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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道“串聯”起了什麼

作者:由 新華社客戶端 發表于 書法日期:2022-09-20

什麼是綠道什麼是碧道

北運河健康綠道建成後,將周邊現有的林地、平原造林地、水資源、旅遊資源和人文歷史資源進行了串聯。

《瞭望東方週刊》記者李璇|北京報道

綠道“串聯”起了什麼

武漢市東湖綠道(肖藝九 / 攝)

即將於2019年10月在武漢舉行的第七屆世界軍人運動會,正吸引著各地的目光。按照籌備計劃,這場國際盛會的腳踏車賽和馬拉松賽將在武漢市東湖生態旅遊風景區內的東湖綠道上進行。

東湖綠道是我國最長的國家5A級旅遊景區環湖綠道,它與北京環二環綠道、南京環紫金山綠道、上海黃浦江濱江綠道等生態廊道,都是近年來國內綠道建設的典型代表。

對於一座城市而言,綠道的意義不僅在於鋪路種樹,城市規劃的總體思路、生態環境的綜合整治、治理水平的提檔升級,都可以在綠道的建設中一一體現。

多規融合

廣東省是國內較早開展綠道建設的省份之一。2008年,廣州增城的“增江畫廊”綠道便已開始投入建設。

廣東省城鄉規劃設計院城市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羅勇曾多次參與省內的綠道規劃,他對《瞭望東方週刊》說,綠道體現的是幾類功能的結合。

“綠道將城市中散點分佈的綠地連線起來,串聯起一個個綠地斑塊,成線再成網,在這樣的過程中,綠道將生態廊道、景觀廊道、慢行廊道、休閒廊道、通風廊道結合在了一起。”

因為綠道具有多種功能,在選線上要相應地考慮市政、水務、交通、綠化等方面的要求,於是,多規融合成為不少綠道在規劃時採取的策略。

多規融合,並非簡單的多種規劃內容的疊加,而是要協調各方來讓綠道實現效益最大化。

北京市通州區園林綠化局綠道工程負責人卜紹瑋對《瞭望東方週刊》說,通州區北運河健康綠道是在規劃時先將北運河沿線的平原造林規劃,漷縣、西集、潞城鎮的鎮域規劃,北運河的水利規劃等整合在一起,統籌協調,然後才歸納出了一條最適合北運河綠道的選線方案。

北運河健康綠道建成後,將周邊現有的林地、平原造林地、水資源、旅遊資源和人文歷史資源進行了串聯。

在綠道整體規劃上,各地也都根據各自的城市規劃特點“因地制宜”。例如,成都計劃以“一軸兩山三環七道”作為綠道主體骨架,將其貫通整個城市;北京市綠道的總體佈局為“三環、三翼、多廊”,其中通州區作為城市副中心,又以“四廊六環”為骨架結構。

綠道能否實現最大程度的貫通,關係到專案的成敗,因為綠道的關鍵作用就在於串聯起沿途的綠色空間。

道路的堵點、斷點是綠道貫通中常常需要處理的難題,而在基本已經成型的高密度城市中“擠”出綠道的位置,需要考慮的問題更是紛繁複雜。今年上海在建設蘇州河綠道時,普陀區僅7。5公里的綠道規劃就需要打通13個斷點。

在羅勇看來,“貫通綠道,首先在選線時就應做好規劃藍圖,儘可能消除一些障礙,在之後的實際操作中,也需要政府和全社會共同推動、參與。”

羅勇注意到了廣州科學城依山而建的“雲端綠道”,一座座空中橋樑架在不同的山體之間,串聯起了公園、廣場、酒店和若干科技孵化器。他認為,“貫通綠道的方式有很多,辦法總是能想出來的。”

綠道“串聯”起了什麼

一名女士帶著孩子在南京環紫金山綠道漫步

生態優先

綠道串聯起城市中的公共綠地空間,起到了改善環境、固土保水、調解城市“小氣候”等作用,本就是一項生態工程,因此,在綠道建設的過程中,生態優先是基本原則——設施的建立、有別於規劃的設計,背後常常是生態保護的理念。

“在東湖綠道,腳踏車道與步行道是分行的,按照規劃,步行道寬度不低於1。5米,腳踏車道寬度不低於6米,而在修建狹窄的磨山道時,為保護路邊的27棵大樹,腳踏車道為樹木‘讓路’,寬度調整為4米。”武漢旅遊發展投資集團東湖綠道公司負責人對《瞭望東方週刊》說。

與一般綠道相比,濱水綠道在提供休閒健身空間的同時,要承擔更多的生態保育功能。例如,北京什剎海西海綠道,在沿岸的淺水區種植了荷花、蘆葦、菱角、菖蒲等水生植物,併為野鴨等動物提供了棲身之地。東湖綠道則打造了13條生物通道,如為野兔、松鼠等小型動物設計了可以穿行的管狀涵洞和箱形涵洞。

此外,水體治理也是濱水綠道建設中不能迴避的關鍵問題。成都“一年治汙,兩年築景,三年成勢”的錦江水治理,與錦江綠道的建設是一體的。廣東省則明確提出要建設“萬里碧道”工程,形成綠道和碧道交相輝映的生態廊道。

在武漢旅遊發展投資集團東湖綠道公司負責人看來,綠道建設也改變了城市與湖區的關係:“此前,城市更多是在向東湖索取,圍湖造田、圍網養殖、填湖建設房地產等,令城湖關係一度處於緊張狀態,這也是長江經濟帶城市群粗放發展的一個縮影。透過綠道建設並對水體進行治理,目前東湖水質達到了40年以來的最優值。”

從長遠來看,圍繞著城市綠道建設而進行的生態修復,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為城市“留白”的效果。

“建成綠道後,這塊地就誰也拿不走了,可以說是為城市預留了未來發展的空間。”羅勇說。

城鄉一體化

早在2010年,羅勇所在的團隊便參與了《珠江三角洲綠道網總體規劃綱要》的起草工作。2012年,團隊又參與編制了《廣東省綠道網建設總體規劃》,這也是國內第一個省級綠道網規劃。

實際上,國內的綠道在建設規劃之初便帶有嘗試打破行政區劃限制,推進區域內生態環境、公共服務實現系統性提升的特點。

“透過串聯城鄉空間,綠道可以成為帶動城鄉、區域協調發展的紐帶,為市民進入鄉野提供入口。”羅勇說。

近年來,廣東省全面打造綠道“升級版”,其中就包括推動綠道網向綠色基礎設施升級,在綠道網建設的基礎上,開展綠色基礎設施全域覆蓋行動,推進綠色基礎設施建設。

可以說,綠道建設從一種全新的角度推進了城鄉一體化的發展,推動了基礎設施向農村延伸、公共服務向農村覆蓋,吸引了大量的城市居民到鄉村進行休閒健身、旅遊消費。

“通州區綠道建成後,將會有大量遊客到綠道周邊旅遊消費,帶動通州旅遊增長,綠道沿線村集體經濟會進一步增長。綠道建設也將為沿線居民帶來綠道維護、衛生管理、治安聯防等直接就業崗位,以及腳踏車租賃等間接就業崗位。”卜紹瑋說。

從這個意義上說,綠道與全域旅遊,在理念上也有相通之處——綠道可將區域內重要的旅遊資源一一串聯,並帶動沿線的旅遊觀光、交通、運動健身、餐飲娛樂等產業發展。

例如,廣東“升級版”綠道建設將與南粵古驛道線路相結合,以“雙道融合”帶動沿線鄉村振興和古驛道的活化利用,讓古驛道頗具潛力的旅遊資源得以開發。

值得留意的是,綠道在打通區域生態廊道的同時,也不斷與區域、城市的新定位進行對接。

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式公佈後,羅勇所在的團隊立刻發現了綠道對於大灣區的意義:“綠道將在粵港澳生態環境保護合作、建設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我們也在與香港、澳門就綠道進行交流。”羅勇說。

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區的綠道建設,也及時與其新定位和新需求相匹配。

“綠道的整體景觀,已成為通州疏解非首都功能、融入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的一大亮點。”卜紹瑋說。

管理和服務仍需提升

綠道是一項系統工程,包括綠廊系統、慢行系統、標識系統和配套服務設施等,因此在建設之初便要注意到種種細節。

例如,上海滬閔路上的綠道本為地鐵5號線的防護綠帶,樹木濃密,人們“看得見”而“走不進”。為此,閔行區綠化園林管理所調整了植被,抽稀植物密度、增加色葉樹種和觀賞樹種,此後行人四季都能走進綠道,欣賞不同的景緻。

與公園相比,綠道空間開放度更高,人車混行是容易出現的問題。對此,武漢東湖綠道制定了規定:綠道全線禁行燃油燃氣機動車,只允許電動觀光車、腳踏車和行人通行,或從湖面坐船遊覽。

事實上,在不少綠道的設計中,騎行道與步行道是分開設立的,但在具體使用中卻時常出現人車混行現象。

在騎友老竺看來,綠道管理者還需要投入更多心力:“如果像普及垃圾分類知識一樣來普及綠道上騎行道、步行道的使用規則,‘亂入’的情況想必會減少很多。”

目前,很多綠道設定了驛站、休憩站。例如,武漢東湖綠道就在沿線搭建了驛站和服務點,每個門戶驛站都設有驛站管家,負責責任片區內的全部物業管理和服務事務。上海浦東濱江綠道上也設定了“望江驛”休憩站,每一個休息站都由所屬街道負責維護,運營管理主要由志願者完成。

儘管如此,對於更為精細的服務需求,綠道也還存在準備不足的問題。

“我們在綠道上騎行,如果車胎爆了,很多時候都需要自己想辦法,驛站裡是有休息的地方,但是這些裝置就比較欠缺。”來自新加坡的騎友吳克堯對《瞭望東方週刊》說。

綠道上開展的活動正日益豐富,人們呼喚的,則是更為高效的管理和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