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臨安在現今哪裡
宋代社會的流動主要包括兩種層次
，第一種是社會階層的自由流動；第二種是人的空間流動
，即從一個地方自由地遷徙到另一個地方，這為藝人的區域性流動實現了前提條件。需要注意的是遷徙自由也包括兩個維度，一是可以隨著自己的意願遷徙到別處；一是可以不被強制遷徙。
一、節日器物實物形式輸入臨安
南宋時的臨安，“中朝人物，悉會於行在”，人口眾多且生活品質要求甚高。
然而，臨安並非是一個可以完全自給自足的城市，在飲食、生活用品等方面都需要依靠周邊市鎮的商品輸入
。《夢粱錄》有“‘東菜西水，南柴北米。’杭之日用是也”之佐證。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臨安對周邊地區商品較強的依賴性。
臨安城周邊城鎮密集，陸路和水路交通發達，城市間的商品運輸十分便利，為生活用品、各類手工藝產品彙入臨安提供了良好的運輸基礎。
從生活必需品來看，臨安大米的需求量很大。
“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諸司有該俸人外，細民所食，每日城內外不下一二千餘石，皆需之鋪家。”
如此巨大的需求量需要江浙產區的大米大批次地運輸到臨安，
但很多時候依然供不應求，還需要從淮河流域、廣東地區調米供應
。在大米運輸鏈中，江浙產區、淮河流域主要依靠發達的運河水系和周邊區域水系；廣東地區則經由海路，再轉運河水系進入臨安。
臨安城內日用的柴木也透過運河水系從浙江下游水運進城。商人的貨船上不僅是糧米柴木，各類手工藝商品也列入其中。周邊城鎮更是憑藉有利的地理便利條件與技術優勢，
將大量高品質的手工藝品運至臨安，豐富著當地人們的文化生活。
1.溫州漆器
漆器在南宋臨安城的使用非常廣泛，
不但成為平時人們日常使用的器物，而且在節日時間裡普遍出現，成為湖中土宜中的一種。
漆器始於遠古時期，具有悠久的發展歷史。宋時，人們對於漆器的喜好與日俱增。
北宋時，兩浙地區已經是重要的漆器製作產地，地理區域轄闊現今浙江、上海全境及江蘇南部地區，包括今杭州、湖州、嘉興、溫州、蘇州、常州、無錫、揚州等地。南宋時期，大量工匠的南移，進一步推進了兩浙地區漆器的繁榮發展。
上述地區製作的大量精美的漆器也源源不斷地流入臨安，供給城內消費。
其中，溫州漆器以產量眾多，製作精美聞名。目前出土的一百六十餘件南宋漆器中，約一百四十件出自浙江，其中百餘件來自溫州。北宋時期，開封就有溫州漆器的銷售。
南宋時，溫州漆器作為一項知名產品進入臨安，強有力地支援了城內的高檔消費
。市井中開設了很多店鋪，諸如平津橋沿河溫州漆器鋪、彭家溫州漆器鋪等。
1982年，杭州北大橋南宋墓葬出土了一批漆器。
其中一漆孟及漆盞託上有“庚子溫州念口叔上牢”“丁卯溫州口口成十二口上牢”的朱書銘文，也是溫州漆器在臨安盛行的有力證據。
溫州漆器在臨安銷售和使用的客觀事實，我們可以獲取幾點資訊：（一）
雖然沒有文獻記錄，但溫州產地的漆器以物態的實體形式，
將溫州漆器的生產技藝在臨安城內傳播。
漆器市場上，在與同類產品競爭的同時，溫州漆器與臨安城內其他漆器店鋪。如清湖河下戚家犀皮鋪、里仁坊口遊家漆鋪的漆器，
進行了主動或者被動的技術交流。在造型款式、裝飾技術等方面相互影響。
（二）溫州漆器存在著私有化與品牌化的痕跡
，比如彭家溫州漆器鋪，“彭家”或許是彭姓店主經營的店鋪，店主僅負責進貨與銷售，本人並不從事漆器的具體生產創作。
然而也有另一種推測，臨安店鋪很多存在著前店後作坊的生產模式，彭家店主可能也具備一定的漆器生產技術。溫州漆器鋪雖然在臨安佔據不少市場份額，
但臨安本地的漆器生產也自成規模，並向周圍的城市和地區流通。
2.蘇州摩睺羅
七夕節最受時人喜愛且必不可少的節日器物就是摩睺羅。
不少地區開始進行從事摩睺羅的生產，並形成了相對集中的產地，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宋代節日器物區域化生產的形成。摩睺羅的眾多產地中，以蘇州產最為精美。“摩喉羅惟蘇州極巧，為天下第一。”
關於蘇州摩睺羅製作藝人，從現有文獻記載來看，以袁遇昌為主要代表。袁遇昌製作的摩睺羅高大概六、七寸，一般成對出售，每對售價可達三、四十緡。
他製作的摩睺羅容貌生動，就連服裝的褶皺都刻畫得很清晰。
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與市面一般的摩睺羅相比，在設計上有了質的飛躍，
不但突破了傳統土偶的材料限制，也在內部結構進行創新，增加了能夠活動的機械裝置，
甚是精巧。可惜的是，他的技藝沒有保留下來，“遇昌死，其子不傳，此藝逐絕”。
1976年，
在江蘇省鎮江市五條街駱駝嶺發現了一處被火燒荒廢的宋代泥塑商店遺蹟，出土了陶瓶、瓷碗、銅錢以及各種陶製人像
。其中一組完整的兒童泥塑像最引人注意。這組泥孩兒共五人，其中兩個孩子跌倒，一仰一俯，就地而臥，雖已跌倒，卻面帶喜色，盡露頑皮嬉戲之態。
另有三個孩子圍觀，一坐兩立，神態平和。五個孩子的姿態動作各不相同，神情如生，
極盡精妙泥孩兒身上有“吳郡包成祖”“平江包成祖”“平江孫榮”等楷書陰文戳記。
說明在宋代蘇州，與袁遇昌同時期的泥孩兒製作工匠還有包成祖、孫榮等，他們的作品在當時也深受大家喜愛。
這組作品在鎮江發現，可見應是從蘇州運往鎮江，也證明了節日器物存在異地銷售的情況。
因此蘇州的作品運往當時的都城銷售，也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且蘇州、臨安同屬當時兩浙路，相距不遠，運輸便利；加上南宋皇室、貴族的高質量消費需求，都為蘇州產摩睺羅、泥孩兒等捏塑器物進入臨安提供了前提條件。。
3.運輸方式
溫州漆器與摩睺羅、泥孩兒等節日器物透過何種渠道進入臨安，一般來說應與兩浙路發達的運河水系和臨安城內河道網路有密切的關係。浙東運河是浙東地區進入臨安重要的水路交通。
浙東沿海的各種水產品和水果都源源不斷地流入臨安，其中為天下之冠的永嘉柑橘也在其中。
《橘錄》卷下《採摘》篇有云：“歲當重陽，色未黃，有采之者，名曰摘青，舟載之江浙間。”這說明，溫州的柑橘透過浙東運河流入臨安。因此，溫州漆器、繡品等也會經由這條水路方式進入臨安。
浙西運河是蘇杭之間的水上交通要道，人們透過浙西運河往返於蘇州與臨安之間。
宋高宗紹興二十年（1150），范成大從蘇州吳縣赴臨安參加科考就是乘船經由這條運河，並賦詩《暮春上塘道中》記錄這一路的風景與人文。蘇州特產泥孩兒應該也會透過浙西運河這條水路運輸至臨安。泥孩兒的製作材料一般為泥土，
相較於一般節日器物來說重量偏大，水路運輸更有利於節約人力和經濟成本。
陸游奔赴四川上任也是透過浙西運河，說明兩浙路地區的節日器物也可能透過這條交通線流傳到西部地區。憑藉著發達的運河水系，臨安與周邊城市之間產生了頻繁且密切的貿易往來，“船頭船尾唱歌聲，蘇秀湖杭總弟兄。”
這種經濟生活也加強了人們之間的聯絡，為民俗交流、文化傳播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二、節日器物的工藝技術傳至臨安
宋室南遷，
原先“有一技之長可易地謀生的工商業者”流入臨安，極大促進了臨安手工藝的生產與銷售。
還有很多手工藝人雖然本人沒有遷徙到臨安，但是他們的工藝技術卻傳入臨安，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當時臨安相關手工藝的生產。以開封的門外土儀和臨安的湖中土宜為例。
人們在寒食、清明之時會出門祭祖、城外郊遊，一般會購買特殊商品回城，饋贈親友。
不管是門外土儀還是湖中土宜，大都包括兩種型別，一是食物，二是節日器物。黃胖是其中最有特色的一類，是一種泥做地捏塑孩童形象，所以有時也稱作泥孩兒。正是由於黃胖在這些土宜中具有代表性，因此時人及後世研究者有將黃胖指代土宜之意。
北宋時期，泥塑藝人田玘以其精湛的技藝名揚天下，時人對他的作品稱讚有加。
田玘設計的作品大小形制不一，“小者二三寸，大者尺餘”，以供不同需要。
他的作品造型多樣，做工精緻，所以售價昂貴。但即使價格昂貴，還是有很多人爭相購買。
田玘的產品在開封坊間有名，以至於當時有很多工匠都在模仿他的製作技藝與產品造型，但難以望其項背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藝人的離世，後來的臨安人已經不清楚在本城流行的泥孩兒製作技藝原是從鄜縣田玘處傳來
，“後人不知其法傳自鄜州也”。
三、總結
宋之前，人們被牢牢束縛在固定的戶籍所在地，遷徙不自由。
身懷技藝的藝人只能在一定的地域內活動，把自己的技術保留在原地。只有他生產的器物可以隨著購買、使用、贈送等行為實現流動與擴散。
藝人們透過器物的空間轉移，在精神上實現了自己自由遷徙的美好願望。
誠然，藝人的技藝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著傳播，但十分有限；加上中國傳統工匠技藝的封鎖性，也限制了器物生產技藝的廣泛傳播，技藝失傳也是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