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之戰什麼時間開始始
唐太宗寬宏大量，在征服了所有的勢力後，又將他們收編到了一個新的文明之中。
李世民不但是一位強大的帝國帝王，更是在“秩序建設”方面有著驚人的造詣，李世民十八歲就已經領教過了，所以李世民才會被稱為“天可汗”，這是中國古代“草原邏輯”與“中原邏輯”的最好體現。
從歷史上的角度來分析，我們首先要看到的是漢代與匈奴的對外戰爭。
漢匈戰爭，始於劉邦與匈奴的領袖“白登”之役，“白登”之役，劉邦的戰略“短板”再度被揭穿，被單于引誘，陷入重圍，這就是所謂的“白登之圍”，也就是劉邦一生中最危險的一次。
白登之戰被認為是一種“恥辱”，劉邦能逃過一劫，靠的不是武力，而是靠著陰謀詭計，與北鎮匈奴隸相比，劉邦覺得自己很沒面子。
但劉邦也沒有任何的選擇，因為秦國處於混亂之中，諸侯紛爭，世界早就被自己的人給毀了，所以現在的大漢，不能只靠一次的大獲全勝，就能讓自己的國家重新煥發活力，在這段時間裡，漢國要承受一切的挑戰。
直到去世，劉邦都沒有提起北方對匈奴的戰爭，呂后成為攝政王后，被冒頓單于寫信“羞辱”，也沒有采取任何行動，這讓呂后對大漢的統治思想更加深刻：
不做任何事。
直到漢文帝中後期，漢景帝，漢王朝才逐步形成足以抵禦匈奴侵疆的壁壘，那時沒有互市，中原也沒有茶葉可以向他們輸出，而漢人又擁有自己的牧場，兩國可以交換的物資很有限，一碰面就是你死我活。
“文景之治”後，大漢王朝在經歷了兩代人的發展之後，最終得以復興，而劉徹才是真正的受益者，而作為皇帝的劉徹才是最有責任的人，而他的責任，就是要將“恥辱”，徹底地抹去。
漢武帝征討匈奴，目的並不在於徵服，而在於毀滅整個國家，因此，戰爭結束後，沒有什麼秩序可言。
所以，我們可以將這場戰鬥稱為“滅種之戰”，它的目標，不僅僅是毀滅一個國家，更重要的是，消滅這個國家。
漢匈兩國的“恩怨”，其實就是生產力低下導致的，漢人的生產只能滿足國內的需求，食物，衣服，食鹽，鋼鐵，都不能“出口”，不能出口，就不能向外輸出。
而匈奴卻是無所不有其極，如果不能購買，那就只有強取豪奪，在他們看來，南征北戰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這是一場生存的衝突，是無法化解的。
北疆的匈奴本就是中原各族群的心腹大患，而在漢皇帝即位後，更是破除了漢文、景帝時期的“試探”“防守”戰略，而是採取了先發制人的策略，在衛青沒有崛起的時候，雙方各有優劣，各有優劣。
直至衛青一舉攻克龍城，奪取了自漢建國後，對匈奴的本土乃至各主要城市的首次重大勝仗，這場大捷讓他的自尊心更加堅定，所以他才會讓衛青繼續對其進行打擊。
但問題是，每一場勝利，都不一定會有“戰利品”，反而會“虧本”，畢竟當時的匈奴條件實在是太惡劣了，尤其是在戰敗之後，“堅壁清野”更是得心應手，一直以來，都是他們搶掠中原，中原無法大規模的蠶食他們的物資。
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在漢武帝時代，漢武帝頒佈了一道旨意，將鹽業和鋼鐵行業劃歸朝廷所有，禁止私人買賣，這顯然是將百姓的大部分利潤都用在了國家的身上。
公元前119年，舅甥衛青和霍去病帶著十幾萬騎兵和十幾萬步卒，進入沙漠深處，尋找最重要的一批匈奴人，並給予他們致命一擊，而他之所以如此大膽，是由於他選定了“春天”。
春天的大草原上，並沒有像人們預想的那樣迎來春天，而是一片冰雪，一片嚴寒，在這樣的天氣裡，就算是匈奴人，也不得不在這裡“過冬”，而漢武帝很清楚，要給他們造成巨大的損失，就需要在這樣的惡劣條件下，才能給他們造成巨大的傷害。
同樣的道理，春天的時候，漢朝的大軍在草原上行進，付出的代價也是巨大的，甚至超過了匈奴，而這場戰爭，也讓漢朝的財政被“掏空”了。
比如說，在這個時節，漢武帝就會用“小米”來餵養戰馬，因為馬兒的飯量和人的飯量是完全不一樣的，就像一萬多名鐵騎，每人至少要配備兩匹戰馬，也就是說，一頭戰馬要消耗五個人的食物，而“餵馬”的消耗，至少要一百萬人的“口糧”。
那時候的大漢人口並不多，用一個國家來形容也不為過。
衛青和霍去病率領著兩個實力遠超匈奴的隊伍，裝備、戰術準備都遠超匈奴，所以匈奴才會被逼得向北方遷移，到處都是哭聲，而霍去病則被冊封為狼居胥，在自己的驕傲之地打下了自己的烙印。
雖然這一次的戰役看著很“熱血沸騰”，但問題在於，在這裡，漢人並沒有“建立秩序”。
佔領了這片土地，漢王朝的大軍不得不退兵，因為那裡沒有任何可以開發的物資（那個時候的生產力很低），也沒有大量的人口，所以，很快就會“捲土重來”。
從這一點來看，漢皇帝投入了大量的金錢，但是在物資上卻幾乎沒有什麼好處，這就叫“入不敷出”，而在這場戰爭中，漢人與匈奴之間的戰爭，也就是這樣，時間一長，到了漢武帝末期，國家的實力如何會衰弱？
漢朝在外界“秩序”的形成，還是在漢武帝年間，在公元六十年，也就是漢武帝二年，漢王朝成立了“西域都護”，以其為西域的總督軍，在這裡委派了一些官員，負責與鄰國的外交，區域的商業，以及少數民族的事情，這也就使得漢文帝和景帝和武帝對於北方人的“仇恨”逐漸消失。
他們開始構建起了一個穩定的生產體系，一個是經濟，一個是文明，這樣，雙方的衝突就少了很多。
漢朝就是這樣，我們把注意力放在唐代。
首先要了解唐代“背景”，它並非單純仇視草原上的中原政權，而是以“關隴貴族”為根基，而關隴世家既有鮮卑，又有漢族，這些人始終是中原的主要人物，北周、隋、唐三國相繼成立。
楊堅的妻子伽羅和李淵的媽媽都是鮮卑，所以他們之間的文化和生活，都是有聯絡的。
其次，在隋唐，胡漢兩族融合，中原的生產力非常發達，許多東西都可以自己做，像突厥人，和唐朝的時候，都是如此。
這就導致了一個奇怪的現象，中原和草原上的人並不多，因為李世民的主要對手是漢族，而不是西域。
這是由於“人地矛盾”的目標發生了變化，所有的戰爭衝突，歸根結底都是人與人之間的衝突。
李世民繼位沒多久，數萬突厥人就來到了渭水，與李世民進行了“談判”，李世民被迫接受了突厥人的“漫天要價”，將他們洗劫一空，讓他們安然離去，這對李世民來說是一種“恥辱”，於是李世民就開始了自己的擴張，在四年的時候，李靖利用了突厥人的內戰，一舉殲滅了東突厥。
在東突厥被攻破之後，李世民第一時間做出了一個決定，這就是李世民最大的優勢。
貞觀四年，東突突厥人滅亡，唐人在這裡設立了單于都護，將東突厥疆域劃分成了六個“州級”的“都督府”，唐代朝廷很快就派遣官員到了這裡，對東突厥的“經略”進行了“經略”。
這就是李世民最聰明的做法，一旦打下了一片土地，就要好好地開發，因為“人地矛盾”才是根本，所以他要儘可能地將“人地資源”的使用起來，而不會浪費，單于都護的成立，將大唐的文明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
每年，大唐朝廷都會接受都護府的“進貢”，這也說明單于都護府充分發揮了東突厥的作用，不會讓朝廷傾家蕩產，一場勝利，就能給大唐帶來無窮無盡的“戰爭紅利”。
李世民的“文化輸出”，讓周邊的遊牧民和部族都下意識地“臣服”了李世民，李世民讓“胡人”取得了唐籍，讓胡人來唐經商，學習，科舉，做官，定居，這就是“綠卡制度”，李世民之所以被冠以“天可汗”的稱號，並不是單純的靠實力，而是一種文化上的認可。
周圍的國家向李世民投降，李世民也獲得了“徵召”的權力，事實上，在大唐的中後期，每當大唐的大軍開赴戰場的時候，附近的遊牧民都會派出援軍，這就導致了許多次戰爭，事實上，唐朝計程車兵根本不需要他們“出力”，所以並沒有太大的損失。
到了貞觀十四年，朝廷還設立了“安西都護府”和“北庭都護府”，這兩個都護府是以這兩個都護府為中心，將整個草原上的一切事務和發展，都以大唐的意志和邏輯為基礎，確保了在混亂的時候，可以第一時間“調動”軍隊，進行平叛。
更關鍵的是，大唐每年都能從都護府那裡獲得巨大的“收益”，他們作為地方行政的一個部門，卻又和以前的各諸侯一樣，每個月都要“進貢”，表達對朝廷的效忠，至於“貢品”，都由周邊的牧民們來做。
這等於是一筆收入，李世民只需擴大自己的領地，就不會虧本，而且還能讓自己變得更強大，而且李世民對異邦人“不排斥”“不敵視”，讓中原人與遊牧民之間的資源衝突得到了緩解，不再互相廝殺，而是可以和平共處。
李世民對那些“胡人”的幫助實在是太大了，這種事情他們幾代人都沒有經歷，所以他們也就不再執著於中原，而是嘗試著讓自己的子孫去大唐讀書，參加科舉，或者做個官員。
這種做法極大地推動了唐代的商貿和運輸，而唐代已經開始了經濟的變革，而大唐的“百姓生活”帶來的巨大利潤，更是讓大唐幾乎可以橫掃所有的部落和國家。
“都護府”一直延續至今，直到李世民去世，整個大唐也不過是六個“都護府”而已，單于、北庭、安西都護府、安南都護府、安東都護府，都護府才是大唐最重要的“基本盤”。
結論：
畢竟，李世民和漢武帝那個年代是完全不一樣的，在農耕方面，唐代的科技要發達得多，產量也要高得多，所以當漢武帝決定在漠北開戰的時候，他的財政肯定會被抽空，甚至是遠遠的。
而李世民，卻是一個“天賜良機”，所有對他有利的因素，都在他的計劃之中，李世民已經快要成為“西突厥”（東突厥）了，而這一點，卻不是他能做到的。
不過，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太著急了，他甚至寫下了《輪臺罪己詔》，說自己的所作所為，讓國家虧空了他的財政，讓新的皇上不會這麼拼命，也不會浪費金錢，這也是為什麼他和他在漢朝的那段時間，一直和平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