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選官是什麼制度
秦漢時代的選舉制度，大體有四端：一則，論功升進；二則，察舉制度；三則，辟召制度；四則，任子、貲選制度。
論功升進制度之起始，當溯源於秦國軍功爵制。秦軍功爵制始於變法，後來逐漸定型為二十等爵。原則上平民立有戰功即可得爵，有爵位則享有種種待遇，比如佔有田宅、減刑贖罪、減免徭役等，有爵者才有資格入仕為官。“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史記·商君列傳》），宗室成員如無軍功，會被除去宗室籍。西漢初，爵位高低是授田宅的依據，官吏也主要來源於軍功階層。秦及漢初的這種尚功精神，深深滲透於官僚體制之中，以軍功、事功等為依託的選舉也有了法律依據。與居延簡所見《功令》殘簡不同，張家山三三六號漢墓《功令》簡，篇幅宏大、內容豐富，主要涉及西漢初戍邊殺敵立功的具體記功方式、詳細規定以及官序的遞補序列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張家山兩座漢墓出土大批竹簡》，《文物》1992年第9期。《功令》還明確規定，考核和計算官吏功勞必須是從其為漢朝效力開始，這是針對漢初政治情勢而提出的規定。有了這種法律依託，史書常見的“功次”、“積勞”等，構成了朝廷選用官吏的基本依據。史書中常見的“功次補天水司馬”（《漢書·馮奉世傳》）、“以刀筆吏積勞，遷為御史”（《漢書·酷吏傳》）等記載，恰可印證“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漢書·傳》）、“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漢書·董仲舒傳》）等話語。官員累積的功勞詳細記於功勞簿上，這在當時稱“伐閱”。功績、勤務的計算有著細密的制度規定，漢簡功勞文書中常見“功”、“勞”等記載；“功”與“勞”之間存在折算關係，積四歲勞為一功。積功勞的結果，便是據此升遷。尹灣漢簡中“以功遷”所佔比重竟高達五分之三以上，可見以累積勞績時間而升遷職務，是漢代（特別是西漢）選官的基本制度；依靠年資出任長官、佐官，未必有真實才幹，故宣帝時就有人指出“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漢書·王吉傳》）。
察舉制度。文帝時，曾兩次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是為特科察舉之始。武帝之初，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曾提出貢舉建議。元光元年（前134），武帝下詔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自此，郡國歲舉孝廉之制確立下來。為厲行察舉制，武帝規定二千石官如不舉孝，以不敬之罪論處；不舉廉，則為不勝任而免官。察舉的科目很多，有孝廉、茂才、賢良方正、文學、明經、明法、治劇、兵法、陰陽災異等。這其中有特科，也有歲舉或歲科。特科是不定期舉行的察舉，歲科是每年都要進行。特科中，賢良文學或賢良方正，需經過皇帝策問，根據對策確定等級、授官；另一類特科，用來選拔特殊人才，如明經、明法、能治河者等，毋需對策。歲科中最主要的，一是孝廉，二是茂才。武帝時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此後孝、廉合為一科，郡國各舉孝廉兩人，和帝時規定每20萬人舉一人。一般來說，舉孝者多是通曉經術的儒生，察廉者多為州郡縣屬吏。兩漢歲舉孝廉約在200人以上。孝廉由郡國推舉，經朝廷甄選合格，正式承認為孝廉，補郎吏。這些任郎吏的孝廉經三五年曆練，任職於朝廷為尚書郎、謁者等官，任職地方則為縣令長、丞、尉等官。茂才西漢時稱秀才，本是特科；東漢時為避劉秀名諱而更名茂才，歲舉。舉主為刺史、三公、光祿勳、監察御史、司隸校尉等。茂才人數較少，在20人左右。與孝廉來源於吏、民不同的是，茂才一般出自現任官，被舉後直接任命為縣令長等職。舉茂才、孝廉是州郡屬吏仕進的主要途徑。察舉制度作為較完備的仕進制度，為布衣賢士打開了入仕大門，推動了德政教化在實踐中的執行；還是科舉制的前身或母體，對科舉制的產生有著重要意義。
與察舉制度緊密相關的，是一系列考試製度。以察舉製為例，察舉中的孝廉、茂才，很長時間內主要是依賴舉主的舉薦。順帝陽嘉年間（132~135），尚書令左雄建議改革察舉，由三公府對孝廉進行分科考試，“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公府考試後，尚書省還要複試。這樣，察舉程式就有州郡舉薦、朝廷考試兩個環節。察舉中的賢良方正、文學等科，考試方法有“對策”等：詢問對策者以政事經義，對策者圍繞提問進行對答，根據回答確定成績高低，高第者才有機會受到重用。太學博士弟子考試經學，“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漢書·儒林傳》）。博士弟子的考試方式，主要是射策：抽題作答。漢代名臣蕭望之、翟方進等人，均以射策甲科（考試分甲、乙、丙三科，射策者憑藉實力取策）為郎。兩漢對郡國舉薦的明經，也以甲乙射策之科進行課試。尚書檯、光祿勳主持從三署孝廉郎中選拔尚書郎，考試內容是與文書制度密切相關的奏章。
所謂辟召制度，有皇帝徵聘和公府州郡徵聘兩種。皇帝徵聘是一種榮譽性的行為，被徵聘者一般不委以實際事務。比如，武帝時以安車蒲輪迎申公，章帝時以公車徵淳于恭。通常所說的徵聘，主要是指公府和地方郡縣自行辟召掾屬等屬吏。西漢丞相、御史大夫及諸卿，東漢的三公九卿，皆自闢人才為其屬吏。公卿府皆分曹辦事，各曹有掾、史、屬等屬官，或有數十百人之多。公卿府掾屬的前途，要較郡縣屬吏為優，被薦舉的機會也多，較容易升任朝廷命官。郡國縣道長官自闢屬吏情況與公府辟召相類。這與後代選官權集中於中央吏部的情況大不相同。自闢屬吏的考課均由其長官負責。西漢時，郡縣屬吏以功次遷為朝廷命官途徑是比較暢通的。據尹灣漢簡所見，郡縣屬吏以功遷為朝廷命官的縣長吏所佔比重約為43？56%廖伯源：《漢代仕進制度新考》，載氏著：《簡牘與制度——尹灣漢墓簡牘官文書考證》，（臺北）文津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頁。按：因統計標準有異，故功遷者的比重，不同學者會有所差異，但其重要性則無異議。。東漢時情況有所變化，地方屬吏要進入朝廷，或要透過公府辟召，或是要被察舉孝廉。所謂任子制度，是指二千石以上（實際並不限於二千石以上）官吏任職滿三年，就可以蔭任子弟一人為郎，外戚及其他親友關係（如宗室）也可除郎。外戚任郎雖見於西漢，到東漢之時尤為突出：外戚執政者，如竇憲、鄧騭、梁商、竇武、何進等，均出身於郎吏。與任子性質相近者，是貲選，即貲財滿五百萬方可除為郎。任子為郎、貲選為郎，或憑藉身份功蔭，或憑藉財產入仕，所選拔者未必賢能，“率多驕驁，不通古今”。哀帝時，廢除任子令，雖又旋復，但吏二千石以上任職三年必能任子之規定從此廢除。東漢時，三公似多能任子弟為郎，不過多在死後，且由朝廷酌情拜授。
官吏任命之初，要經過一定試用期。試用期一般為一年，稱職者才正式任官，不稱職者或調、或降、或罷歸原職。官吏一旦任職，就要接受考課。官吏考課方面，存在著一套嚴謹的制度，除上面提及的監察制度外，還有上計制度。秦漢時的上計制度，大體延續戰國上計之制。“上”是上報、呈報的意思，“計”就是“計簿”：統計的簿冊。一般來說，上計有兩級制之分：郡國上計於朝廷，縣道上計於郡國。州行政程度漸深後，刺史也上計於朝廷。兩漢時期，每年冬有一小考績，每三年有一大考績。每年年終，地方長吏上計一次，計簿以一年治績為主，包括戶口、稅收、墾田、緝捕盜賊等，概凡地方行政之方方面面均入計簿。上計人員隨時間變化而有所不同：西漢時，縣道上計於郡國，由令長等官吏自行；郡國上計於中央，由郡丞長史代行。東漢時，縣道上計於郡國，遣丞尉以下即可，令長不必自行；郡國上計於中央，遣地位較高的掾史（稱為計掾、計史或計佐等）奉計簿於朝廷。中央治計機關為丞相府，御史大夫負責按察虛實；東漢時為三公府之司徒府，尚書有時也受計。三年一次的大課，事關重大，皇帝常親自受計，丞相負責具體的考課定級。考課分為九等，第七、八、九等為下第，稱為“殿”；第一、二、三等為上第，又稱高第，稱為“最”。根據考課級別，決定賞罰升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