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