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統蓄電池質量怎麼樣
明代文學在文學史上比較特殊，正統文壇的特色不鮮明，反而是在當時一些不是很受重視的文體在後世評價很高。
古典文學如果做一個大致的分類，明代比較有特色的是主流文體的“詩文”、遊戲文體的“詞”以及通俗文學的小說、戲曲。
它們與唐宋時期相比，都有非常明顯的差別。
“詩文”的擬古風氣和小品文的光輝
明代主流文壇最大的特色就是“模擬”，對於先秦兩漢和盛唐文學非常崇拜，以至於出現了非常多的流派都已擬古著稱。
比如著名的青丘子高啟，他就以擬古著稱，並且是當時甚至是有明一代在詩歌擬古上最為出色的詩人。
其他流派都有模仿的物件，或兩漢、或魏晉、或盛唐、或六朝，在山水、田園等等流派上也比較固定，而這個高啟卻是對於各個時代、各個流派的詩歌都非常擅長模仿，創作出了的詩歌有著那個時代的神韻。
但可惜的是，他的優點也同樣是其缺陷。這樣一位才學華茂的詩人，因為去世太早，並沒有形成自己的風格，以至於在詩壇地位並不高。
其他的諸如明朝的“前七子”與“後七子”，在擬古一途上雖然熱衷，但質量實在不高，斧鑿拘泥，刻意的痕跡非常明顯。
他們更是提出了“
文必秦漢，詩必盛唐
”的口號，在文壇上掀起了一股持續了非常久的復古風潮。
而與之唱對臺戲的也大有人在，那就是以茅坤、歸有光、唐順之等為首的“唐宋派”。
這些人公開反對前後七子的“文必秦漢”的觀點，雖然認可先秦兩漢文章的價值，但對於唐宋的文章更為推崇。
從實際來看，歸有光等人反對的不是文章的朝代，而是前後七子提倡的只注重模擬風格而使得文章缺乏思想的弊病。
但是，唐宋派從擬秦漢變為擬唐宋，其實也沒有脫離擬古的窠臼。
這也與當時的社會現狀有關，前七子的首領李夢陽、何景明以及後七子的首領李攀龍、王世貞都是文壇執牛耳者，其影響力極大，唐宋派並不足以與之抗衡。
然而，更需要看到的是，明朝為何會興起擬古的風潮？
這就與文脈傳承有關了、先秦兩漢古文極為質樸，而魏晉玄學興盛、六朝綺糜文風。到了唐代韓流古文運動之後才有了轉變。，之後傳承都較為穩定。
但是，明朝之前的元朝，文脈其實是中斷的，很多傳統與風氣都中斷了近一個世紀之久。因為文人地位的低下，為了謀生不得不轉而寫作通俗文學，比如傳奇、戲曲、雜劇等等作品。
這就使得正統文壇主角的“詩文”風氣沒落，幾乎沒有大家。
那麼，明代重續文脈，必然有一個學習的過程，這就是有明一代擬古盛行的根本原因。
也就是說，不是這些文人沒有自己的思想，而是時代的客觀原因使得他們不得不走向擬古的道路，其實這批人的學識還是很了不起的。
值得一提的是，晚明時期在“散文領域”裡出現了一種小品文，雖然在當時並沒有稱為主流，但卻是後世最為推崇的作品。
著名作家比如張岱、袁宏道、葉紹袁等等，或以日記形式、或以隨筆形式記錄個人生活、情感，比較有靈動性。
而這種文體最大的價值就是創作者都是傳統的文人，有著士大夫的情節，所以他們的生活經歷以及情感變化的來源多是社會現實，這就使得他們的文字有了反映社會的功用。
比如張岱《湖心亭看雪》，被很多版教科書收入到了課本之中，很多人都熟悉。
這篇文章創作於明亡之後，是一篇追憶的山水小品，開篇就是“崇禎五年十二月”。
如果知道這篇作品是收入了《陶庵夢憶》之中，就會聯想到張岱的自序：
雞鳴枕上，夜氣方回，因想餘生平，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今當黍熟黃粱，車旅蟻穴，當做如何消受？遙思往事，憶即書之，持向佛前，一一懺悔。
當可明白這些傳統士大夫在亡國之後的心緒變化。
再比如葉紹袁的《甲行日注》，其中記載了其出家為僧的過程，並且交代，如果明朝復國有望，那麼親人還有團聚之日；否則就是永無相見之日了。
可以說寫得非常悲慼，但也可以反映當時一些有著很高社會聲望的學者在面對清廷徵召之時的選擇，遁入空門也不願出仕新朝。
這些文字因為其生動感人，充滿著鮮活的個人氣息，有著非常明顯的個人色彩，所以對比於之前的前後七子、唐宋派等都更有傳播力。
因為其在客觀上反映了社會狀況，所以有一定的史料價值。
透過這些作品的個人情感，可以很好地探究到當時文人對於家國之變的心緒。
所以魯迅在《小品文的危機》說其如匕首、如投槍，有著驚人的戰鬥力和生命力。
明詞“淫哇”和通俗小說的崛起
拋開正統文壇的“詩文”，明代的詞作其實並不好，有著“淫哇”的評價，可以說是非常低質的。
這也難怪，詞這一文體起源有很多種說法，六朝說、初唐說、盛唐說、五代說等等爭論，莫衷一是。但不可否認的是，這種文體在兩宋得到了較好的發展。
然而可惜的是，兩宋之際的“詞”就像一朵蓮花，還沒有完全綻放的時候，就被元朝不重文化的風氣所摧毀，一時間除了元好問等人之外，鮮有優秀的詞作者，這種文體也沉寂了近百年。
“詞”真正的成熟其實要算到清朝，所以清詞的質量還是比較高的。
這就不難看出，明代的詞其實是隔著百餘年文脈的中斷，向唐宋學習。接續文脈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詞本身又是遊戲娛樂的文體，多用於宴飲歡謔以及歌欄瓦肆，所以在承繼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也要撿起這樣的風格。
這就是明詞“淫哇”的根由了。
即創作上本身就非常生疏，缺乏傳承，又放大了詞體自身原本的功用。
所以有明一代的詞幾乎沒有大家，但也偶有優秀作品。比如後來被放在了《三國演義》卷首的《臨江仙·滾滾長江東逝水》，就是明代楊慎的作品。
但值得注意的是，因為元代有非常多的文人從事通俗文學的創作，以至於明代社會里，民間的通俗文學基礎非常好，受眾極廣，正好符合了通俗作品逐利的性質。
於是，有非常多的小說、戲曲問世。
可以和唐代傳奇對比一下，比如元稹《鶯鶯傳》中的語言就非常典雅華麗，根本不想是民間通俗作品的風格。
崔之出人者，藝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辯，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豔幽邃，恆若不識；喜慍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
這是《鶯鶯傳》中的一段文字，可以看到非常的工整，在後世通俗小說中極為罕見。
而雖然明代有很多題材、故事都是來自於唐傳奇、宋話本，但其風格更為市井。創作者在創作之初就以迎合大眾口味為目的，作品中有很多生活氣息。
這種文學樣式是在明代才出現的，之前的元代只是戲曲、雜劇的興盛，影響力還不是特別深遠。直到了明朝，通俗文學得到了非常有利的發展環境，這也和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有關，更追求精神文明的薰陶。
所以說，明代文學與唐宋等朝代相比，在正統的“詩文”領域其實是遠遠不如的，幾乎沒有能興起一代文風的大家；而詞的創作也不如前面的兩宋和之後的清朝，地位也非常尷尬。
但是在通俗文學的領域和一些較為具有私人化的短小散文中，它的價值是其他朝代無可比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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