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減一筆是什麼字
《她來自馬裡烏波爾》，［德］娜塔莎·沃丁著，祁沁雯譯，新星出版社，2021年3月版。1956年10月10日，葉芙根尼婭·伊瓦申科離開了“家”，再也沒有回來。她的衣服被發現整齊地疊在雷格尼茨河岸邊——她兌現了自己的諾言，或者不如說，她完成了自己的心願，投河輕生了。
她生於烏克蘭馬裡烏波爾的富賈之家，在蘇俄內戰中淪為貧民，在二戰中作為低賤的“東方強制勞工”與丈夫一同流亡德國，並在德國生下兩個女兒。她並未死於此前的接連戰火與迫害，卻在戰後的和平年代裡選擇了自戕。
葉芙根尼婭投河那年三十六歲，身後留下兩個女兒，一個十一歲、一個四歲。在此後的幾十年裡，她的大女兒娜塔莎·沃丁，以東一榔頭西一棒子的方式笨拙地搜尋她生前的蛛絲馬跡。女兒們不曾瞭解過她——在顛沛流離和捉襟見肘的生活狀態下，每個家庭成員都如驚弓之鳥，疲於應付周遭的種種不善。光光要維繫自身不破碎，人就已經花掉了幾乎全部氣力，精神交流此時已成為不堪忍受的負擔。
娜塔莎對母親的自戕和她謎一般的身世始終耿耿於懷，這讓她得以完成《她來自馬裡烏波爾》（德文原版出版於2017年，中譯本為新星出版社2021年版）一書。書中有兩句看似自相矛盾的話：“幾十年了，我早就放棄了尋找她”，以及，“長久以來我有個念頭，就是想寫我母親的一生”。這種矛盾在我閱讀本書時感受得格外清晰——“放棄”是因為尋找過於艱難，而在滯澀中仍一點點推進的動力，來源於她對母親和那個時代最深沉的共情。
這是一部支離破碎的家族史，它的呈現顯得不甚工整。整本書並沒有清晰的人物主線，俄式名字也搞得人頭暈腦脹。娜塔莎對磕磕絆絆的資料收集過程進行了詳盡的描述，家族中所有能找到的支線人物都似乎未經篩檢地被給予了筆墨。轉寫莉迪亞（葉芙根尼婭的親姐姐）的日記就幾乎佔據了全書四分之一的篇幅。不過，這樣或許更能體現真實的情境：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黑暗的時空切片裡，不會有人（或檔案）能囫圇個兒地兀自圓滿，因此素材奇缺，寶貴到無法讓作家切割出什麼精妙的文體結構。
這三四代人的生命軌跡，是凌亂的。我們能從中看到二十世紀的另一種“全球化”——不同於冷戰之後興起的“全球化時代”：看到其中的時局，更看到具體而微的人。這些人的昂揚與沒落，得意與困惑，足夠尖銳地註釋了那一百五十年左右的歷史。
“Sie kam aus Mariupol”，德語，“她來自馬裡烏波爾”。書名以及內容均用德文寫就；而馬裡烏波爾，是一座烏克蘭城市。翻譯減弱了用德語書寫烏克蘭地名的張力，然而我們依然能從中讀出這文字中的異鄉感，它彷彿超越了語言本身，悲切地響徹人的心房。馬裡烏波爾是葉芙根尼婭生長至二十三歲的地方。“馬裡烏波爾”，是這座城市在1948年前和1989年後的名字。蘇聯曾對其治下的大量城市進行更名改造，馬裡烏波爾也未能倖免。它被更名為日丹諾夫——因為安德烈·亞歷山德羅維奇·日丹諾夫，聯共（布）的一位官員（曾為斯大林的助手），也出生於此。
娜塔莎在老年才得以將她始終想付諸於筆端的、關於一無所知的母親及其親族的故事呈現出來，得益於她這次尋親路上各式各樣的偶然。其中最難以置信的偶然，是與一位“網路大神”式人物的互動。倘若沒有在虛擬世界中偶遇這位姓康斯坦丁的希臘裔烏克蘭男性，她這一次的嘗試也終和之前所有努力一樣只是徒勞。這位康斯坦丁對社交媒體和資訊平臺的運用已臻化境，可以將網際網路上能搜尋到一切瑣細的、零落的資訊進行關聯整合，然後免費提供給他人。娜塔莎稱他為“我搜尋之路上的唯一一個迷”。他的神秘，不僅來自於他卓然的能力，也來自於他卓然的慷慨。他不求回報地為娜塔莎打通了數字化背景下，線上與現實相勾連的許多執行關節。如果沒有他，浩如煙海的資料對於娜塔莎來說，只是漫天漂浮的0和1而已。
對於生長於網際網路時代的人來說，網路上存在著各色人等不是什麼新鮮事，年輕人也已經習慣了跨越種族和國別的資源共享。康斯坦丁的樂趣、技能與人格，在全球化時代和網際網路技術的加持下得到了成倍的放大；他的慷慨也被成倍地放大了。這種“慷慨”的表象非常接近我們對“世界主義”的印象，我們不再把這種慷慨當作是古典文學意義上“熱心人”的特質——而它其實依然是一種相當罕見的美德——卻可能將其解釋為全球化過程中達成的一種具有政治意味的“價值共識”。然而弔詭的是，康斯坦丁之所以能被娜塔莎發現，是因為他活躍在“亞述的希臘人”論壇上。該論壇的內容顧名思義都和亞述海沿岸的希臘族裔有關。若不是馬裡烏波爾的希臘族裔小心地儲存自己本民族的支系族譜，以及儲存那些以婚嫁方式被吸納入本民族的外族男女的家族譜系，康斯坦丁也無法緣著某位嫁與希臘人的烏克蘭女性慢慢找回娜塔莎及以上三代人全家的脈絡。這個人物似乎暗示了我們：真實生活中，絕對去民族身份和去地域身份的“世界主義”美德，可能是不存在的，人類的同理心需要建築在某些實在的共同點上。對血緣、民族和同鄉的認同，或許是一種保守的前現代觀念，但它所喚起的歸屬感，卻是真實的。
不過，人們又確實一直在流動，血統愈發混雜，走得也越來越遠。如果說這部支離破碎的家族史有什麼主線的話，那“流動”就是它的主線。流動伴隨了這個家族講述的起點和終點，它在不同家庭成員身上表現出不同的形態：有人的流動是冒險、有人的是流放、有人的是主動逃亡，有人的是被迫遷徙。流動本身並無負面或正面的價值，它帶給人的影響，又全憑所處時空的秩序而定。
啟蒙運動後，個人勇氣和能力得到極大褒獎。現代民族國家的雛形逐漸在歐洲形成，更發達的技術手段使探索和擴張成為主旋律。流動帶來與異鄉的財富流通，使“異鄉人”成為一個充滿綺麗想象的稱謂。1887年出生於西印度群島的法國詩人聖瓊·佩斯（Saint-John Perse）特別善於展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尚還無災無難的迷夢，那是歐洲各國次第步入現代化程序的時代。其名作《遠征》，將“異鄉人”置於神秘壯美的氛圍裡：
“青銅薄片下，幼馬出生了，有個人把酸澀的漿果置放在我們手上。那是異鄉人。他消失了。此刻，青銅軸發出巨響。瀝青與玫瑰，歌曲的贈禮！房裡有雷聲與笛音！啊！我們的旅途那麼方便！啊！歲月軼事那麼多！異鄉人任意順路而行！……‘乖女兒，我向你敬禮，在最美麗的年華長袍之下’。”（譯文參考自《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散文選》，中國工人出版社1990年版）
葉芙根尼婭上三代的祖輩們便是發跡於那個時代，他們的身份都與海運有關。“異鄉人”們隨著水流動到了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的地方，和“本地人”聯姻。作為烏克蘭東南部的港口城市，馬裡烏波爾坐落在卡爾米烏斯河流入亞速海的河口——亞速海與黑海亦有水域相連——意味著它與希臘、義大利、土耳其都有往來交通，到十八世紀已經擁有大量定居移民。這些混居的人們，呈現出一種複雜卻有序的生活層次。然而流動的並不僅僅是人，還有觀念。這種複雜卻有序的生活層次被新近流入的觀念所打亂。葉芙根尼婭的父親（娜塔莎的外祖父）雖也出身貴族，但親近了革命信仰，開始為底層鳴不平；參加內戰，致力於推翻自己所處的階層。他曾因此被沙皇政權流放，恐怕更堅定了理想。但他並不知道純潔的理想會被現實的僭政所利用。當他的理想以難以預料的方式轉為現實之後，一切都回不去了。
葉芙根尼婭·伊瓦申科是在這種“回不去”中，逐漸變成幽靈的，甚至可以說，活著的時候，她已經慢慢離開了這個世界。把她變成幽靈的，並不是最後的死亡。“她根本不是一個被切斷根的人，她從一開始就無根無源，從出生起就流離失所”。她在內亂和戰爭的動盪中依戀家庭中的每個人，父母和兄姊，然後又一個個地失去他們，陰陽兩隔或生死未卜。二十一歲時，她獨自留在沒有了家人的家鄉，家鄉是她唯一所剩的依戀，而很快，她連家鄉都失去了——她自願，或者說這種自願也帶有迫不得已的意味，作為“東方勞工”遠赴德國——留在家鄉恐怕會被奪回德佔烏克蘭的蘇聯軍隊以叛徒之名處以極刑，而去德國服強制勞役或許還有一線生機。
正如段義孚在《戀地情結》（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中指出的那樣，人對自己生長的或已習慣的地方，會產生依戀，因為它儲存了記憶，成為他們人格的一部分。當人們被迫從自己已傾注感情的環境中離開時，會失去自我與無序世界之間的保護層，處於一種相當沒有安全感的驚惶狀態。能讓人產生依戀的，絕不是那些疆域大到生理無法感知的帝國，而只能是邊界清晰的一個地理單元。段義孚使用了pays這個法語詞，譯為“故土”相當精到。人們只能在這個邊界清晰的小範圍內“安家”，對“家”的依戀所投射的幅度也是具體而有限的。異鄉人流動到此地，在此地經營人生開枝散葉，此地也就成了故土。
人們固然流動，固然遷徙，固然血統愈發混雜，然而在流動遷徙和混血以外，或許確實需要什麼不變的東西，作為主體性的錨點。
在對“全球化”報喜不報憂的今天，這本小書讓我們重新審視“流動”。並不是否認流動本身——因為流動在人類歷史中從未中斷，只是到近代後其廣度和深度愈發加劇——而是更加關注流動的細節與過程。捫心自問，我們對“全球化”概念的認知，是否真的如自己所以為的那樣熟稔呢？如果說二十多年前依然有人在擔憂“全球化的陷阱”，那麼今天，對全球化給出負面評價卻變得越來越不合時宜。我們似乎在重蹈十九世紀中期歐洲人的覆轍：當1851年“萬國工業博覽會”在倫敦海德公園水晶宮舉辦之時，誰不認為自己正處於黃金年代？誰不承認技術的發展和全球財富的流通是大勢所趨？誰不展望全人類以此通途進行文化共融的願景呢？
當流動帶來財富聚集和文化繁榮時，人們只看流動的美妙之處。從某種意義上講，在當前主流經濟自由主義話語背景下對“全球化”的描述便強化了流動的這一面向（facet）。倘若“全球化”作為一個概念在上個世紀和上上個世紀已經被髮明出來，那麼納粹德國（甚至包括二戰中的日本）的擴張絕對可能被他們本國宣傳機器冠以“全球化”之名，進行美化。如此置換之後，我們便能意識到，“全球化”本身並不能排除極化的傾向，它甚至不再是一個描述性的中性詞，而同時帶有了正面與負面的內容。“全球化”目前為止的受益者們依然像一戰前一般，指望財富和文化的流動能僅帶來美好，卻不造就如一戰二戰這樣慘烈的大範圍衝突。這是假設全球化行進在平衡的多極政治和文化多樣性的背景下，才能成立的。但，二戰後甚至冷戰後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已經足夠多極了嗎？全球化帶來文化同質化趨勢對在地文化難道不是一種摧毀嗎？我們似乎已經忘卻了現代意義上的“全球化”在初始之時提供的那些豐富的歷史表徵，其中不僅有共榮，更有人間慘劇。
葉芙根尼婭簡直是以人生完成一個隱喻，隱喻她祖輩的財富：給她帶來義大利、波羅的海德意志三國、烏克蘭血脈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們，一邊結晶出美麗的後代，一邊積攢海路上各國的財富；他們風光之時，可曾想到財富會不得善終？
這本小書並不止於譴責納粹德國的泯滅人性。它展現了各種惡形惡狀。這種背景下的葉芙根尼婭彷如索福克勒斯筆下的悲劇人物——含著金湯勺出生，宗教上也虔敬，一個無論從道德和信仰上講都沒有罪責的人，卻運拙時乖，一直到死都被像個罪人一樣對待。她“掉入過兩大獨裁者的粉碎機裡……”。其祖輩在舊秩序中積累的財富與聲望，在故國的新秩序中成了她的原罪；背井離鄉後，又在戰敗的敵國被當做戰勝國的餘孽遭人唾棄。“東方勞工”（或稱“東方強制勞工”）中有不少人寄希望於戰後移居美國，卻失望地發現，國家利益當前，美國也只歡迎身體強壯（或有技能和財富）的人，可大部分東方勞工已經被剝奪得一乾二淨，確實沒有太多利用價值。所以臨時接管的政府只好把他們打發回原籍，或者留在戰敗國德國。
相對於那些以清晰族群身份被人記住的犧牲品，“東方勞工”這類面目模糊的人，只能在歷史的塵埃中匍匐。第三帝國佯稱與他們的勞動力交換具有合法性，且他們的人口來源確實龐雜，因此遲遲得不到國際社會的關注。作為一個問題群體，他們是絕對存在的，然而，“戰後的幾十年中，六百萬至兩千七百萬強制勞工的遭遇——不同來源且數目巨大——卻只是偶爾出現在教會或者地方週日報紙的一篇單獨且簡短的報道中。而且大多隻是順便和猶太人一併提及，成為猶太人大屠殺的一個註腳”。猶太人何以能作為戰爭災難最顯著的受害者被有的放矢地給予同情，固然與其所受的彌天冤屈有關，但也與其古老民族在世界政治經濟舞臺上的影響力有關。當猶太人群體這種“肉眼可見”的受害者得到了物質和道義上的安慰後，似乎所有人都釋然了；而那些流徙於各種身份之間難以辨認的受害者，卻任由他們自生自滅。這樣的疏忽，不能僅僅譴責為某種政治上的懶惰功利，或毋寧說，現代政治就是有這樣懶惰功利的一面。作為個體，難以認識到現代政治的缺陷，更無法在政治博弈的夾縫中選擇更好的生存方式。
這本書也讓人很容易聯絡到現實現世的苦難。書中娜塔莎對她青少年時代的描述，立刻讓我想起2019年的口碑電影《悲慘世界》。以雨果《悲慘世界》命名，卻是刻畫當下巴黎一個移民社群的眾生相。其中的不少生態有如娜塔莎筆下的瓦爾卡營（戰後由美國管理的難民營，位於紐倫堡），那裡集中了“來自三十個國家的四千名流離失所者”，娜塔莎說它“可能是全世界名聲最壞的罪惡之城”。這些流民身無分文、手無寸鐵，又無法融入當地從事任何正當職業，因此只能幹些見不得光的營生。德國人對東歐人進行妖魔化的宣傳，反過來，這些難民的所作所為“證實了德國人的所有偏見”。難民娜塔莎、難民葉芙根尼婭，他們和現今湧入歐洲的難民，都是帝國們和大國們在擴張與傾軋中造出的歷史罪業。這樣的“流動”固然給流入地帶來麻煩，麻煩也可能無解，但人們應該從社會和歷史的高度去認識和批判它——如果難民的故土無法重建，就必須想辦法將此地變成他們的故土。這固然相當困難，但也許是應對難民問題的唯一出路。
書的扉頁題詞為：獻給我的妹妹。因此這無疑是一本給活人看的書，並非為了忘卻的紀念。然而“死者長已矣”嗎？時代巨流之下，人心幽微。幽靈拖著濡溼的裙裾，藉著女兒的筆，回望向自己的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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