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亭集序》《滕王閣序》《岳陽樓記》可並稱序記作品三不朽

《蘭亭集序》《滕王閣序》《岳陽樓記》可並稱序記作品三不朽

在我們古代文學史上，有三篇序記可以並稱“三不朽”，一篇是王羲之的《蘭亭集序》，一篇是王勃的《滕王閣序》，還有一篇是范仲淹的《岳陽樓記》。這三篇序記，初高中課本上都有，大家耳熟能詳。

在序記領域，名作多如牛毛，比如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園序》，韓愈的《送李願歸盤谷序》，歐陽修的《醉翁亭記》，蘇軾的《喜雨亭記》，都是不可多得的名篇，我為什麼單單將這三篇拎出來呢？因為這三篇文章不僅文辭一流，思想性更是出類拔萃，可謂文質兼美。

蘭亭集序

很多人認為，《蘭亭集序》因王羲之的一筆好字而名傳天下，實際上並非如此。書聖的這一張帖子號稱“天下第一行書”，其書法之精妙，怎麼誇讚都不為過。拋開書法不談，只看其文字本身，也是不可多得的上上之作。

《蘭亭集序》講的是生死。生死這個話題，無論在任何種族任何國家任何文化當中，都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命題。王羲之所處的魏晉時期，政治高壓不斷，知識分子避禍猶恐不及。所謂“阮籍猖狂”“劉伶病酒”“王戎賣李”之類的故事，不過是知識分子面對政治高壓所作出的消極反應而已。更何況瘟疫流行，人命危淺，朝不慮夕，無疑又提高了人們對於生死的敏感度。

正如李澤厚在《中國美學史》中所言：“社會的大動亂，數百年來以儒家名教和仁政為旗幟的漢代奴隸主大帝國的悲慘潰滅，引起了社會心理意識的重大變化。這變化集中表現在對儒家的名教和仁政的理想失去了信心，它再也不是那麼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了。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人們處處深切地感受和備嘗了和儒家許諾的‘仁政’剛好成為鮮明對比的種種痛苦，發出了對人生苦難的慨嘆，並且似乎是第一次意識到了一切仁義道德的空談都是虛假的，只有生離死別，如何求取自身的生存才是真實的。”

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正值“知天命”之年的王羲之與謝安、孫綽等四十二人在紹興蘭亭修褉，飲酒賦詩，趁著醉意寫下了這篇不朽之作。文章寫道：“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為何感慨，為何興懷，為何悲痛？因為老之已至，時過境遷，以前的一切繁華與富貴均是過眼雲煙，淪為陳跡，化為灰燼。而死亡之神正在一步步逼近，不可阻擋，無以逃避。盛極而衰，樂極生悲，人世之淒涼，莫過於此。所謂“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就是說，生命之長短在於天，自己無從掌握，一語道出了人們面對死亡悲愴恓惶的關鍵所在。於是，王羲之堅定地認為“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細細想來，何嘗不是如此？死與生，短命與長壽，性質不同，感受更不同，怎麼能夠等量齊觀呢？

曹孟德說：“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陶淵明也說：“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縱觀魏晉南北朝時期，像魏武帝和陶淵明這樣豁達的人實在太少了。魏武帝的兒子曹丕，就在“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和“樂極哀情來，廖亮摧幹心”的悲情中溘然長逝，只活了39歲。他的兒子魏明帝曹睿死得更早，只活了35歲。帝王尚且如此短命，普通人更是命如朝露。

因此，50歲的王羲之陷入了個體的悲觀之中十分正常。這何止是個體的悲觀，人們對於死亡的無奈與恐懼，是集體共有的體驗，無論富貴貧賤，也無論君子匹夫，均是如此。也難怪王羲之說“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兩年之後，王羲之就堅決辭掉了會稽內史的職務，轟動一時。王羲之辭去高官不做，從《蘭亭集序》裡面就可以找到蛛絲馬跡。

滕王閣序

《滕王閣去》講的是得失。很多人以為，《滕王閣序》那麼出名，主要是因為王勃有才。尤其是文章前三段，花團錦簇，文采飛揚，一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不知要折服多少人。其實，這都是在為“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和“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作鋪墊。在有限的生命裡，若想獲得更大的成就，得到更好的綻放，只能“望長安”而“奉宣室”。

王勃確實才華橫溢，但他不得於時，才華與官位不匹配，非常鬱悶。面對“關山難越”和“天柱高而北辰遠”的現實，他也發出了“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的感慨。然而，王勃就是王勃，年輕氣盛，朝氣蓬勃，即便身處卑微，依然從內心深處喊出了“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的豪言壯語，樂觀之情，溢於言表。

675年，唐高宗上元二年，此時的大唐帝國才57歲，正是青春。偌大一個帝國，在李治和武則天夫婦的精心統治之下，國力蒸蒸日上，到處煥發出蓬勃之氣。在此之前，高侃平定了漠北，李勣踏平了高句麗，蘇定方攻滅了西突厥，大唐版圖東起朝鮮半島，西臨鹹海，北包貝加爾湖，南至越南橫山。生活在這樣一個帝國的文人，哪一個不是“誓掃匈奴不顧身”，哪一個不是“不破樓蘭終不還”，哪一個不是“死節從來豈顧勳”，哪一個不是“願得此身長報國”！喑嗚則山嶽崩頹，叱吒則風雲變色。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王勃，自然而然就有“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的胸襟與氣魄。即使個人的境遇再不濟，也要“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歡”。這不是王勃一個人的氣魄，而是整個大唐的氣魄。這種氣象，要延續到晚唐詩人集體迴歸自我，才算是告一段落。

岳陽樓記

《岳陽樓記》講的是憂樂。《岳陽樓記》的文字也非常優美，一句“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極盡洞庭湖之波瀾壯闊。面對如此雄渾之景色，范仲淹不禁要問，人們的反應到底有何不同？

遷客騷人“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而官運亨通之人“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這都是人之常情，而非“古仁人之心”。在范仲淹看來，“古仁人之心”應該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既然進退之間都不免於“憂”，何時才能“樂”呢？范仲淹給出了答案，那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就是說，天下未憂我先憂，天下都樂我才樂。

從這裡可以看出，范仲淹的憂樂已經超出了個人的具體體驗，既沒有王羲之對於生死的悲觀，也不同於王勃對個人境遇的樂觀與對前途的積極進取，而是上升到了國家的層面，與國家的興衰連為一體。

宋仁宗慶曆三年，公元1043年，此時的北宋已經83歲，開始步入王朝中期。因先天不足，83歲的北宋帝國完全沒有大唐同期的恢弘氣勢。“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有力者無田可種，有田者無力可耕”，農民起義“一年多於一年，一夥強於一夥”，國內矛盾十分尖銳。在邊境上，北有契丹，西有党項，狼煙四起，干戈不寧。只佔半壁江山的北宋帝國，可謂是內憂外患，不絕如縷。

在范仲淹等人的努力下，北宋朝廷與西夏達成了“慶曆和議”，西夏取消帝號，北宋花巨資買和平。在這個背景下，旨在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局面的一場改革運動拉開了序幕。因改革觸動了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受到了利益集團的極力反撲，很快就以失敗而告終。慶曆五年，各項改革廢止，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一大批響噹噹的人物被貶出京。

慶曆六年，57歲的前參知政事范仲淹轉任鄧州。此時，范仲淹的好友、慶曆四年被貶嶽州的滕宗諒重修了岳陽樓，給范仲淹寄了一張圖，請求為其作序。憑著這張圖，同為左遷官員的范仲淹揮毫潑墨，寫就了這一千古名篇。

此時的范仲淹身處“江湖之遠”，沒有了“居廟堂之高”時的重擔，可謂無事一身輕。然而，這個將忠君愛民思想刻進了骨子深處的老頭子就是那麼倔強，進退之間總不忘憂國憂民。孟子曰：“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不能治國平天下，那就修身自愛等待時機。在此基礎上，范仲淹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大膽提出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為官標準，堪稱所有為官者的座右銘。

文章只有具備了時代性，站在了時代的最巔峰，深刻地回答時代的命題，體現時代的脈絡，才能做到百世而不朽。很顯然，這三篇文章都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體現了作者對時代脈搏的把握，是時代風潮與作者精神的完全結合，無愧是文學史上的瑰寶。

論思想境界的高度，當以《岳陽樓記》為最。論個人體驗的深度，當以《蘭亭集序》為最。論文辭之美與豪邁之氣，當以《滕王閣序》為最。巧合的是，三位作者寫完各自的名篇之後沒多久就去世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篇文章耗盡了他們一生的精氣。

從寫作時的年齡來看，王羲之和范仲淹都超過了50歲，而王勃僅僅27歲。從官位來看，范仲淹以給事中知鄧州，此前更是高居參知政事。王羲之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是會稽郡的最高長官。而王勃只是一介白身，此前也只做過虢州參軍這樣的小官。無論是對生死的體驗，還是個人內心的修持，抑或是對國家大勢的看法，王勃都不太可能達到王羲之和范仲淹的高度，這也是《滕王閣序》思想性相對不足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見，越是官大年高，文字越是內斂，思想越是純熟，越是官卑年少，文字越是激昂，思想越是奔放。所謂爐火純青，就是時間沉澱、閱歷積累、感悟昇華的結晶罷了。

（2022年10月14日於武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