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易代之際的意思是什麼
美國新進化論著名學者克萊德·克魯克洪，指出：“所謂‘一種文化’，它指的是某個人類群體獨特的生活方式，他們整套的‘生存式樣’。”在此基礎上，文化又可分為“顯性文化”與“隱性文化”兩個層次。
漢末魏晉時“遊俠熱”的現象已經浸淫到“隱性文化”層面。
魏晉起文人名士們除了思想上的慕俠，在服飾用具、生活內容、人際交往、行為模式等，都有意無意向武俠群體有著一定程度上的靠攏和模仿。
中國人“有生以俱來”的俠義“集體潛意識”，於平民百姓是透過俠義行為衝動流露，於達官貴人和知識分子則是透過對俠現象“越軌心理”的萌動顯現的。
一、人物風神
“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正如宗白華先生所言，儘管政局極為黑暗，但文學和以玄學為主流的哲學，
在這一時期空前繁盛，藝術領域也百花齊放，取得了各方面的驚人成就，為後世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石。
宗白華先生談到，中國美學是出發於人物品藻之美學，而中國“人物美學”，尤其是對男性人物美的欣賞，便是在這一時期臻於成熟。
其標準基本上是“形神兼備、氣韻為上”，以高挑白皙、清逸風流為佳。
氣質各異的植株，向來給予文人以各自紛繁的啟發——“香草美人”，自古以來都是文人自我比喻、寄寓志意一種喜聞樂見的手段。而拋去“草”式自憐自艾的哀愁，魏晉士人更為傾向於“木”式高拔獨立的清新。
“松”歷來是風骨氣節、高潔肅穆的象徵；而“風”則是逍遙倜儻、靈動柔和的。
嵇康風姿特秀，見者曰“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嵇康既有著“爽朗清舉”的挺拔形象，又兼具松風般舒緩悠長的高雅氣質，如何令人不為之心折？但
並不是所有的魏晉名士，都像嵇康那樣“色藝雙全”。
同為“竹林七賢”之一的劉伶就矮小丑陋，而且嗜酒之後，恐怕還要一副“悠悠忽忽，土木形骸”的樣子。時人任嘏寫到“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躁，土氣人智而寬，水氣人急而賊”，土木二者的結合即同時富於勇氣、智慧和寬容，
在劉伶的體態中體現為一種，敢於抗拒世俗禮教、又要追求自我安寧，和悠然自得的玄遠含蓄之美。
時人對於“貌甚醜悴”的劉伶和“風姿特秀”的嵇康，都是尊敬和讚賞的。這說明當時的人也不完全是以貌取人，而是注重內外的協和與相同，
只要人的外在形貌能夠傳達出，人物內在的精神氣質，那麼就是可以為世人所接受、議論乃至鼓吹的。
此外宗白華先生曾說過：“晉人的美的理想，很可以注意的，是顯著地追慕著光明鮮潔、晶瑩發亮的意象。”玉石比之星月雲水之流，正是最符合“光明鮮潔、晶瑩發亮的意象”這一描述之物。故而《世說新語》中多處以靈石美玉為喻體，
將中國傳統玉文化在封建社會中，對“君子”的象徵意義闡釋得淋漓盡致。
盡顯“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作為魏晉名士群體的鮮明代表，嵇康在《世說新語》中出現之時，總是情節高潮迭起，且筆觸鮮活。比起他平日裡不苟言笑、俊朗清肅的形象，他酒醉之時則“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都說文字終有不及圖畫之處，就是無法過於形象地表現出一些場景。
但文字有過於圖畫之處，就在於形象不足而生動有餘。此處就是如此。嵇康此人雖被直接描寫的筆墨不多，但字字精當，他的醉態和平日裡禁慾高嶺的形象形成對比，簡直如在眼前。一千個讀者眼裡，應該會有一千個面目各異的嵇康。
但相同的是，他一定都有一副迷人的面孔，一身錚然的風骨。
嵇康這裡被比作“玉山”，比之前幾位玉面郎君，則應是不僅僅取了“玉”堅貞、端莊的特性，也取了“山”巍峨、凜然的風貌，多了一分鏘然。總之當時儀容和人體之美，能夠成為獨立的審美內容，人們對外貌的重視比今天簡直有過之而無不及，
體現在詠俠詩中就表現為，詩人們自覺關注和描寫俠者之身體外貌。
在此審美基礎上，名士的尚俠傳統十分旺盛。仍以嵇康為例。嵇康身處的時代正是魏晉易代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他“性烈而才俊”，又有“尚奇任俠”的評價。另愛好鍛鐵鑄劍，服藥飲酒，又工琴棋書畫；
他“棄官寵交”、“曠邁不群”，輕時傲世任性自由，沖決世俗禮法，有著破壞傳統體制秩序的叛逆性格，亦隱亦俠。
嵇康作品既有“豫子匿梁測，聶政變其形”《答二郭三首》，這類對遊俠的唱詠，也有“採藥鐘山隅，服食改姿容”《遊仙詩》，這類表達遊仙之思的作品。魏晉風流指的是當時名士們，率直任誕、清俊通脫的行為風格，而
建安風骨指的是，他們“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的寫作風格。
以及他們性格和筆風中，懷帶有的政治理想的高揚、人生短暫的哀嘆、強烈的個人特性、濃郁的悲劇色彩等要素。這一時期，處於不同身份階層的“俠”，皆表現出“濟”的特徵。
以這一時期中武俠名士“少年遊俠，中年遊宦，晚年遊仙”的模式特為典型。
他們少年時滿懷意氣，見慣了不平事心有鬱結，憑藉著出身顯赫或一腔熱血，遂學武仗劍以“濟人”。需要指出的是，典籍中常見的“輕俠少年”們所從事的流氓行動，也是那時人彰顯自我的一種手段。
“長乃折節”，也就是他們隨著閱歷增長、心態成熟，開始從學有了功業意識，“中年遊宦”即他們價值的再選擇。
年少時期所累積的激烈的，改變現實的決心、追求理想的意氣，使得他們具有很大的變革勇氣，但黑暗的政治現實和壁壘分明的社會階層，使得個人的努力在制度面前顯得無力，失望情緒下，
他們開始傾向於虛無、玄談，託希望於“仙家”“長生”，寄心於服藥、歸隱、放誕。
這種生活方式與他們的脾氣相結合，
形成了當時名士“亦俠亦隱”的形象。
大略由此，後世所幻想的“美風度、氣慷慨”的理想俠形象形成了。
二、器物崇拜
中國人的劍崇拜心理源遠流長。德國宗教學家麥克斯·繆勒認為，從有限物中感受到對無限物的體驗，是“宗教的根據”，但中國古人的思維中對神秘因素的感受，往往是透過“天人合一”的理念實現的，劍崇拜心理也是如此，甚至產生了鑄劍時歃血、獻祭等野蠻的崇拜儀式，
如“殺其二子，以血釁金”“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物”等。
東漢《越絕外傳記寶劍第十三》中，記載了楚王以寶劍泰阿指揮作戰大勝後，風湖子對“鐵兵之神”與“大王之神”的語論，認為“劍之威”來自於“大王有聖德”。
晉傅玄《劍銘（並序）》：“道德不修，雖有千金之劍，何所用之？先王觀變而服劍，所以立武象也。太上有象而已，其次則親用之，銘曰：‘光文耀武，以乃衛國。’”
也是把劍與人事相聯結的現象。中國傳統文化中，劍與龍經常被認為是可以互相化育、合為一體的。董仲舒有言：“劍之在左，青龍之象也。”上古時代龍圖騰崇拜的遺俗，和瀰漫於中華民族血脈中的劍崇拜心理相交融，
體現著人們對雄性和強悍生命力的原始信仰，乃至後來劍與俠聯稱。
至今“劍、龍、俠”系統仍舊是很多武俠、帝王文化中的常見現象。 漢末魏晉詠俠文學創作風潮中，“劍”作為與“俠”相關聯的極重要意象極度風行。文人們自覺地把劍的精神內涵賦予俠客，主動把劍和俠透過作品聯結在一起。
有的詩歌借“劍”來表達遊俠們的奢侈習性和慷慨氣概。
曹植《名都篇》開篇，就以“寶劍值千金，被服麗且鮮”描繪出了，“京洛少年”們光彩照人的遊閒風姿。有的詩歌借“劍”來表達俠客渴望扶危濟困的決心和勇氣，或者無力出手的軟弱。曹植《野田黃雀行》透過“羅家見雀喜，少年見雀悲。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的敘述，
描繪了一位少年俠士“拔劍”救落入落網的黃雀的故事。
側面表達了至交好友丁氏兄弟被害、自己企圖相救的強烈願望，和無力迴天的悲憤。還有的借“劍”來象徵高潔傲岸的理想君子人格。屈原在《涉江》中有
“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句，以此來表達自己的志趣高潔，不為世俗所汙。
器物包括但不限於“劍器”，與“人”“事”相結合，符合傳統中國文人腦中“名”“物”相依相生的觀念。在作品中強調劍器之鋒利貴重，配飾之華麗誇美，便彷彿可以體現出主人的高雅情操。
一柄劍越是年代久遠，裝飾就越精緻照人，劍鋒刃光也越是如水清亮，劍本身的威力也越是令人難以匹敵。
顯而易見這種描述是不符合事實的，受到時代條件的限制，兵器製作技術肯定也是與時俱進的。但這不妨礙讀者對於俠文學作品的欣賞：文學中的俠形象只具備文學審美層面的意義，因而作為依附於審美物件而存在的劍不過是襯托物件的一種物質而已，
關於它的描寫是否屬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器物所能傳達出的精神和意韻。
三、貴族生活
“貴族的生活，是遊惰的，剝削的，浪漫的”，對此種悠遊生活的描繪，則是胸中點墨的富家子弟們，茶餘飯後、聊發疏狂之點綴。紈絝人群的“為俠”卻為扭曲和萎縮後的，但“遊俠”確實“熱”，
他們也的確是，親身參與了這種特興的時髦生活方式，並非虛構想象、隔岸觀火。
俠的意識形態中某些成分，或悄然或高調地滲入了貴族們浪漫、遊惰的日常和心態。魏晉遊俠的遊冶行為是上層貴族及其子弟的任俠活動，已使任俠內化為貴族生活的一種方式。曹植《名都篇》描寫的就是這樣一類遊俠形象。
詩中的遊俠主人公年輕時或許上過戰場，也曾是上文中說過的壯懷逸興、胸懷天下的遊俠健兒。
但功成名就凱旋歸來後，封王封侯、青雲直上，優渥的經濟狀況消磨了他的意志，讓他在逍遙放蕩的生活中漸漸放縱。儘管也具備“仰手接飛鳶”的精湛武藝，但是這些早年為了報國殺敵練就的本領已經轉移了用途，成為了歡宴過程中餘興的節目。
他們手執風箏，著裝華麗，美酒佳餚，清平享樂，曾不知日之將盡。
在這種生活中，翩翩瀟灑的氣質在熱鬧的宴席中凸顯出來。漢末魏晉時期，風度從容、倜儻不羈、奢華浮美的公子氣質，一方面張揚了文人們追求解放的個性，流露出俠客不受禮法約束的天性；另一方面“美少年”形象改造乃至一定程度上，顛覆了歷史上的中的俠原型，
上層社會人士普遍喜愛的“浮靡誇美”之氣被擴散進了俠文化領域。
注重觀賞性的頑劣惡少們，以俠客自居，為求聲名而浮誇作態，豪奢妖冶的的遊宴成了“俠”的新舞臺。
所謂“俠”除了貴族紈絝，就是些達官顯貴羽林郎。
“俠”群體離開了他民間和戰場的土壤，古樸豪邁的情懷在胭脂香粉中逐漸被消弭，“俠”的精神也在這種氛圍內走向腐朽的墳墓，走向魏晉人特為突出和喜愛的陰柔之地。
等到了此後的六朝時，就更甚至生髮出柔媚的味道了。
四、總結
漢末魏晉時期亂象橫生，社會對武士的需要、對俠客的呼喚都達到高峰，俠在紛亂中進行自我抉擇，產生眾多分流和變化，民間社會俠客頻出，上層社會同時掀起了“遊俠熱”，俠現象重要而鮮活地大量存在於整個社會的各個角落，自然而然地引起了文人們的關注，
詠俠文學的實質則是對這一時期“遊俠熱”的文化反映。
每一代文人都受到時代背景和自身經歷的影響，塑造著自己心目中的“俠”形象，同時對“俠”的觀念進行著潛移默化的調整，
但又都喜歡在前人記錄過的真實歷史俠客身上開展創作，投射自我對於“俠”的理想和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