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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雄的教育思想

作者:由 初中教師堯曰 發表于 書法日期:2022-08-13

楊雄四賦是什麼意思

(一)生平和教育學術活動

揚雄是西漢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他一生長期從事社會活動,曾專門授徒講學,在其著作中,總結了不少有關教育的理論和經驗,值得認真總結和研究。

揚雄(公元前53-”前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人,生於西漢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卒於新莽天鳳五年(公元18年)。揚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精通訓詁之學,“博覽無所不見”(《漢書》卷八十七上《揚雄傳》)。但因“口吃不能劇談”,因此,“默而好深湛之思”(《漢書·揚雄傳》),從小善於思考。“家素貧”,“家產不過十金,無儋石之儲。”不過揚雄卻安貧樂道,視功名富貴若浮雲,他有理想,“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謹守儒家的訓條,建立了以儒家思想為主的道德觀念,並作為自己施教的最主要準繩和依據。揚雄壯而“好辭賦”,非常傾慕司馬相如,“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他很崇敬屈原,曾親自登山投諸江以吊。蜀中有嚴君平,”雅性淡泊,學業如妙,專精大《易》,耽於《老》、《莊》……著《指歸》”(《華陽國志》卷十上《先賢士女總贊上》《蜀郡士女》。《指歸》即《老子指歸》),揚雄稱其德,嘗拜其為師以從學。此外,揚雄還從臨邛人林閭學文字音韻,為日後作《方言》奠定了基礎。揚雄作《成都城四隅銘》等。漢成帝時,得蜀人為郎的楊莊(亦作壯)以揚雄文章似司馬相如而推薦給成帝,於是得成帝召見而聞名。接著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因“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薦為待詔”(《漢書·揚雄傳》)。

揚雄的教育思想

揚雄

此後揚雄主要是以文藝的形式,透過寫賦來闡述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對社會的看法,同時進行有關方面的教育。成帝二年(公元前11年)正月奏《甘泉賦》以諷,勸戒奢泰。是年三月,又以積極態度上《河東賦》以勸“自興至治”。十二月揚雄從上羽獵,親見統治者的窮奢極欲,奪民膏腴,希望後世無復修前好,故聊因《校獵賦》以諷,薦勸統治者要“承民乎農桑,勸之以弗迨,儕男女使莫違”。此外還要“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第二年秋,成帝又大肆發民進行遊獵,嚴重破壞了農業生產,致使農民不得收斂。揚雄跟隨至射熊館,回來後借“曲筆”作《長楊賦》以諷。

以上所述《甘泉》、《河東》、《校獵》和《長揚》,就是揚雄最著名的四賦。揚雄作賦的目的,正如班固在《漢書·揚雄傳》裡說:“雄以為賦者,將以諷也。”“很明顯,“諷”正是教育之意。揚雄針對當時的社會現實,用文藝的形式和藝術的語言,勸教王者歸之於正,即應當“玄默為神,澹泊為德”,“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要養民惠民,“仁露恩洽”,決不要擾農奪民,讓老百姓能過上安定生活。這種教育的作用和社會效果在當時來說可能是很小的,揚雄自己也承認,所以才提出“壯夫不為”,即不再作賦。不過我們不得不承認文藝仍是一種積極的普遍的社會教育手段。至於從長遠看,它的潛移默化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漢哀帝時,揚雄仿《周易》著《太玄》,以教天道、自然、歷數等。只因文字古奧,“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影響了宣傳教育效果,故時人或有嘲之,或有難之。揚雄分別作《解嘲》、《解難》以進行解釋說明,想得到學者的理解,無疑也想擴大其宣傳教育效果。此外,揚雄還針對當時“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氐詆訾聖人”和時人的請教,仿《論語》而作《法言》,用以應求教者,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正如揚雄死後大思想家桓譚所說:“自雄之沒至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王莽時,大學者劉韻的兒子劉棻拜揚雄門下,專門學習古文奇字。據此,揚雄還進行過專門的語言文字教育活動。正是劉棻從揚雄學字的關係,揚雄受劉棻事件牽連,畏懼投閣自殺,幾死,後幸得免。經過這次打擊,揚雄晚年更是清靜自守。但也有不少好事者慕其學行而“載酒餚從遊學”,拜伏門下,常從受教,較為有名的如鉅鹿人侯芭,甚至長期“從雄居”,專門學習《太玄》、《法言》。揚雄死,”侯芭為起墳,喪之三年”(《漢書·揚雄傳》),可見師生情義之深。看來揚雄的晚年完全是在教育活動中度過的,直至去世之時也未脫離教育。

(二)論教育的功能

關於教育對人的作用功能的認識,揚雄是以人性論為基礎的。揚雄對人性的看法,既不同於孟子的“性善”,也不同於荀子的“性惡”他繼承了戰國時“有性善,有性不善”的學說,並有所發展,提出了“人之性也,善惡混”(《法言·修身》),認為人的基本素質,人體的基本機能有好的因素“善”,也有不好的因素“惡”。對於人,它們都不是決定因素,也不是固定一成不變的東西。人是“可鑄”的(《法言·學行》),決定其變化的根本原因則是教育。正如揚雄說:“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法言·修身》)。這正如御馬涉道一樣,“由通衢則迅利,適惡路則駑蹇”(《修身》李軌注)。人的善惡在他看來,雖有先天因素,但最根本的仍是後天教育的結果。由此可見,教育對人性的改造作用,揚雄的認識是相當深刻的。

揚雄認為改造人性使之去惡從善,最重要的是“修性”、“學正”、“習是”。說:“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法言·學行》)。還說:“習非之勝是”,“習是之勝非”(《法言·學行》)。特別強調了人只有接受正確的教育,得到良好的習染,才能達到“正而不至於變邪”。這也正是教育對“人性”改造的結果。揚雄還論述了“學”的重要作用。首先,揚雄從反面強調:“玉不琢雕,璵璠不作器。”這正是後人所說的“玉不琢,不成器””(《三字經》)。又說:“人不學,雖無憂,如禽何!”(《法言·學行》)揚雄認為:”天下有三門:由於慾望,入自禽門;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法言·修身》)。揚雄的“三門”論並不科學,不過他強調人透過學習,以人類的理智道德,理想情操來控制人的生物性的本能和感情,脫離低階的矇昧觀念,改造其“人性”,使之進入人類自身文明高尚境界,是有一定道理的。

揚雄的教育思想

揚雄的《方言》是中國第一部方言詞典

正因為如此,揚雄強調人一定要學為君子。君子決不會從天而降,“未有不求而得之者”(《法言·學行》)。恰恰相反,只有努力去“求”,即是說透過良好的教育,自己充分發揮主觀能動作用去認真從學,才可能達到完善的境界而成為”君子。學,對於人的改造,完善,其作用正是如此。

揚雄也強調了教育對社會,特別是對動盪衰微的社會的重要功能作用。他反對並批駁了道家老莊“學無益”的不承認教育作用的觀點。揚雄認為,如果這樣,小至個人便不會有進取,大及社會更將停滯不前。正如刀不經過礱礪,玉不經過琢磨,是毫無用處的廢物一樣。接著揚雄從正面強調教育對社會政治的功能作用,他認為:“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明道信義,致帝者之用,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粲也,晏也”(《孝至》)。因此,國家的首要任務是“立政鼓眾,動化天下”“(《法言序》)。就是說要對廣大人民施行教育。還說:“君子為國,張其綱紀,議其教化”(《先知》)。這樣不僅可以開發民智,而且還可以鞏固統治。“為政”決不能“先殺後教”,正如自然天氣,只有“先春而後秋”,決不會“先秋而後春”(《先知》)一樣。對待老百姓,只“可使覿德,不可使覿刑。”“因為“覿德則純,覿刑則亂”(《先知》),因此,以教化為先,才是治國的根本大計。揚雄認為“辟廱以本之,校學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表之,復其並列,勉人役,唐矣夫”“(《孝至》)!學校是教育之本,而教育又是立國之本。在位者認真興學施教,國家便會自然安定而興旺發達。

(三)論教育的目標

楊雄認為,教育的目標,就是要把人培養成為“君子”,“學者,所以求為君子也”(《學行》),這一思想與儒家孔孟的主張並無二義。學者如何學為君子?揚雄則認為最根本的要求就是:“日強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系”,這樣“則玄之道幾矣”(《玄搐》),就是說,作為君子,必須發展善性,消除惡性,使人性達到盡善盡美的地步,就是要達到“玄”與“道”的境界。

“玄”是什麼?桓譚認為如老子的“道”,孔子的“元”(《新論》),揚雄自己則說是“天道”、“地道”和“人道”,“兼三道而天名之”(《玄圖》),就是說,”“玄”包括了天下萬事萬物之間的聯絡,揭示了萬事萬物的奧秘,“玄”是最高的原理。君子必須懂得這個原理,當然也就懂得萬事萬物的奧秘了。此外,“玄”又是平衡的準則。揚雄說:“玄者以衡量者也,高者下之,卑者舉之,饒者取之,罄者與之,明者定之,疑者提之”(《玄搐》)。這些都是對君子的基本要求,同時也反映了揚雄在抽象思維方面已達到較高的水平。對於培養君子,揚雄認為更為重要的還在於懂得並去實踐“道”。他說:“大人之學也,為道”(《學行》)。“道”在揚雄看來,並不是高不可攀、深不可測的神秘東西。他說:“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問神》)。又說:“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玄瑩》),“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問道》)。從這些論述可知,揚雄所說的“道”,無疑是指歷史或現實人事的規律,亦或人的崇高理想境界。揚雄還進一步說:“道若深,若川……深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問道》)。由是可知,人要學為君子,當然是不可能離開“道”的。要為道,一定要以聖人為榜樣,因為“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五百》),就是著重於理想的追求,而不在乎物質利益的享受。只有這樣,才算是“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問道》)。君子如何去適應正道?揚雄提出了一些基本要求。他說:“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吾子》)。此外,還要“取四重,去四輕”,就是要重言、重行、重貌、重好,因為“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反之,“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修身》)。做到這些的人,當然就可以視為君子了。君子要知“玄”為“道”,還必須具備一定的實際本領,因此,揚雄特別強調了知識的重要,他特別重視“智”。有人向他求教“人何尚”時,他肯定地回答:“尚智”(《問明》),而且以“皋陶以其智為帝謨”,“箕子以其智為武王陳洪範”(《問明》)的事蹟來說明“智”的重大作用和明顯的社會效果。

揚雄的教育思想

四庫全書儒家類:揚子法言

這正是“灝灝之海濟,樓船之力也。船人無楫,如航何?(《寡見》)”渡海須用舟船,行船則要槳楫,君子要解決實際問題,當然需要知識,不僅需要,而且一定要廣博。揚雄說:“通天、地、人曰儒”(《君子》)。“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君子》),即是說,對於天、地、人要無所不知,才能算得上懂得了真正的最高的知識。如何獲取廣博的知識和知識的來源,揚雄首先肯定人對於客觀世界的認識能力。他說:“或問神。曰:‘心。’請問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問神》)神是微妙高深莫測之意,潛是深入鑽研、追求、理解最深的道理,心無疑是人們的思維認識能力。天地自然雖微妙而深莫測,人的”心”尚能”潛”而認識之,更何況人間事理。據此,我們得知,揚雄對知識來源的認識,正是人們對於客觀世界、客觀事物的認識和探求。揚雄的這些認識,無疑是唯物主義的觀點,是相當進步的。客觀世界是可知的,能被人們認識而使人獲得知識,但知識如何才能廣博,揚雄則認為,必須”多聞見”(《寡見》),就是要多方面的廣泛地接觸實際,廣泛地探求,就是見多識廣。但這決不是不加選擇地盲目見識,而是要”識乎正道”,這才是真正有用的知識,反之”識乎邪道”(《寡見》),那當然要帶來危害。

(四)論教育的內容

揚雄關於教育內容的主張,基本上沒有跳出儒家傳統教育的窠臼。不過,由於揚雄所處的時代和他自身的社會實踐、教育實踐的某種特殊性,其教育內容也有一定的特色。除上面所論述涉及的“玄”、“道”外,具體還可分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以仁、義、禮、智等為主的儒家傳統的道德教育。揚雄針對西漢季世人們道德衰微的現實,特別強調道德教育的重要。他說:“常修德者,本也”(《孝至》),“君子全其德”(《君子》),對於君子,最為重要的是道德修養的完善。所以一定要“鼓之以道德,徵之以仁義”(《淵騫》),“使之利其仁,樂其義”(《先知》),這些內容,基本繼承了孔孟的仁義思想。揚雄在教育實踐活動中,經常以”“道德仁義禮”或“仁義禮智信”並論。他銳:“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夫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問道》)。“道德仁義禮”是對於人的最基本的要求,是立身行事的最根本的準則。人具備此五者,好比人體具備完整的四肢,一切活動便能自在自如了。對此,揚雄還進一步解釋說:“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修身》)。“仁義禮智信”並提,這是受董仲舒的影響,“仁宅”、“義路”之說,完全是孟子思想的發揮。揚雄形象地闡明瞭仁義等道德觀念對人的重要作用。君子不僅要具備仁義等最根本的道德修養,而且還要輔以剛柔、果勇、慎言以及不諂、不驕等,人格才能得以完善。

揚雄說:“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君子》),揚雄認為要像孟子提倡的“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這才是真正的大丈夫式的“果”、“勇”,不過這些最終還得與“禮樂”聯絡起來。正如揚雄所說:“絳侯勃之果,霍將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淵騫》),作為社會的人,視聽言行決不可能孤立的表現,它必然要與客觀的現實亦或與人之間發生這樣或那樣的關係,人在建立自我完善的道德修養的同時,還必須遵守共同的道德規範,必須推己及人,就是要“動則成德”(《君子》)。揚雄提出了具體要求,與人交必須實踐“仁”;辦任何事必須“得其宜”,即按“義”行事,而且決不能“食其言”,就是要講“信”“(《重黎》)。因此,君子必須“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問明》)。因為,“禮”能“矯世”(《重黎》)“君子動則擬諸事,事則擬諸禮”(《孝至》),“義”必須“得其宜”。由此可以看出,揚雄不僅強調了道德對人的改造的巨大作用,而且也肯定了對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調節以及維護社會的正常秩序和對社會的改造等的巨大作用。

以辭賦為主的美育教育。揚雄是大辭賦家,他的美育教育,其內容主要是以辭賦為主體,輔之以詩、樂等。揚雄“以天下國家為己任”,他作賦,完全是從他的政治目的出發,用婉轉曲折的語言,文學藝術的形式來對統治者進行規勸,希望他們能像古代聖賢一佯,節儉而不奢靡,裕民而不奪民。

他說:“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乎!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吾子》),揚雄把美育與政治緊密地結合起來,肯定了美的實用功利原則。

關於美育對人的思想感情的陶冶改造和發展的作用,揚雄看得極為重要。他與儒家的傳統認識完全一樣,把美育與德育緊密地聯絡起來。要作為聖人,君子,不僅是外表的美,更為重要的還在於內在的美。揚雄說:“或問聖人表裡。曰:‘“威儀之辭,表也;德行忠信,裡也”(《重黎》)。

對於廣大人民,最起碼要教之以“禮樂”,使其受到應有的道德約束和美感的陶冶。禮修於外,樂修於內,就是這個道理。揚雄認為,聽樂一定要有是非之分,不能亂聽,必須符合政治理想和道德信念,必須“惟正之聽”,反之,對於“荒乎淫,拂乎正,沈而樂者,君子弗聽也”(《寡見》)。此外,揚雄也強調“詩”“的陶冶情志的作用,他說:“說志者,莫辨乎詩”(《寡見》)。李軌注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這正是“詩言志”的道理。

揚雄在論及人的“文質”時,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詩》《書》以光之”(《先知》),這同樣肯定了“詩”對於人的心靈陶冶的巨大作用。關於辭賦的美育教育,揚雄還提出了兩條最重要的原則。首先揚雄把辭賦分為“詩人之賦”和“辭人之賦”兩種(《吾子》),前者劃為“麗以則”,就是如上所述,要求美必須符合政治的目的,符合聖人之道,而且以德行為其真實內容。後者則是不足取的“麗以淫”。揚雄的這一思想,不免含有儒家對於美的認識的狹隘政治功利的觀點,但肯定美與政治的關係,並以此來要求人們接受健康的美感教育,美感的陶冶,還是有一定的現實意義的。其次,揚雄論美育,提出了“文”與“質”的關係問題,認為是表裡內外的關係。

如前所述,“文”是善的道德在外部的表現,“質”則是內在的善的品德。

揚雄認為,一個人的表裡內外應該統一。他說:“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賈,華實副則禮”(《修身》)。又說:“聖人文質者也。車服以彰之,藻色以明之,《詩》、《書》以光之。籩豆不陳,玉帛不分,琴瑟不鏗,鐘鼓不擅,則吾無以見聖人矣”“(《先知》)。這與先秦儒家的傳統看法完全一致,與孔子的“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雍也》)同是一個道理。在“文”與“質”的關係問題上,揚雄和先秦儒家一樣,把“質”放在首位,“文”的形式必須符合“質”的內容,才有真正的價值。他說:“無質而文,失貞也”(《玄首》),因此揚雄反對那種“其文是也,其質非也”的“羊質而虎皮”的現象。揚雄對美育是非常重視的,成就也是明顯的。對於他的這份遺產,應當加以很好地總結。

三是文字教育。揚雄不僅是大辭賦家,思想家,而且也是著名的語言文字學家。他的語言文字的修養和造詣,從實踐到理論都是很精深的。他精心研究過古文奇字,而且撰有專著。班固:《漢書·揚雄傳》說他著有《訓纂》,晉代常璩《華陽國志》說他著《方言》。後漢應劭《風俗通義》的《序》中亦提及此事。劉韻的兒子劉棻專門“從揚雄學作奇字”(《漢書·揚雄傳》)。

《太玄》中尤多用古文奇字,人難識之。由此可見,揚雄專門從事過這方面的教育和研究。揚雄肯定了語言(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對於人的重要作用及其社會意義。對此,他提出了“言”為“心聲”,“書”為“心畫”的重要命題。他認為,人的心理或思想意識情感,要得以表現,必須依靠語言。

如果要“記久明遠”,使之得以傳播,則要依靠“書”——文字,即書面語言。揚雄把二者結合起來,相提並重,這是對先秦以來儒家重視語言教育的一個重大發展。“言”和“書”都是人們用以表達、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所以,揚雄稱“言”為“心聲”,稱“書”為“心畫”。此外,揚雄又把“心聲”、“心畫”的說教,與人格品德聯絡起來,提出“君子”與“小人”之分。這雖然體現了揚雄自身的階級侷限,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不同思想感情,不同品格修養的人,總會反映出不同的語言。什麼人說什麼話,語言與個體人格是不可能截然分割的,這也是無可辯駁的客觀事實。如果從書法、繪畫藝術來理解,這正是我們公認的”“文如其人”、“字如其人”、“畫如其人”的道理。語言是思想感情的流露,是行為品德的反映,揚雄對此亦有深刻的認識,他教人,特別強調語言美。他說:“言不文,《典》、《謨》不作經”(《寡見》)。語言的美還必須與人的行為美德緊密地聯絡在一起,他說:“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言必有中”,“群言之長,德言也;群行之宗,德行也。”如果語言誇誇其談,華而不實,行為表現矯揉造作,故弄玄虛,這必然是道德品質虛偽而不實的表現。所以,揚雄又說:“足言足容,德之藻矣”(《吾子》)。

綜上所述,我們可知揚雄的教育內容並不算豐富多彩,但是仍有其一定特色。他繼承發展了先秦儒家傳統的道德教育,在政治思想教育中,強調了“玄”與“道”,發展了愛民裕民的思想,使之為其實現政治理想服務。特別是美育和語言文字教育,可以說獨樹一幟,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值得認真總結。

(五)論教學和教師

揚雄好學,博覽,學問宏深,根基雄厚,執教認真。在其著作中,總結了不少有科學價值的教學原則和方法。

第一,學思結合。學與思結合並重的問題,是先秦儒家優良的傳統教學原則。揚雄不僅重視,而且從發展思維能力,培養智慧方面予以了新的發展。

人不僅要學,而且更要思,揚雄說:“學以治之,思以精之”(《學行》)。

揚雄對於思的認識,已不限於對知識的理解的深透和認識的飛躍,認為更為重要的是發展智慧。有人請教“哲”,揚雄回答:“旁明厥思”(《問明》)。旁明即廣明。“明”,揚雄解釋為“微”,他說:“微而見之,明其誖乎!”《問明》)誖通勃,宏盛廣大之意,能辨察細微,博通廣大,就是明,也就是“哲”。這正是人的智慧發展的重要表現。

第二,習行為上。習行雖是先秦儒家的優良傳統,但在揚雄的思想中,更加突出其重要性,從正反兩面辯證地進行闡述和發揮。他首先強調:“君子強學而力行”(《修身》)。行對於學,更為重要。他又說:“學,行之,上也”(《學行》),人有所學,必有所知,只有認真地習行,才是真正的學問。習行必須有所選擇,分清是非,揚雄說:“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況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學行》),還要“知是而習之”(《學行》)。人有可塑性,是可鑄的,習行什麼,對於人的塑造有著極其重要而且是決定性的作用,習行“是”就能勝非,習行“非”當然要勝是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是不可抗拒的法則。

第三,言必有驗。揚雄在教學中,提出“言必有驗”的重要原則。他說:“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邁,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問神》)這是符合唯物主義的一條重要原則。教師所教學的內容,所說明的道理,必須與事實相符合,必須經過實踐的檢驗,證明是正確的,否則便是虛妄,是自欺欺人。揚雄還要求事辭相稱,他說:“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吾子》)

張岱年先生解釋說:“事勝辭!辭不能儘量表述事實,失之粗直;辭勝事,辭超出了事實,失之虛浮。事辭相稱,才是標準。”揚雄這一原則對後世產生了很大影響,東漢王充為之繼承與發展。

第四,廣博與簡約結合。廣博與簡約結合是一條符合辯證法的原則。學習,做學問,既要廣博的雄厚基礎,又要簡約的精深卓識。揚雄說:“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君子》),這是強調廣博。又說:“學者之說可約”(《寡見》),這是“疾夫說學繁多,故欲約省之也”(李軌注)。

還說:“可約解科”(《寡見》),這是“使得其義旨不失其科條”(李軌注)。這些都說明了簡約的重要。廣博與簡約二者並不矛盾,而是辯證的統一。廣博並不是繁多駁雜,簡約亦非孤陋寡聞。揚雄進一步全面指出:“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吾子》)很明顯,簡約的精深卓識,必須以多聞廣博為基礎,二者同樣不可孤立地截然分開。這是教與學的寶貴經驗,至今仍有其積極的現實意義。

第五,新故相代。人事與自然,總是在不斷地運動、變化和發展,新陳代謝,新故相代,新知識代替舊知識,新一代超過老一代,他們之間既有繼承因循,又有改革發展,這是人事自然發展的必然規律。揚雄說:“新故相代,陰陽迭循,清濁相廢,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已用則賤,當時則貴”(《玄文》)。還說:“新則襲之,敝則益損之”(《問道》),“可則因,否則革”(《問道》,這是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如何相代?其意義如何?揚雄進一步全面闡述了這個道理。他說:“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與道神之;革而化之,與時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馴。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則;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革之匪時,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喪其紀。因革乎因革,國家之矩範也。矩範之動,成敗之效也”(《玄瑩》)。這段話再明白不過地說明了繼承與發展的辯證關係,這是普遍的規律,特別於我們今天高度的科學文明時代,更有其重大的現實意義。

第六,循序漸進。揚雄認為,人的認識,對於知識的掌握,總有一個過程,總是由易及難,由細到大,這正是循序漸進的道理。對於人事活動,揚雄從思想,實踐的始末,從不同的層次,考慮設計了一套完整的過程,即“九事”說。他說:““一為規模,二為方沮,三為自如,四為外他,五為中和,六為盛多,七為消,八為耗,九為盡弊”(《玄數》)。規模即開始設想和計劃,方沮即想做而又未考慮周全成熟,自如即考慮成熟尚未實施,外他即開始見諸實施,中和即左右逢源,不偏不倚,恰到好處,盛多即超越限度而有所過頭,盡弊即過時而已經陳舊了。這個過程即是說一切活動總是從設想計劃開始,逐步付諸實踐。取得一定的效應成果,然後逐步轉入陳舊衰敗乃至被新生所陶汰。教育活動,接受知識的過程當然也不例外。揚雄的“九事”說不免有其牽強和形而上學的成份,但從認識和實踐活動的角度看,仍符合循序漸進的原則,而且充滿了新舊交替的辯證思想,意義是比較深刻的。對新故相代的思想也是一個補充說明。

第七,潛心專一。這條原則揚雄是從人和事物的主、客觀因素來論述的。

首先,揚雄充分肯定人的認識客觀事物的能力,同時也說明世間的一切事物是可知的。天地自然是玄妙神奇的,歷來都被認為是高深莫測的,然而人只要潛心專一,即深入鑽研,積極追求,認真思索,“心”總能認識其奧妙,把握其規律。揚雄還進一步認為,聖人只要潛心專一,不僅能認識神秘的客觀世界,掌握其深奧的道理,而且還能將自然與人事協調,使自然與人事和諧無間,乃至為人事所利用。揚雄不僅強調了人的心理、精神、思維活動能力,還特別充分肯定了對自然改造的主觀能動作用,同時又肯定了客觀自然事物的可以被認識。揚雄這一思想,永遠閃耀著辯證唯物主義的光輝。

揚雄對教師的論述是比較全面的。教師是關係教育事業成敗的關鍵,古代的賢明君主、著名教育家、學者,無一不重視教師。他們無一不把教師的作用看得極為重要,地位抬得極高,同時也對教師提出了嚴格的要求。揚雄也不例外,揚雄對教師的論述,我們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論教師的地位和作用。揚雄對教師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說:“師者,人之模範也”,人們務學不如“務求師”(《學行》)。李軌註釋道:“求師者,就有道而正焉。”人們要長進,要有道而正,要求學讀書,就必須從師學習或得師指導。揚雄還說:“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學行》),教師是人之模範,擔負著教育、培養、造就人才,創造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促進人類社會發展前進的重任。教師的素質、品格與教學工作的好壞,可以說對人才的命運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此,揚雄又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學行》),桐子,李軌注曰:“洞然未有所知之時”,即未成年的青少年。這些人是社會的未來,他們的命運,也可以說是社會未來的命運,完全有賴於教師的教育。可見教師對人才的成長以及社會的文明進步的作用和意義是何等重大,教師確實不愧為人世“模範”,當然應該受到全社會的尊重。這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我們應予以發揚光大。

論對教師的基本要求。教師的地位極高,作用重大,因此對教師的要求自然要格外嚴格,決不允許濫竽充數,揚雄對此亦有深刻認識,他對教師提出了多方面的基本要求。

第一,要有深厚的基礎和廣博的知識。揚雄說:“通天、地、人曰儒”(《君子》),“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君子》),這裡的“儒”和“聖人”,雖不全指教師,但從揚雄的許多論述可知,“儒”、“聖人”,還有“君子”,多包括教師在內。教師必須對世間的知識廣泛全面探求,具有廣博的知識,打下堅實的基礎,而且要精專卓識,融匯貫通,甚至還要懂得更深奧的“大知”。揚雄又說:“師之貴也,知大知也。”李軌注“大知”說是“聖道”(《問明》)。過裡明顯地說明了教師必須具有崇高的政治理想,這與揚雄一貫的提倡是完全一致的。反之,對於那些“小知之師”當然屬於“賤矣”(《問明》)。不言而喻,作為教師,如果基礎薄弱,一知半解,當然不能擔負培養人才、創造人類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重任,嚴格地說,不僅不能享受教師的崇高地位,而且就根本沒資格當教師。

第二,要樂教,學不厭,誨不倦。揚雄這一思想,完全繼承了先秦儒家孔子的思想。揚雄推崇孔氏備至,他說:“聖人樂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故不遁於世,不離於群”(《先知》)。揚雄因受到政治打擊,有清靜自守的思想,但作為教師,對於教育事業,他完全是抱以積極進取的態度。當一個教師,不僅要樂教,而且要積極主動地施教,決不能逃避現實,離群自守。揚雄還說:”“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道,事不厭,教不倦”(《五百》),這完全是孔子思想的再現,也是儒家的傳統。作為對教師的要求,樹立專業思想,忠於職守,誨人不倦,仍有其一定的現實意義。

第三,教師教人必以規矩。他說:“斷木為棊,烷革為鞠,亦皆有法焉。”李軌的注說得更為具體:“大匠之誨之也,必以規矩”(《吾子》)。辦任何事都要依據一定的法則,遵循一定的規律,教育也不例外,同樣有自身的規律。

教育者要想收到滿意的效果,必須按教育規律辦事。不以規矩,不成方圓,這是永遠顛撲不破的真理。

第四,要以身作則。教師要為人師表,必須以身作則。揚雄說:“人必先作然後人名之,先求然後人與人”(《吾子》)。又說:“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先知》)。如何能“先”?這就要求教師首先要“立身”,因為,“身立則政立矣。”李軌注得很清楚:“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先知》),自己正,也才可能嚴格要求別人正。此外,教師教人,務必“苟欲令人順己”(《修身》),這就要教師自己先做到“言不慚,行不恥。”這就是說,“言不違理,故形不慚;行不邪僻,故心不恥”(李軌注)。教師的一言一行,即使不是有意的言行,都會對學生產生巨大的潛移默化作用,所以教師必須嚴格要求自己,任何時候,任何場合,都要做學生的表率。

總的說來,揚雄對教師的要求雖不夠全面,不過,從現有的內容看,仍不失為關鍵性的要求,而且言之成理,正中要害,只要能認真做到,仍然有其一定的積極意義,可以為我們借鑑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