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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漢學何以發現不同的“文學上海”

作者:由 華輿 發表于 收藏日期:2022-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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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漢學何以發現不同的“文學上海”

▲郭建英插畫“媽媽都知道的”,1930年

《子夜》的“傑出”與“失敗”

茅盾代表作《子夜》是最負盛名的左翼都市小說,充滿對資本主義世界的諷刺,歐、美漢學界對其態度卻大相徑庭。歐洲漢學界對《子夜》的研究蔚為大觀,大部分漢學家都高度認可《子夜》。在蘇聯漢學家索羅金(Vladislav F。Sorokin)眼中,《子夜》擁有獨特的藝術魅力,茅盾運用現實主義大師的藝術手法創作了中國社會生活的巨幅畫卷。捷克斯洛伐克漢學家普實克(Jaroslav Prusek)認為《子夜》完全不亞於歐洲一流文學。在他看來,《子夜》運用歐洲古典現實主義小說的寫作方法,注重內心獨白的形象化、追求客觀性、描寫能力非凡、細節生動、語言豐富,可與托爾斯泰作品相媲美。《子夜》在德語及法語世界亦廣受青睞,被視為研究中國現代革命思想的重要文字。德國漢學家顧彬(Wolfgang Kubin)首肯《子夜》為“迄今為止沒有喪失它的意義和影響的第一部傑出的中國現代小說”,法國漢學家米歇爾·魯阿(Michelle Loi)亦稱讚《子夜》具有雄渾的風格和強勁的真實性,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值得中國人自豪。

在美國,《子夜》研究卻一度受到意識形態的干擾,起步較晚,評價亦偏低:作為美國《子夜》研究的先驅,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1961)中對其炮火大開,視《子夜》為“失敗之作”,有意抬高《蝕》《虹》等茅盾早期小說的地位,這一態度對美國學界影響深遠。

不難察覺夏志清的“醉翁之意”。畢竟蘇聯漢學家費德林(Nikolay Trofimovich Fedorenko)盛讚《子夜》為茅盾最傑出的作品,布拉格漢學派“掌門”普實克是《子夜》的捷克文譯者,也將其視作二戰前除魯迅經典作品之外中國最偉大的文學作品。冷戰時期兩大陣營的對立蔓延至漢學領域,突出表現為1960年代的“普夏之爭”。普實克批評夏志清言及茅盾等左翼作家時語帶嘲諷、態度冷淡,指責夏氏不曾理解作者的創作意圖,沒有進行科學的分析,對《子夜》的批評有失公允。夏志清在迴應中則反擊普實克是左翼批評家,對茅盾作品的評價過於強調政治而非藝術價值。

“普夏之爭”在歐、美漢學界激盪出朵朵浪花。在普實克的刺激下,夏志清對中國左翼文學的態度有所改觀;普實克亦在其研究中淡化政治標準,在抒情與史詩之間耕耘。1970年代後中美關係改善,美國茅盾研究亦逐漸增多,但多關注其早期小說,有意無意迴避《子夜》。1990年代以來,美國漢學界對《子夜》的態度有所改觀,側重從城市文化角度來解讀,結合心理、現代性、女性等理論發掘其深層價值。新世紀中,歐洲漢學家逐漸將《子夜》人類學化,視其為研究上海乃至中國都市現代化的重要文字。《子夜》在歐、美漢學界從最初主要用於觀察中國革命的“政治小說”逐漸演變為研究中國城市現代化的“民族誌”,這一變化折射出背後更為深層的力量轉移:政治因素的淡化、共性的尋找以及對現代中國興趣的日漸增長。

歐、美漢學何以發現不同的“文學上海”

▲葉靈鳳繪《上海漫畫》(第37期)1928年12月29日封面

從都市現代派到都市蒙太奇

1930年代既是《子夜》的時代,也是現代派小說風靡滬上的時代。現代派文學與世界接軌,歐、美學界對此興趣濃厚,自不在話下。“情迷現代主義”的李歐梵將施蟄存、劉吶鷗、穆時英、葉靈鳳、邵洵美等作家視為“都市現代派”並一一發掘,其研究特色有二:一是將現代派小說置於中國現代主義文學脈絡中,接近文學現場;二是注重從城市文化角度切入討論文學,關切上海及現代中國。史書美、傅郝夫(Heinrich Fruehauf)、柏右銘(Yomi Braester)等學人都在李歐梵的指導下走上現代派小說研究之路,結合後殖民、東方主義、大眾文化、城市空間、文化身份等理論深耕細作。他們的研究顯示:上海的多語言環境是孕育現代主義文藝的土壤,以現代派小說家為代表的上海作家大膽模仿、改造並取代了來自法國的異國情調,突破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範疇,顯示出中國文學的多樣化與豐富性。現代派小說中的新女性是現代的產物,在文學與音樂方面有明顯的世界性品味,這樣的女性在大多數五四新小說中是沒有的。儘管當代美國漢學的主力為旅美華人,美國的中國現代派小說研究卻吸引了不少非華人學者的加盟,其中不少都有跨文化背景。

歐洲在這方面的研究規模雖不及美國,但他們善於發現中國小說家與歐洲的聯絡,擅長在世界現代主義文藝思潮的宏觀視野下考察中國現代派小說,發現同時代風格相近的小說家、詩人與藝術家之間的互動。法國漢學家何碧玉(Qsabelle Rabut)、安必諾(Angle Pino)夫婦,德國的顧彬,荷蘭的沈雷娜(Lena Scheen),英國的保羅·畢文(Paul Bevan)等都有相關研究。其中以畢文專著《醉美上海——都市蒙太奇:爵士時代上海畫報的藝術與文學》(‘Intoxicating Shanghai’)最為引人注目。他新創“都市蒙太奇”理論,集中研究了1930年代以現代派為中心的上海作家與藝術家,將他們的作品置於上海文學與藝術生產的背景下,關注藝術、文學、電影、音樂和舞廳文化,認為應將郭建英、葉淺予等與現代派小說家緊密合作的藝術家納入研究視野。他還發現了魯迅與都市現代派的重疊:1930年代他們共同生活在上海,共享著電影、美術等愛好,外國電影與文學藝術為他們帶來源源不斷的靈感。

歐洲漢學家所擁有的古典漢學傳統、深厚的詩歌與藝術積澱促使他們將中國現代派小說、詩歌及藝術納入世界現代主義視野中整體考察;20世紀親歷城市化浪潮的美國漢學家則熱衷於從現代都市文化角度切入中國現代派小說研究,既是一種鍾情上海的集體懷舊,也是一種推己及人的文化比照。歐、美學界不斷推陳出新的研究顯示了這一主題的世界性意義。

歐、美漢學何以發現不同的“文學上海”

▲張光宇繪《永珍》(第2期)1934年6月封面

“魔都”的都市文化

中國現代派小說家善於書寫城市光鮮亮麗的表面及現代化、城市化給中國人帶來的改變,左翼都市作家則擅長揭露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帶來的怪誕感與危機感。他們在認知上的差異恰恰反映了以外來移民為主的上海居民的異質性以及在身份認同方面的混雜性。如學者劉建輝所言:“以舊上海縣城為中心的擁有700餘年歷史的傳統空間與以租界為中心的僅有100多年曆史的近代空間將上海分割為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區域。……上海在城市空間、文化上形成了雜糅性,促使其出現了激進的‘魔性’,以至於被冠以‘魔都’之名。”上海文化具有江南底蘊與世界眼光、地方意識與國家情懷、務實態度與求新精神兼備的特徵,左翼都市小說與現代派小說因而得以在保留各自特色的情況下在同一時期的上海並存。

1930年3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在上海成立。實際上,左聯與現代派不僅活躍於同一時空中,在人員構成、文藝風格方面也頗有交集。左聯成立於北四川路的中華藝術大學,主要活動於今四川北路多倫路一帶;而戴望舒、施蟄存等任編輯的水沫書店即坐落於不遠處的北四川路公益坊(今四川北路989號)。1928年,左翼文化領導人馮雪峰成為水沫書店的座上賓,引領他們接觸日本左翼文學,書店出版了丁玲、胡也頻、柔石等左翼作家的小說,戴望舒、杜衡也在馮雪峰的介紹下參加左聯成立大會併成為第一批會員。30年代以後左翼文人與現代派漸行漸遠,樓適夷、錢杏邨等人以“新感覺主義”譏評施蟄存,現代派小說家遂被目之為“新感覺派”。然而樓適夷創作於1931年的都市小說《上海狂舞曲》亦有明顯的現代派風格。茅盾小說《子夜》也有類似表現。如果將新感覺主義視為一種書寫現代城市的新型表現手法,也就不必感到困惑了。

作為“外人”的歐、美漢學家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思考路徑。在他們看來,左翼都市小說與現代派小說都是上海都市文化的產物,借鑑了晚清民初的連載小說,城市與女性是它們共同的關注物件。生活在上海的現代知識分子很容易接觸到西方都市文化。他們深受其影響,對殖民恥辱卻也有著更深切的體會,從而成為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有力抵抗者。他們沒有將外國文化視為中國文化的替代品,而是將其作為構建中國現代性的助力。作家透過創作小說及相關人物形象參與塑造了上海的現代性,其後的歐美學者則透過作家與藝術家們創造的“文學上海”來觀察上海和現代中國。(完)(文章來源:文匯網)

作者/狄霞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