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寶座是坐南朝北嗎
納爾邁調色盤
上有法老和他的化身（反面是鷹神荷魯斯，正面是公牛）處決或羞辱外族人和敵人的場景。
如前所述，這些形象一方面是埃及人表現模式化的王權觀念的部分工具，另一方面還是一種象徵。
埃及人以此來界定和強化他們作為一個民族和國家的身份，將自己與境外混亂的外族人區別開來。
然而，我們也許會問，浮雕上荷魯斯抓著的那個俘虜是否是利比亞人或者亞洲人，或者該浮雕描繪的是否仍然是上埃及以武力統一下埃及的一場內戰，而那個俘虜是下埃及人。
我們也許還會問：調色盤底部的那兩個卑躬屈膝的人，以及另一面上那一排被斬首的人，他們是下埃及人還是外族人？
上埃及人在這一時期是否將下埃及人看作半外族人？
難道正如埃及學家皮特里和埃默裡所說，畫面中的法老及其臣子實際上是來自近東的入侵者，而不是“埃及人”？
如果是這樣，納爾邁調色盤上到底哪些人才是真正的“埃及人”？
埃及早期種族身份的象徵
事實上，對於法老時代早期的埃及人來說，納爾邁調色盤似乎對他們的民族身份的界定有著特別的意義。
在調色盤上，納爾邁不僅化身為隼鷹和公牛等代表法老的獸類標誌，同時表現為一個攻擊敵人的法老形象。
納爾邁調色盤是王室象徵的早期及晚期傳統手法的高度混合，納爾邁的統治標誌著統治觀念的根本轉變，調色盤是體現這一觀念轉變的最好例證。
隨著埃及的統治者開始拒絕使用王室影象，轉而採用本土的圖形，在第一王朝初期，官方對於外部世界的意識形態也經歷了重大轉變。
此後，在埃及的國家意識形態中，非埃及人就是未開化的野蠻人，他們被排斥在埃及人的王國之外，因此對埃及法老、老百姓及其生活方式採取敵對態度。
身份認同問題
毫無疑問，在對納爾邁調色盤的研究當中，身份認同問題十分普遍，同樣，這個問題也滲透到了整個埃及學學科當中。
古代埃及人到底是什麼樣子？
他們如何使自己區別於周邊的民族？
埃及文化是黑非洲文明的一部分還是近東文化的若干變異形式之一？
我們定義埃及人的依據是什麼？
是他們的語言、地理位置還是他們的外貌？
他們是如何看待自己的？
在很多方面，埃及人透過強調他們與非洲和近東的外族人之間的巨大差異來明確自己及統治者的身份。
埃及逐漸與之建立商業和政治聯絡的地區大致可分為3個區域：非洲（主要是努比亞、利比亞及蓬特）、亞洲（敘利亞–巴勒斯坦、美索不達米亞、阿拉伯半島以及安納托利亞）以及地中海北部和東部地區（塞普勒斯、克里特、海上族以及希臘人居住區）。
埃及人與外部世界交往
納爾邁調色盤或許還可以告訴我們一些關於早期埃及人與外部世界交往的情況。
早在1955年，以色列考古學家
伊加爾·亞丁
分析指出納爾邁調色盤所描繪的可能不是簡單的慶祝國王繼位或宗教儀式等場景，甚至也不像過去的理論所認為的那樣，記述了上下埃及的統一。
亞丁認為，它反映的是埃及與近東早期的軍事衝突。
有趣的是，20世紀90年代，在以色列納哈爾蒂拉地區的西羅遺址進行的考古發掘中，發現了一塊埃及陶片，上面刻有一個王名框，框內寫著納爾邁的名字，同時還發現了很多其他的埃及手工藝品，其中有象徵權力的物品如權標頭，其年代與納爾邁調色盤的年代相近。
此外，在納哈爾蒂拉地區西北部的泰勒埃拉里地區也發現了埃及人活動的證據，這些都表明當時埃及人的確出現在巴勒斯坦地區。
這些考古學證據或許可以證明亞丁理論的正確性，即埃及人的軍事擴張很久之前就到達了黎凡特地區。
黑色的埃及人
談到埃及人的民族身份，我們就必然要試著解決這樣一個當代性問題，即從種族和民族的角度來說，埃及人在多大程度上是“黑色”人種。
馬丁·伯納爾和謝赫·安塔·迪奧普認為埃及文明在本質上是“黑色”文明，只是歐洲白人在文化上對它進行了修正，使該文明受到了曲解。
他們的這種觀點有多少依據？
1981年，迪奧普斷言：“埃及人是黑人，他們嘴唇厚，頭髮捲曲，雙腿纖細。”
就現存的木乃伊以及對古埃及人的描繪來說，儘管有一部分符合迪奧普的描述，但從外貌和人類學的角度來看，大多數都與迪奧普的描述相去甚遠。
埃及人如何看待自己？
我們可以從兩方面回答這個問題：
一是研究埃及人在繪畫和雕塑中是如何描繪自己的；二是分析他們如何描繪外族人。
與許多其他文化一樣，埃及人似乎主要是透過自身與埃及之外的民族的比較來獲得身份認同感。
從埃及人描繪自己和外族人的象徵符號上來看，在大部分歷史時期，他們對自身形象的認識往往介於黑面板、卷頭髮的非洲人以及膚色淺、蓄鬍須的亞洲人之間。
新王國法老塞提一世以及拉美西斯三世的陵墓位於帝王谷，墓中有一些壁畫，這些壁畫表現了太陽神拉掌管的宇宙中的不同人種，其中就包括面板呈紅褐色的埃及人，與黑面板的庫什人（努比亞人）和膚色較淺的利比亞人及亞洲人都形成了鮮明對比。
除了膚色和其他身體特徵外，我們也可以從髮式與服裝上來區分這些古代人種，這些分類無疑能夠使埃及人同世界其他地區的人區別開來，成為一個民族。
然而，就連埃及人自己也會認為這些描繪是一種簡單的模式化，因為從成千上萬的埃及人的肖像來看，他們的膚色是非常多樣的，從深淺褐色到黑色都有。
“黑色問題”
因此，從另一種意義上說，埃及人是在文化上而非種族上將自己視作一個獨特的民族。
有很多這樣的例子：對於一些外表看來明顯屬於“異族”的人，埃及人也在社會和政治層面上把他們看作自己人。
梅伊赫普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梅伊赫普里是第18王朝早期的一名軍官，他獲得了在帝王谷建造自己陵墓的特權，但是他的外貌特徵（黝黑的面板和捲曲的頭髮）清楚地表明他是努比亞血統。
同樣在第18王朝，一個叫做阿佩爾的亞洲男子當上了維西爾（最高的官職，僅次於國王），從他的名字可以看出他來自近東地區，在這一時期，還有很多其他亞洲人在埃及的精英統治中身居要職。
埃及學家——尤其是北美的埃及學家——不能迴避這樣一個事實：古埃及文化的問題已經變成了一個“黑色問題”。
認為埃及本質上是一種黑人文明的觀點——這通常被描述為一種“非洲中心論”的立場——對很多非洲人以及非裔美國人都至關重要，因為它說明非洲人和黑人在早期文明形成過程中有更為重要的作用。
很多非洲中心論者認為針對“埃及”的權威埃及學研究帶有很深的偏見，因此他們只用古埃及的地名凱麥特（字面意思是“黑色的土地”）來指稱埃及，儘管該詞實際上是指黑色的沃土，而不是人的膚色。
種族主義不可取
毫無疑問，過去某些埃及學家對埃及人的解讀帶有種族主義色彩。
最為惡劣的是，格拉夫頓·埃利奧特·史密斯曾在1909年指出：“哪怕只有一點非洲血統，其後果也會馬上顯現出來，它會使人們不思進取，成為文明藝術進一步發展的阻力。”
弗林德斯·皮特里也提出了一種理論，他認為法老埃及是來自近東甚至是來自歐洲的“優等民族”建立的。
如果我們沒有意識到他的政治觀點是右翼的，或者沒有意識到他是優生學運動的積極分子，而該運動的宗旨正是透過“研究受社會制約的可以提高或降低人類後代的人種質量的力量”，從而致力於“改善”人類血統那我們就很難理解他的理論。
另一方面，布萊恩·埃默裡對於早期埃及侵略論的擁護無疑是更多地受到了戈登·蔡爾德的文化傳播理論的影響，但也有可能是受到了二戰前英國在埃及和蘇丹的殖民主義的影響。
然而，我們來設想一下——許多非洲中心論者似乎也是這樣做的：首先，許多傳統的埃及學觀點仍然受到種族主義的影響；其次，這種偏見的存在在某種程度上恰恰證明：與影象和文字證據所表明的相反，古埃及人是非洲黑人。
這些設想似乎缺乏證據。
埃及並不存在“種族”的概念，希羅多德的著作、《聖經》以及任何其他古典文獻也沒有提及這一概念。
由於它缺乏生物學和社會學上的依據，因此無論在公共還是私人場合，我們都應該竭力避免使用這個詞。
不用這個詞並沒有人會在意，反而對我們有利。
參考資料：
身份：關於種族、人種以及性別的爭論；探秘古埃及；2015。08；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