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新政都有什麼
解剖“新”政的幣改舉措之前，原因有以下幾點：第一、考察具體的歷史問題，一定要將其放置在原始的時空背景下，否則就無法認識關聯問題發展的特殊性與一般性；第二、歷史問題從來都不是孤立發展的，幣政層面的改革不免受到同時代施政大綱、宏觀經濟政策乃至思想文化發展的影響；第三、王莽改制的許多政策，尤其是五均六筦為代表的財政政策雖然沒有和貨幣本身的直接關係，但相關舉措的政治意圖可以很好折射王莽的性格面貌。以改制之名、行聚斂集權之實，幾乎所有的關鍵改革措施，都暴露王莽是一個擅長以退為進、假公濟私策略的野心家，所謂的復興三代，在他的政治意識裡，充其量只是一種可資利用的煙幕彈而已。
官制改易
《周官》（今稱《周禮》）是王莽官制改革的藍本依據，在此基礎上，也有許多師心自用的創制。概言之，他對西漢的官制主要作了兩種型別的改動。第一、不涉職能變動的官稱改易：例如中央官職中的大司農先稱羲和，後改納言；太常改為秩宗，大理改為作士，少府改為共工，大鴻臚改為典樂，光祿勳改為司中，水衡都尉改為予虞，太僕改為太御，執金吾改為奮武，衛尉改為太衛，王國中尉改為軍正，等等。地方郡縣的太守、都尉分別改為大尹（或卒正、連率）、太尉、縣令或縣長改為宰，等等。
第二，新官職的增設：例如在中央新置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比周制三少（少師、少傅、少保），列於九卿；增設四將；置大贅官執掌輿服御物、又典兵秩，與前文所舉太御、太衛、奮武、軍正、司中合稱六監；設司恭、司從、司明、司聰、司睿等五大夫；在地方，州置牧副，部置監副，等等。這樣一改便形成“四輔、三公、四將、九卿、六監為骨幹的中央官制”；而對於地方，行政官員州置州牧，長安洛陽為周邊的六鄉、六郊州各置帥、州長，三輔三河地區分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職如都尉，郡縣屬吏和鄉亭裡各級官制因循不變，等等。在地方官制的改易上，需要注意的是“王莽令卒正、連率、大尹加號為將軍，屬令、長為裨將軍，縣宰為校尉”，實現了文武合一的地方權力配置結構，這不能不說是對日後鎮壓農民起義需要的一種“先見之明”；監察系統全國劃分為二十五部，各置部監、監副一人，郡縣置執法左右刺奸。
大體而言，王莽在官制領域的改易體現了新政權三方面的意圖：第一、因為西漢到新朝的權力交替是禪讓形式的和平演變，西漢舊臣整體過渡到新的中央地方政府，所以王莽迫切想要透過典章制度的改頭換面抹煞群臣的前朝記憶、並向朝野宣佈“天命”的革新；第二、從權力讓渡角度來看，居攝、登基稱帝的王莽也需要打擊異已、安置同黨，至少需要把不那麼體己的異見人士架空，所以可見在新朝官制體系裡，出現了很多光榮但並不實惠的虛職，例如太師、太保、太傅、少傅為代表的四輔，看似職居阿衡、位冠百官，但實際並不治事掌權；第三、為了防範可能出現的輿情反彈甚至民變，王莽也需要不動聲色地做一些未雨綢繆的安排，比如地方官制的文武合一。凡此種種，足見王莽的官制改易動機並不高尚，所謂的改革，也不過是一個遂心如願的野心家進一步站穩腳跟的努力而已。
田制改易
田制改易是王莽改制的另一項重要內容，相關法令的核心內容是田歸國有稱“王田”、奴婢私有稱“私屬”，在承認使用、管理權利的基礎上二者都不得自由買賣，因此田制層面的改易措施學界又稱之王田制。在這裡，我們連帶討論私屬制的政策得失。
據《王莽傳》所載，始建國元年，新政府通令“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以御魑魅”。照理說新的田政法令不僅抑制兼併、保障奴婢不被隨意交易，而且也承諾按制足額授田，應該是極開明的德政了。但反向推理，又可以發現即使對底層平民而論，這也完全是口惠而實不至的。
首先，在普遍兼併既成事實的前提下，先前破產的民戶即使經濟翻身想要回歸莊園，也無法自主地．．．贖回失地或者購置新地；其次，奴婢在法理層面被承認私有，禁絕售賣充其量也只阻塞了原有屬主藉此獲利的機會，對已經成為奴婢的貧民而言，反而促成絕對的人身依附，同耕田歸國一樣，重返自由只能依賴國家解救，然而縱觀王莽執政的整個時期，這種案例從未有過；再者，即使王莽的本意確實是救民水火，幣制政策的影響下、四方小民普遍破產，在王田私屬的法令基礎上，他們連投靠地方豪強這樣最後一條生路都被阻絕，便只能流散四方以謀生業了。
進一步講，在此情況下，拋荒的土地既不歸豪強、也不屬平民，最終得利的就只有政府本身了。聯絡新莽時期史料闕如的授田記錄，以上推斷更可坐實。對於地方豪強，已有的人地財富不能套現，一旦私購新地或者容納貧民，便會罹落法網“投諸四裔”，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新漢易代之際大量的劉姓宗支、豪富之家會投身綠林赤眉、揭竿而起，正如隗囂起義的討莽檄文所批判的那樣，“田為王田，賣買不得”已成為斷人財路、驅之淵藪的“逆地之大罪也”。
王莽政權王田私屬的改制法令不是為了惠民安邦，這種推測又可以用新政府對私售田宅的壓制來證明。據本傳記載，王田私屬頒佈之後，四境之內“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自諸侯卿大夫至於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3”。如此堅決徹底的打壓，恐怕絕非是法追三代的仁者所為。
財政制度改易
王莽改制的財政制度改易，舉其要者，凡五均六筦、國稅調整等若干內容，其中尤其以“五均六筦”影響為深。所謂五均六筦，據《漢書食貨志》： 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讎，與欲得，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斡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斡者，所以齊眾庶，抑併兼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甾、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
這段史料為我們透露了兩條重要資訊：第一、五均六管的總設計師至少倡議人正是時稱國師公的劉歆。第二、這裡託古改制依憑的周制典籍仍然是《周禮》，因為眾所周知《樂》經在漢代早已失傳，而詔書隨後所說的“傳記各有斡焉”其實就是一句含糊交代的託詞，什麼傳什麼記恐怕連王莽、劉歆都說不清楚。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時任羲和（大司農）的魯匡也對五均六筦制度有所貢獻。據《食貨志》，劉歆之後，魯匡向王莽提醒：“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斡在縣官，唯酒酤獨未斡”，並建議對釀酒利錢“除米曲本賈，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醩酨灰炭給工器薪樵之費”。
這樣就形成了五均司市師管控鹽、酒、鐵、山澤之利、賒貸、鐵布銅冶六大經濟部門的五均六筦制度。五均六筦制度無疑是發展自漢武時期的平準法，但其用意絕非是溫情脈脈的“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取利差為國為民。在王莽時期，其真實目的就是為了與民爭利，所以新王朝“每一斡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加之此時“奸吏猾民並侵”，更是導致“眾庶各不安生”。其政為禍尤以江淮為烈，據《王莽傳》，“荊、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採為業。間者，國張六筦，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飢窮，故為盜賊”。
稅制改易，也是王莽當政以來盤剝百姓的重要手段之一。據《食貨志》所載，王莽“又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當此之時，棄田荒宅也須課以重稅。《食貨志》另載“諸取眾物、鳥、獸、魚、鱉、百蟲于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紝、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裡區謁舍，皆各自佔所為於其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為貢。敢不自佔、自佔不以實者，盡沒入所採取，而作縣官一歲1”，照此規定，手工業經濟的各種門類也都需要納稅。 如果說官制田制的改易還是在復興三代的幌子下推進，那麼五均六筦和賦稅改制幾乎已將這最後的遮羞布揚棄殆盡。財政制度的改易充分暴露了王莽改制唯利是圖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