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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號地名·形成

作者:由 史圖館 發表于 歷史日期:2022-04-17

熙平是什麼意思

本作品是對史圖館專欄的投稿,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本作品並非嚴謹的歷史學術研究,僅供參考;未經授權,禁止二傳,違者必究。

本文作者:毛於久

一、形成

中國地名,特別是行政區劃名,大都是經過反覆斟酌認真討論後決定的名稱。其名號來源,在帝制中國主要有四種:當地曾用名、山川景物名、當地下轄鄉村名還有吉祥懷柔詞。而當帝制結束後,出於對共和及共和志士的紀念,地名又多了兩種來源:主義理念詞和人名。不過同其它的分類標籤一樣,上述六種名號來源其實都還可以具體細分。比如主義理念詞就可細分為三民主義理念詞與共產主義理念詞,前者是河南民權縣的名號來源,後者則促成了江西共青城的誕生。

而在以吉祥懷柔詞命名的行政區中,也有一類數量不多,但具有足夠特殊性的細分群體——年號地名。

年號,按照宋人的說法,是漢武帝創造來自娛自樂的一種紀元名詞。年號最主要的意義,是將作為個體人類的皇帝,與無窮無盡的時間相繫結,塑造出皇帝的超自然屬性,幫助皇帝對下實施專制統治。但在實際行用的過程中,由於年號與皇帝個人,及皇帝代表的朝廷高度繫結,它本身也開始具有政治的、超自然的屬性。譬如帝制中國汲汲於茲的“正朔”問題,在年號誕生後便與年號日漸繫結,形成了行用某朝廷年號即為尊該朝廷為“正朔”以至於奉該朝廷皇帝為宗主、接受該朝廷名義統治的政治慣例。

這樣一類利用“命名”時間來宣示治權的詞彙,與利用命名來宣示治權的地名,本是兩條互相井水不犯河水的平行線。但因為被選作年號的詞彙,多為當時人認為的吉祥優美詞,用作地名似也合乎“吉祥懷柔”的命名原則,所以兩者最終還是出現了一些交集。

第一個明確以年號為名稱來源的政區,是東漢末年孫策設立的建安縣。《太平寰宇記》引《建安縣誌》說,該縣為孫策橫掃江東時,分會稽郡東侯官縣而置。不過實際上,當時並不存在東侯官縣,而是存在一個叫東冶候官縣(附錄一)的政區。此東冶候官縣治所在今福州市鼓樓區,縣域基本與現今福建省範圍重合。

年號地名·形成

圖一候官之圖

建安縣設立於建安初年,其後於吳末帝孫休永安三(260)年隨著建安郡的成立升格為建安郡治所。經晉宋齊梁陳隋六朝,建安郡無遷移或改名。唐朝於此立建州,隸屬江南道,後改屬以福州、建州之名命名的福建觀察使;入宋後依唐例,將管轄今日福建省範圍的兩浙東南路改名為福建路,並增置甌寧縣與建安縣同為建州附郭縣(附錄二)。南宋改建州為建寧府仍隸屬福建路;元改為建寧路,隸屬江浙行省;明改回建寧府,隸屬福建省(布政司);清沿用明制。民國廢府存縣,將建寧府撤銷,取附郭兩縣建安、甌寧首字組合形成建甌縣,今為福建省建甌市。

年號地名·形成

圖二建甌之圖

自建安縣設立之後,大約四百年間,再無第二個以年號命名的行政區。從這種情況來看,或許當初孫策設立建安縣時,並非是遵從普遍的命名方式,經過思考挑揀,選擇了以建安年號命名新設縣域。而是湊巧——比如他自己想不出什麼好名字,又急於給新縣命名時——將手邊的建安年號拿來充數,肇建了這第一個年號地名。且就其後吳國和兩晉南朝的新設郡縣命名思路來看,這批繼承漢朝衣缽的政權,似乎從未想過學習孫策以年號命名縣域的方法,用自己的年號給地區命名。他們更喜歡的,是漢朝皇帝們發明的吉祥命名法——比如以祥瑞為地區命名,或者以祈求自己興旺的詞彙為地區命名(如吳興郡)。

另外,東晉明帝時雖設定了永嘉郡,但從已有文獻來看,該縣的名稱來源並非晉懷帝的年號永嘉,而是單純的美好詞彙“永嘉”。故其不屬於年號地名,大約可謂是“與年號撞車的地名”吧。這一類地名亦有不少,文中省去,列表於後。

不過在此四百年間,北方的元氏魏朝,出現了一類用年號作為名稱的寺廟。據《洛陽伽藍記》載,洛陽有以宣武帝正始年號命名的正始寺;有以宣武帝景明年號命名的景明寺;還有一座與宣武帝之子孝明帝年號重名的熙平寺,似乎也是以年號命名。透過如上三例可以看出,北魏時已出現了以標明時間的年號,為空間中的區域命名的行為,且北魏的統治者有意識地重複著這一行為,形成了跨世代的傳統。這種超越時間與空間隔閡,以年號為地點命名的傳統,或許成功催生了第二、第三例年號地名,並最終藉由北魏的繼承者們形成了以年號為行政區名號來源的模式。

年號地名·形成

圖三洛陽之圖

第二、第三例年號地名,都是唐朝設定的武德縣。

武德元(618)年,李淵逼迫自己的表侄孫楊侑將帝位禪讓,正式建立李唐朝廷。當時的唐朝,僅據有關中平原與河東谷地。雖然這次禪讓,使李唐相對於其他割據勢力多了幾分虛無縹緲的“正統性”。但根據槍桿子裡出政權的定律,這點似有實無的“正統性”加成,並不能讓李唐比其餘勢力更像是能兼併天下的一方。

在此前提下,李淵必須要採取一些手段,以錢財權位亦或大道正義,吸引住天下吏民的人心。作為北周貴族的後代,他很有可能接受過北周虜獲的蕭梁士人的教育,並學習到了梁武帝蕭衍的用以爭取人心的治國之術——

廣泛接納降將,並大量胡亂設立州縣,產生許多地方官職用以安插降將。

武德元年李密來降時,李淵正忙著和李世民爭權奪利,同時由於形勢大好,是故未對瓦崗軍治下州縣進行切分以為爵賞。待到武德二年,雖然在河內地區唐軍基本清除了王世充的勢力,但李淵的老巢晉陽,卻被南下的劉武周圍困。世人很自然地會開始擔心,劉武周是否會如同數年前的李淵一樣,獲得晉陽而後長驅直入關中,使新興的唐王朝中道崩殂。

為了穩定人心,李淵決定在不變更各地區治理體系的情況下,給治下所有地方官加官進爵。在河內地區,唐朝廷一口氣新設西濟州、北義州、陟州三州,用以加封當地瓦崗降將為刺史,各州治下亦遵循蕭衍“廣置州郡,雖戶不滿百,割作三郡;人無所集,輒名州縣”的教誨,大量增置縣份,用以酬功封賞。

年號地名·形成

圖四河內之圖

譬如自武德元年以來鎮守懷州的瓦崗降將黃君漢,初為懷州刺史、行軍總管,由於無屬州、無臨時配給的下屬部隊,其實際行政等級與普通刺史別無二致;武德二年分州後,雖然黃君漢實際管轄的土地人口反而減少了(中間由於李、王拉鋸產生了兩個新的直轄於唐朝廷的降將州),但他的官銜變成了使持節總管懷、陟、西濟、北義諸軍事兼懷州刺史,行政級別從刺史升到了管刺史的總管,並最終作為圍攻洛陽的李唐八大總管而留名史冊。這種莫名其妙的政治地位提升,就是大量新造州縣給人加官進爵的成果。

不過武德縣的誕生,與李唐多設州縣的政策沒有直接關係。按研究,為該縣冠名武德的,很可能是秦始皇。而自始皇設武德縣以後,漢晉沿用此名不改,東魏孝靜帝年間還曾將之升級為武德郡。然而隋文帝統一天下後,在整理地名時不知為何將武德縣改名為邢丘縣,但是邢丘明明不在該縣境內。大業二年時,楊廣又發起了一次整頓地名行動,這次大約是發現了邢丘不在邢丘縣的問題,將該縣的名稱改從縣域內的西漢安昌侯國遺址,命名為安昌縣。可惜的是,就是從安昌縣被命名的大業二年起,隋煬帝建東都、巡天下、挖運河、徵高麗,徹底破壞了這大隋的安寧與昌盛。

大約是在武德二年,管轄權縮小而政治地位上升了的黃君漢,將安昌縣改回了武德縣。鑑於現在並無其接到朝廷改名詔書的記載,同時他本人另有新設“大基縣”於大基城,以誇讚偉大唐王朝基業的記錄。則武德縣恢復舊名,或許便是這位祖上世代為北魏官僚的總管公,發揮北魏傳統,擴散年號意義,明確地使用年號命名縣域以示忠誠於李唐的行為。

此武德縣在北宋熙寧六年隨著北宋的政區合併運動,降級成了武德鎮,並最終保留至今,是為如今的河南省焦作市溫縣武德鎮。

年號地名·形成

圖五溫縣之圖

以上的第一武德縣,由於沒有明確佐證,證明其改回舊名與武德年號的相關性,並不被視為開創以年號為縣名來源的範例。但作為讀史之人,有時需要明白,觀念總是先於事物而存在,而且廣泛存在於社會上的共同觀念,正是某些政治、經濟、文化產物立足的基石。當基石存在時,構築於其上的各色產物才能穩定存續,而若基石不存在,即便誕生了類似的產物,在實際層面由於其不具備社會意義,仍不能將之視作構築於基石上之物的同類。

第二武德縣位於今廣西桂林市境內,武德四年時自桂林郡(桂州)割出設立,同時在該縣設立象州,明顯是對秦代象郡的致敬。該縣雖然亦未留下明確的得名因由記錄,但學界廣泛認同它是一個名稱源自於年號的縣份——因為它是全新設立的,名為武德的縣份。

不過這個武德縣的得名因由,也不是完全沒有商榷的餘地。武德四年的大唐,與兩年前一樣,仍在執行著廣設州縣的政策。僅新設象州境內,就全新設立了武德、武化、武仙三個以武開頭的縣份。其餘諸州也各自設有大量全新縣份,且這些縣份很多都是以吉祥懷柔詞為名,例如桂州的歸義縣、靜州的安樂縣、林州的皇化縣等。短時間內設立如此多吉祥懷柔名州縣,肯定會導致沒有電子檢索工具的唐朝廷陷入起名困難當中,是故他們以武德是吉祥詞彙而用來命名州縣,亦有可能。

無論如何,年號在唐朝都邁出了堅實的一步,從單純的命名時間,而日漸成體系地同時命名時空。自武德以後,唐帝漸漸習慣以年號為地區、景點、公共設施等命名,本文討論的“年號地名”這一現象,也就完整地成立了。

伴隨著年號地名命名體系的建立,唐王朝對地方行政區劃的管理力度日漸增強。先是貞觀元年,打遍天下無敵手的李世民裁撤掉了絕大部分李淵亂設的州縣;其後高宗周帝各自對地名不合他們口味的進行了修改;最終在想要變成千古一帝的唐玄宗治下,唐王朝對地方行政區劃的管理力度上升到了無與倫比的高峰。

玄宗天寶元年九月,為了地名管理的“標準化”,唐朝廷將天下重名州縣進行了統一省並改換。象州武德縣由於與懷州武德縣重名,便被撤銷了編制,從此完全消失於歷史的長河之中。

附錄一:東冶候官

漢制,邊境每百里設一候吏,統兵司防禦。隨著時間的推進,和其他最初是臨時工,後來轉正升級的官職一樣,候吏也升格成為了都尉下屬的候官。而與漢代管理蠻夷的屬國都尉,由於下轄有土地人口,逐漸從主掌兵事的軍事官,變為軍民都管,類似於郡守的地方官一樣,管理邊境百里之地的候官,在東漢時也開始與由“百里侯”——縣令——主管的縣並列,成為地方官的一種。《續漢書·地理志》謂涼州:“郡十二,縣道候官九十八”,是此證明。

東冶候官在西漢時名為東冶縣,處在漢帝國的海疆,且背靠尚未完全被帝國控制的閩越人,其周圍設有候官並不出奇。東漢光武帝建武年間,東冶縣不知為何改名為東冶候官縣。後世史籍如《續漢書》等,由於傳抄訛誤,還有人們心中縣份主要以兩個字為名的刻板印象,多未能正確記錄此名。或曰“東冶”,或曰“候官(侯官)”,不一而足。

但在《三國志·賀齊傳》中,尚留有東冶候官縣存在之證明:“建安元年,孫策臨(會稽)郡,察(賀)齊孝廉。時王朗奔東冶候官,長商升為朗起兵。”學界此前雖將上文斷作“時王朗奔東冶,候官長商升為朗起兵。”然而東冶改名之事,史書已載,王朗若奔,當只能奔候官而無從穿越時空奔東冶。何況若其奔東冶,則其鼓動的也改是東冶之官,與候官縣長有什麼關係。故知此處當斷在“東冶候官”之後,東漢當有東冶候官之縣也。

附錄二:附郭

古代中國地區治所必有城牆,城牆即為郭。出於節約的目的,古代各級行政區常常在同一城牆內辦公。比如廣東省政府和廣州府政府和南海縣政府,都在廣州城內辦公。

同時,由於城區和鄉村統治方式的不同,帝制中國的政府一般要求城內由駐該城最高地方行政機構直轄,如縣城由縣政府直轄、州城由州政府直轄等。這種直轄是行政管理上的直轄,在行政區劃上,各級城市仍會被劃分入他們該在的下級區劃,比如府城理論上仍是其所在縣份的領土。省城和都城由於涉及到中央政治,固明面上不由省政府和朝廷直轄,但實際上省政府透過省直機構、朝廷透過監察和軍事機構,都能參與甚至架空省城或都城的知府知州等等官員。

所以,當某一縣份與其上級政府同城辦公時,該縣便被稱為“附郭縣”,意為附身於上級政府管理的城市內的縣份。附郭縣由於和上級政府同城辦公,十分容易遭受上級政府的刁難和調研,所以被認為是極其辛苦的差事。俗話說:三生不幸,知縣附郭;三生作惡,附郭省城;惡貫滿盈,附郭京城。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