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文輕理何時休
原作者 | ［美］龍沛
摘編 | 徐悅東
《重歸一統》，［美］龍沛著，康海源譯，後浪丨九州出版社2021年3月版
宋朝建國的政治和軍事過程，是由一系列不確定、無秩序的事件組成的，其參與者們並不知道它們的結果。那些歷史人物所做的大部分（甚至是全部）決定，都受到了他們所面對的緊迫情況的影響，而不是由更大的、如強調文人文化那樣的意識形態目標所決定的。事情並不總是按照計劃發展，重要決定的結果可以很容易地超越勝或敗，乃至變成完全無法想象的後果。即便是非常精心策劃的政治和軍事行動，人們也僅僅能施以有限的掌控和限定。宋朝最終能夠穩定、順利地在1005年完成建國，並不是一件理所當然、顯而易見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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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從更寬廣的層面上講，整個征服戰爭過程中，局勢也在不斷變化。政治和軍事程序中累積的成功改變了環境。從954年到1005年，先後有四位不同的皇帝，他們面對的局勢各不相同。即便是在同一位皇帝統治期間，局勢也始終在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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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後來的政治家和歷史學者們卻把宋朝建國想象成一個有規劃的、導向特定文化的過程。對他們而言，這個過程是必然的，意義是清楚的。皇帝和政治家們都扮演著特定的角色，回溯地看，這似乎是顯而易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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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種對宋朝建國的描述顯示，這些皇帝和政治家並不總是能夠完成好他們理想中的角色。比如，宋太祖並不是一個特別崇尚文明教化的人，宋太宗才真正開始重視利用科舉考試。當然，這些事實眾所周知，但是人們常常因為要維護後來對這些事件的解釋而對其置之不理。宋朝初期的首要任務是獲取權力。即便是在宋代初期那種繼承性制度框架內，也有相當大的流動性。只是到了後來，當一個個先例被看作或至少被描述為程式性政策決定，成為既定原則時，王朝的建立看起來才像一個精心計劃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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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世宗、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這四位皇帝，分別展現了對戰爭與政治之間關係的四種不同的處理方式。周世宗幾乎完全是一位馬上皇帝，宋太祖武功卓著，同時也開始有效地運用政治權力，宋太宗在軍事和政治上均較失敗，而宋真宗則從政治安全出發，最終解決了宋朝建國的軍事問題。或許並不意外的是，宋太祖相較於其餘三人，站在了頭和肩的位置。他並不是毫無瑕疵，也並不總是取勝，但他有能力，也足夠幸運，成功地在混亂危險的局面中建立了長久存續的制度。周世宗用戰爭解決了自己的政治問題，宋真宗僅需要解決他的軍事問題，而太宗則是最令人驚奇的統治者。太宗成功地得到並維持了皇位，卻犯下了嚴重的軍事和政治錯誤。
周世宗
儘管有這些錯誤，而王朝依然穩固，這一事實無疑證明了宋太祖及宋朝行政官員的能力和作用。雖然這些皇帝的個人特點很重要，但是重思構建一個穩定政府的過程同樣重要。這與某種觀念直接相關，即認為，宋朝建國是一個對先前的軍事混戰進行文明化的過程。如果認為半個世紀的戰爭為文人文化埋下了基石，或認為文人文化的崛起結束了戰爭，這些都過於簡單化了。從軍事角度看，征服戰爭是在中原地方政權皆被消滅、宋遼形成公認的軍事僵局或均衡之後才結束的。戰爭結束是因為宋朝佔據了中原，且與北方草原達成了均勢。這與文人文化沒有什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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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治角度看，宋軍之所以能夠專力於徵伐，是因為宋廷內部的政治權力鬥爭已經得到了解決。軍事利益增強而非削弱了宋朝，因為宋朝內部的利益相關者們都認識到，王朝的繼續存在符合他們的利益。權力鬥爭中有輸有贏，但大多數人都覺得，在宋朝權力體系中失敗也比推翻它要好。隨著帝國的擴張，不僅武人有機會獲益，文官同樣有機會。而戰爭結束時，文官控制了政務，武人則退回了軍營。這是文官們的政治勝利，但很難說這和文人文化的崛起有重要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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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戰術、政治能力都是影響王朝興衰極為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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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954年到1005年，戰爭的作用也發生了變化。與十一世紀不同，戰爭是後周和宋朝政府的核心事務。王朝的命運實際上繫於重大戰事的結果。朝廷內政的重要性最初要居於軍事舉措之下。隨著宋朝漸趨穩定，政治才變得越來越重要。在太宗朝，特別是在太宗的軍事失敗之後，政治在重要性上取代了戰爭。即便太宗沒有因為他的敗績而染上汙點，他也需要遠離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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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者們常會忽略一件事，即歷史上罕有偉大的戰略家。軍事事件後來之所以會被看作無可避免的，是因為我們難以體會取得成功需要多少技巧。亞歷山大大帝、拿破崙這樣的西方征服者所享有的巨大讚譽，與其功業的轉瞬即逝之間的對比是驚人的。我們不難看到，戰術和指揮才華可以創造一個帝國，卻沒有什麼能存之久遠。宋太祖及其謀臣趙普指揮著一批傑出的將領，帶領他們走向成功。太宗在統治初期也統領著其中一些將領，他們取得了一些戰術勝利，但從全域性看卻失敗了。真宗朝則幾乎沒有大將，也沒有好的戰略建言。
宋太祖黃袍加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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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說這是“英雄史”——將每場勝利都歸功於某個人的功勞——的一個案例，倒不如說這說明了戰略能力加上政治、戰術和指揮能力的至關重要性。宋太祖並不是獨力取代後周或者建立宋帝國的，他是由一批統治著龐大且強大的軍隊的能員干將所組成的軍事集團中的一員。太祖單靠自己無力實現雄圖大業，他也深知這一點。他必須維繫好與其結義兄弟們的私人關係，從而獲取他們的支援，為了防止內訌，還要剝奪他們的權力。宋朝初期，大多數朝廷文官都沒有權力，也沒有地位。重要的是軍事權力和掌控軍事權力的武人。太祖最重要的能力，就是維繫與高階將領們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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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在平衡軍事權力與集中軍事權力之間，面臨著許多嚴重的問題。965年他加強控制的決定，引發了四川的起義。這可能是無可避免的，或僅僅是處置不當的個例。但不管怎樣，其結果都是代價高昂的，不僅是就平民和士卒而言，也是指政治上和軍事上的代價。找高階的實權將領做替罪羊是極有風險的，因為這會令其他所有的將領惴惴不安。太祖想必向所有高階將領做出了大量的個人承諾，以便讓懲處王全斌及其部將之事的影響範圍縮到最小，不過我們所掌握的文獻並未提及這樣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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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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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王全斌及其部將受到的處罰至多不過是降職，被剝奪了戰場指揮權，並被“流放”到輕鬆的地方。早期的宋軍在戰場上的戰鬥力是極為強大的，不僅掃清了其他政權的軍隊，而且曾多次擊潰遼軍主力。宋軍最差也能與遼軍相抗衡，事實上，或許他們在戰場上要更為出色。後來宋朝對其軍隊戰力的不安感，不應該影響我們對太祖及其將領征服中原時那種戰鬥能力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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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滅亡北漢時，宋軍仍然很強大。太宗不先休整軍隊而繼續進攻燕雲十六州的決定是缺乏考慮的，這給宋軍造成的影響是毀滅性的。用兵的明確政治動機遮蔽了他的軍事判斷力。可以說，他有限的軍事經驗基礎上的軍事判斷力也是極其平庸的，而且他不願聽取宿將們的建議。太祖有趙普，而太宗身邊卻無一人。即便對於久經沙場、技藝超群、天賦異稟的人來說，做出戰略決策也是相當難的。太祖和趙普全部的戰略判斷，要優於其相當大一部分的總和。這很重要，太宗的失利是集體決策突然缺失的一個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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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所發起的與遼朝的戰爭持續了二十五年。有時，當我們回顧宋朝建國曆程時，我們好像會忘記衝突時期持續了多久。如果僅僅因為太宗的國內政治地位繫於戰爭，那麼外交就不起作用。他在軍事上已然落敗，就不可能顯出虛弱地做出讓步。他只好假裝正準備攻擊遼朝，但僅僅是准許河北非正式地修築水路防禦網。不過，宋軍在戰場上的表現似乎並沒有顯著地衰退，特別是其防禦能力。防禦在戰術上是有效的，但在政治上卻令人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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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功能上講，太宗並沒有什麼軍事戰略。他能尋求的唯一積極目標就是擊敗遼朝，奪取燕雲十六州。他唯一的戰略就是於986年再度發兵攻遼，寄希望於一個更加周密的計劃能給他帶來勝利。當行動失敗時，他將其歸咎於執行不力，而不是其計劃或戰略本身的問題。趙普說得很清楚，恰恰是戰略存在問題。太宗不是一個好的戰略家，故而他的遠征失敗了。戰略眼光對於成功地實現目標意義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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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
真宗在對遼戰爭上沒有什麼政治危機感，他知道自己沒有戰爭經驗，所以更易於坦率地聽取有關化解衝突的建議。其直接結果就是，真宗透過一個理性的戰略去尋求一個理性的目標。他試圖透過加強防衛來結束戰爭。遼朝則選擇透過用兵，逼迫宋朝坐到談判桌上，從而結束戰爭。但似乎，真宗沒想透過談判去結束雙方的衝突，畢竟中國歷史上沒有什麼大規模戰爭是靠和平對話結束的。他可能只是設想依靠堅固的防禦體系，讓遼朝的軍事行動失去作用，從而讓遼朝結束戰爭或大量減少用兵。實際上，這恰恰是遼朝所擔心的。如果宋朝的防禦力量大到讓遼朝無力對其施加戰爭壓力，那麼主動權就會轉到宋朝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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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宋朝想出了單純的軍事方法去解決與遼朝的對抗問題，而遼朝則想推動雙方透過政治方式去解決。遼朝知道自己無法消滅宋朝，唯一的談判籌碼就是停止對宋朝的攻勢。要是宋真宗願意再等上若干年，那麼他或許能讓遼朝跌到一個相對更弱的位置。雖然宋朝在河北的水路防線尚未建完，但是直到1005年，它的防衛效能都在不斷增強。從嚴格的軍事角度看，宋朝正在贏得與遼朝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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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宗及其朝臣們都不認為宋朝能夠奪取燕雲十六州。與此同時，皇帝也不需要透過顯赫的軍事勝利去證明其統治合法性，所以他並不刻意追求軍事勝利。戰爭對真宗來說並不僅僅是戰爭。官員們建議他要麼反擊遼朝，要麼出逃。出逃將會在政治上降低其地位，在軍事上也不明智，於是真宗有些不情不願地去了前線。我們不得不再一次承認，他從眼前的諸多建議中做出了正確的戰略決策。皇帝的戰略決策非常重要，深刻地影響了王朝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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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宋真宗憑皇帝地位而掌握政治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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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許多方面來看，建立一個穩固的王朝都需要分割軍事權力和政治權力。這與其說是要求統治者和官員自身必須僅掌握一種權力，不如說是因為政府內部的暴力衝突本身是不穩定因素。當以直接暴力為形式的軍事權力成為武人在政治體內發揮影響的主要或通常手段時，權力鬥爭就不僅成為內耗，而且會減少政治體可用於外部軍事行動的軍事資源。但如果武人是因為其在對外軍事行動中的功績而在政治體內獲得權力，那麼內部權力鬥爭就不會那麼浪費軍事資源。當然，當征伐了結於和平時，武人就會失去其政治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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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政治權力有多種多樣的形式。在本文討論的四位皇帝中，只有最後一位皇帝真宗，事實上僅憑皇帝地位而掌握著政治權力。前面三位皇帝都依賴著與其親密文武官員的私人效忠紐帶。周世宗的權力是基於支援他的忠誠將領們。世宗一死，那些將領就擁戴他們其中的一個登上皇位。宋太祖一開始透過聯姻來維護與其結義兄弟們的私人關係，後來又培植與那些取代其結義兄弟地位的下層將領們的私人關係。這個下層將領群體多數都受到皇帝的重視，皇帝透過禮儀和私人行為表現著對他們的關心。皇帝在他們出征前贈與其盔甲或武器，這樣他們在戰場上就用著、穿著皇帝的贈禮，展現著他們與皇帝的直接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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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在登臨君位之前也培植了自己的親密幕僚，登基後就依靠他們來統治。他試圖透過科舉考試來建立一個更龐大的私人效忠網路，不過他失敗了，在其統治末期，他依然要靠原來那些幕僚們去統治。太宗想要透過軍事勝利來證明自己的統治合法性，獲得軍隊的支援，但他的失敗使他在政治上被孤立了。非常關鍵的是，太宗想要擴大軍隊和官僚系統對其私人效忠的努力雖然失敗了，但並沒有危及宋朝。沒有任何反對行為針對的是宋朝，而僅僅是針對太宗。因此，他透過根除最有可能取代其帝位的趙氏宗親們（他的兩個侄子和弟弟）來鞏固其地位。人們忠於宋朝，與其繼續統治有利益關係，而太宗僅僅是宋朝皇帝，其幕僚之外的人們並不怎麼忠於他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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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政治地位衰弱，這就是他為何比絕大多數皇帝挑選太子都更為謹慎的原因。中國歷史上的多數皇帝對指定繼承人，從而創生出另一個效忠物件都有些疑忌，但這對太宗而言幾乎到了惱人的地步。從最低限度講，這會為其統治帶來另一個選擇物件，而那是他竭力避免的。太宗沒能吸引到對他的私人效忠，而一位指定繼承人卻可能實現他所沒有做到的。結果，他想指定的皇子因為他對其弟廷美的處置方式而發瘋了。他既而選定了後來的真宗，又因為在宣告的同時官員們表現出對太子的支援而生氣。太宗於是竭力打壓真宗可能有的任何提議，使他的角色和感受等同於高階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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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真宗而言，政治和軍事不再糾纏共存。在他繼位之前，其父太宗就打破了二者之間的聯絡。真宗沒有如其父那樣的被推翻的恐懼，也沒有合法性問題的困擾。真宗繼位是宋朝第一次常規化的繼位，這一事實有力地增強了他的合法性以及王朝的穩定。真宗有一些私人幕僚，但他不需要透過官員們的私人效忠去控制他們、統治帝國。無論好壞，他都是宋朝的皇帝，政治和軍事權力都是自他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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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完成了宋朝建國的最後一幕政治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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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都有其各自的個性，都面對著具體的環境。所以，要從整體上概括宋朝建國期的決策是有難度的，因為我們僅僅是在討論參與商議的四位皇帝及一小部分官員。從954年到1005年的這四位皇帝，不僅是為了擊敗軍事對手、獲取領土、消除威脅而試圖贏得戰爭，他們也是想確立自己的政治權力，控制其政權內部許多實權人物的政治野心。政治上的優勢與劣勢也影響了何時、如何、為何、誰發動戰爭，以及如何解釋戰爭的結果。官員個人也做著類似的政治算計，在他們所認為的帝國目標、絕佳戰略選擇與自己的政治目的之間進行平衡。獲得皇帝的讚許與提出正確的戰略同樣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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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對宋朝建國之研究的中心，不僅僅是政治與軍事戲劇中的一個個演員，還有變化的至關重要性。從954年到1005年，個人角色及他們所處的環境一直在變化著。這段時期最深刻的變化之一，就是形塑宋朝的戰爭與政治之間的關係。戰爭和政治都是變化極其無常的，它們的互動又進一步增加了王朝初期的不穩定性。兩者都逐漸變得更加穩定，它們之間的互動也同樣如此。就戰爭而言，其穩定來自對當時各政權的不斷征服——主要是在太祖時期，這就將日後的衝突限制在了與遼朝的邊界問題。就政治而言，其穩定產生自不斷成形的帝國先例（imperial precedent）、不斷規範化的官僚組織、前後如一的制度實踐，以及在最後的真宗時期，皇位繼承沒有受到暴力或其他可能的不當之舉的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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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對軍事事務的處理，與太宗、真宗之間的差別是很顯著的。就我們所知，太祖在趙普的輔佐下，決定征服戰爭的戰略問題。除了領兵，他似乎不會同他的將領們商討任何問題。雖然趙普顯然在很深的智識層面上深諳戰爭之道，但他不是武人，他的許多建議都是政治角度的。太宗最初需要武人們支援他發起對北漢的戰爭，後來又不情願聽取非其幕僚（一幫瞭解他想法的人）的將領們的建言。真宗則在前往澶淵之前，直接回應了將軍高瓊的諫議。太祖需要一些政治和軍事上的建議，但他本人在這兩方面都頗有才幹。太宗和真宗都完全是政治人物——儘管太宗不願承認——他們需要軍事建議。待戰爭結束後，真宗也就不再需要那些建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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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年的大規模軍事對抗促成了一份政治協議，結束了宋遼之間的衝突。既而，宋朝日常事務中也就沒有了武將們的位置。其後的三十年裡，都沒有什麼重大軍事行動。不過，政治方面的建國大劇似乎需要最後一幕，那就是1008年的封禪大典。同戰爭一樣，是真宗完成了宋朝建國的最後一幕政治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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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太祖沒有早逝，或許宋朝建國能早些完成。要是太宗沒有在軍事上和政治上失敗，或許宋朝建國也能早些完成。太宗想要擊敗遼人，在軍事上證明自身統治的合法性，還想舉行封禪大典，從禮儀上顯示他繼位的無可爭辯。但他失利了，所以沒有做成。真宗則舉行了封禪大典，因為他成功了。正是這最後一幕，完全分割了戰爭與政治，也為宋帝國的文化奠定了基礎。
原作者 | ［美］龍沛
摘編 | 徐悅東
導語校對 | 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