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手札墨跡本如何創作
作者：鄧建民（首都師範大學碩士研究生）
王鐸在《草書頌》裡說：“草書之始，本篆所為。鳥跡穗象，施張有宜張芝羲獻，餘鏟邪枝。”他的取向是相當鮮明的：以張芝、二王為草書正宗，其餘諸家皆為“邪枝”。從他的草書臨古作品看，也以學張芝、二王為多，如張芝的《冠軍帖》、《終年帖》和《今欲歸帖》，王羲之的《適得書帖》、《差涼帖》、《汝不帖》、《清和帖》、《散勢帖》，王獻之的《江州帖》、《集聚帖》、《忽動帖》、《委曲帖》等。這些作品王鐸經常臨寫，並且得益甚多。
當然，王鐸草書的取法物件不單是張芝、二王的法帖，由他臨帖所涉及的物件可以知道，他草書取法範圍很廣：以張芝、二王為主，也涉獵到郗愔、謝安、王徽之、沈約、陳達、虞世南、懷素、柳公權、米芾等名家。在《中國書法鑑賞大辭典》裡，吳法乾分析王鐸的作品說：
“王覺斯是自認為直接承襲二王的，但是他之獨宗羲獻，實際上是接受了唐、宋化了的晉人。所以他的作品更多的是米南宮、顏平原、李北海、懷素等人的影響，而在空間的處理上，似乎頗有旭、素和黃魯直的影子在。”
王鐸草書《五言律詩四首卷》真跡高畫質複製品微噴毛筆字帖臨摹手裱
檢視
“實際上是接受了唐、宋化了的晉人”，這話說得頗有見地，窺測到了王鐸學書的關捩所在。對前人書法藝術的理解，往往要受時代的文化環境及個人的知識結構的影響。“唐、宋化了的晉人”，可以理解為在唐、宋人審美觀念中的晉人書法。
從實際創作的結果看，就行書而言，王鐸雖然力學二王，但作品所呈現的風貌，卻主要來自於米芾，行書軸類作品尤為如此。就草書而言，王鐸的用筆的確接近於張旭、顏真卿、釋懷素和柳公權，而空間的處理也頗受張旭、懷素和黃庭堅的影響。
從書法史的角度而言，晚明的王鐸已無法看到二王真跡。從他的書論記述中可以發現，他所能看到的二王的書法都是刻帖。對待刻帖，王鐸有清醒的認識。他在《跋二王帖》裡說：
“不悟雙鉤刻經數手，摹本已幾千年矣，去原墨跡止十之三。望畫中龍，即真龍也，真龍乎哉？”
“雙鉤刻經數手”，“去原墨跡只十之三”。既然看不到二王真跡，而二王的刻帖僅能傳達真跡不到三分之一的面貌和神韻。那麼，如何“獨宗羲、獻”？如何追求晉韻？仔細尋繹王鐸的書論，可以覺察到，他自覺地在二王嫡系的書家裡尋找通道。
王鐸在翰林院任職期間，過目不少唐宋法書真跡。他曾自言過目千餘紙米芾的手札。從他對唐宋一些名家的評論中，可推斷出，他尋找的通向晉韻的階梯即是唐宋名家。他在《臨淳化閣帖跋》裡說：“予書獨宗羲、獻。即唐、宋諸家皆發源羲、獻，人自不察耳。”
他觀察到柳書的楷法是“用《曹娥》、《黃庭》小楷法拓為大”，觀察顏真卿書法更是二王所出：
“今觀公書法，根本二王，變化如龍。楷之精，行之神，書所造深且如此。”
王鐸豔羨、歎服宗法二王的米芾書法，在《跋停雲館米帖》裡說：
“觀米海嶽書，矯矯沉雄，變化於獻之、柳、虞自為伸縮，觀之不忍去。”
又在《跋米元章告夢帖》裡說：
“餘經見內府米真跡書啟約千餘，字灑落自得解脫二王，莊周夢中，不知孰是真蝶，玩之令人醉心如此。”
“解脫二王，莊周夢中，不知孰是真蝶”，在他此時的眼裡，米芾就是二王的再現，二王的化身。從唐宋名家尋找宗法二王的道路，從唐宋名家作品尋求二王神韻，這可以說就是身處晚明時代王鐸的學王途徑。他的“拓而為大”“不規規摹擬”的學書方法即是對唐宋名家學王的經驗總結。只是他努力尋找的唐宋名家的學王經驗，並沒有使他、當然也不可能使他過渡到再現純粹二王的神韻，他的書風最終建立在唐宋名家學王風範的基礎上，因而實際上是晉法、唐法和宋法的糅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