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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學人 | 何偉文:文藝復興時期英國人的身份塑造

作者:由 文匯網 發表于 歷史日期:2022-07-23

英國貴族有什麼權利

【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視人為藝術品,即每一個獨立個體都有能力從大自然提供的原始材料中塑造出一個更完美的人。借用菲利普·錫德尼在《為詩辯護》中的經典表述,人可以從“銅的世界”裡創造出“金的世界”。這層含義在此前的文學作品中從未出現過。

在歐洲古典世界,精英階層普遍具有一種對個人身份進行塑造的自我意識,但後來在基督教文化中,這種意識不再廣泛存在,人們對人本身是否具有這項能力產生了懷疑。比如,聖奧古斯丁宣稱:“把手從你身上放開。如果你試圖構建你自己,你將建立起一堆廢墟。”他的觀點影響深遠,在隨後的幾個世紀裡廣為流傳,直到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才出現了不同聲音。此時社會鉅變以及人在其中的不確定性,使得主導身份建構的知識、社會、心理和審美結構發生了變化,人成為了一種可以由自我來塑造的物件。這種情況在英國文藝復興時期尤為引人注目,從臣民到君王都不乏身份塑造的意識和行為,真實和虛構的邊界變得模糊,戲外人化身戲中人,進而呈現出一種表演。不過他們絕非只是為了娛樂,而是以此實現更為重要的目的。

文匯學人 | 何偉文:文藝復興時期英國人的身份塑造

“你可以依據你喜歡的任何樣式來型塑自己”

在從中世紀晚期邁向早期現代的過程中,歐洲社會的劇烈動盪,連同地理大發現、宗教觀念的變化等多重因素,促使人關於自我的意識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中,布克哈特在談到義大利的情況時指出,君主及其秘書、大臣、詩人、隨從等都失去了固有的身份,他們與權力之間的關係使之萌生了一種對自身和周圍世界的新意識,自我和國家都變成了被塑造的藝術品。中世紀至高無上的上帝是人的塑造者,而到了早期現代,皮科·德拉·米蘭多拉卻在《論人的尊嚴》中宣告,上帝告訴亞當“你彷彿是自己的創造者和塑造者,你可以依據你喜歡的任何樣式來型塑自己”。一個人如何操縱外表、塑造身份、建構自我以及把它呈現於外部世界,如何判斷它所產生的效果等,成為了一種修辭技巧,一種新人文主義教育首先要傳授的新知識。

十六世紀後半葉至十七世紀上半葉,英國的情形與義大利頗為相似。此時英國社會處於巨大轉型中,特別是從1580年代到1620年代這一被歷史學家稱為“中世紀和早期現代英國的分水嶺”的時期,原有的封建社會的結構被徹底終結,資本主義社會形態開始建立,人們熱衷於自我轉型和表演。

一方面,人的自我意識變得日益強烈,他們把對身份的塑造視為一種可操作的藝術化過程。1589年,埃德蒙·斯賓塞寫道,在他的史詩《仙后》中所謂“塑造”的目的和意義就是要“呈現一位紳士”,即培養、塑造一個人,使之像紳士一樣呈現在他人的面前。斯賓塞在《愛情小唱》中向心上人傾訴道:“你主宰了我的思想,自內而外地塑造了我。”這裡詩人所使用的“塑造”一詞,帶有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視人為藝術品的含義,即每一個獨立個體都有能力從大自然提供的原始材料中塑造出一個更完美的人。借用菲利普·錫德尼在《為詩辯護》中的經典表述,人可以從“銅的世界”裡創造出“金的世界”。這層含義在此前的文學作品中從未出現過。

另一方面,人們還格外關注他人眼中的自我形象及其產生的作用。以錫德尼風靡一時的十四行詩組詩《愛星者和星星》為例,愛星者是詩歌中的第一人稱敘述者,他深深地愛上了可望而不可即的星星史黛拉,非常在意自己給她留下的印象。在第四十一首中,愛星者說“今日我的駿馬、手臂、長矛/被美妙地引導,廣受讚譽”,深感自己作為一個公眾人物,贏得了人們眼中流露出來的欽佩和讚賞,他們當中有英國人,也有“一些從可愛的敵人法國派來的人”。此刻與任何其他時候相比,愛星者都更強烈地感受到自己在他人目光中所佔據的獨特位置,騎士、鎮上的人、法官,當然還有史黛拉,無不凝望著“我”。“我”已經成為了表演者,渴望觀眾為自己的魅力所折服,更期盼史黛拉被吸引和征服。愛星者的這種藏而不露的目的性通常是身份塑造的內在動因。

不同於古典世界,這一時期熱衷身份塑造和表演的人,不再侷限於精英階層,而同樣出現在中下層社會。錫德尼在上述詩歌裡描繪的情況,幾乎就是現實世界中沃爾特·羅利爵士、約翰·多恩等文藝復興時期雄心勃勃的英國精英的真實寫照。羅利具有此類人物的典型特徵,他有一種強烈的衝動,尋求將藝術的品質賦予生活,以使生活藝術化。他強調人擁有一種不可思議的能力,能隨時轉變成為自己設定的角色,尤其是在危機時刻;不僅如此,人還能透過巨大的想象力和意志力,將藝術的象徵性力量融入生活。如果說羅利們在詩人筆下以正面形象出現,那麼更多熱衷身份塑造的社會攀爬者以反面形象出現,究其原因,是從十六世紀初開始,英國社會流動性快速增長,人們進入一個更高階層的可能性相應增加,中產階級的地位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上升,然而相對於全社會的需求,個體上升的機會仍顯不足,由此導致文學作品中這類反面人物的出現。

羅利們和社會攀爬者們的這類身份塑造意識同樣為他們的君王所具有,伊麗莎白女王就為後人留下了一個炫目的例子,它或將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認識當時的身份塑造及其非同一般的意義。

“她允許廷臣們表達狂熱的愛慕之情”

伊麗莎白女王具有強烈的身份塑造和自我戲劇化意識,這與她試圖透過騎士文化來加強統治密切相關。女王繼位的合法性一再遭到質疑,全國各地多次出現企圖推翻其統治的叛亂,她迫在眉睫的任務就是使廷臣、貴族和平民臣服於她。如果說在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統治時期,宮廷的官方語言把英格蘭的過去追溯至亞瑟王時期以證明其統治權的合法性,同時伸張英格蘭獨立於羅馬教廷的權利,那麼伊麗莎白女王所採用的是帶有相同政治色彩但更具文學性的策略,即在宮廷文化中融入騎士傳奇故事。儘管當時整個歐洲社會崇尚的理想人物都已從中世紀的騎士轉向了早期現代的紳士,但是女王大力提倡騎士文化,經常在廷臣中舉行騎馬持矛比武活動,鼓勵他們把她的宮廷視為一個騎士風氣盛行的地方。

原因在於騎士文化固有的特點有助於女王的統治。騎士的出現是封建制度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騎士生活中最重要的三個元素是奉獻、宣誓和比武。騎士理想由此註定具有利他主義特性,但其本身卻是根植於深厚的愛慾土壤中。榮譽、愛情和忠貞三個因素放在一起而且彼此相互影響,就形成了騎士風的主要內容。其中,愛情是這個領域的中心,其本質就是主體把自己的意識消失在另一個人身上,以至於達到無私忘我的境界。騎士的愛情主要表現為對貴婦人的愛慕、崇拜和忠貞,騎士的最高榮譽就是為她們服務,為愛情冒險。女王需要藉助這種理想騎士的形象來控制急躁而莽撞的廷臣。在整個伊麗莎白時期,騎士品質和騎士故事都是宮廷詩歌和娛樂活動中的重要內容。

女王對於騎士文化的利用明顯不同於她的先人。騎士比武在都鐸王朝的宮廷裡頗為流行,觀者中既有本國臣民,也有外交使節,這類活動對於再現和頌揚王室和貴族的權力能夠發揮獨特作用。在比武中技壓群雄無疑代表了令人折服的勇氣和技藝,女王的祖先當年都是比武場上出生入死的直接參與者,如亨利二世折戟而亡,亨利八世在一次比武中幾近命喪黃泉,國外使臣都敬佩他的勇武氣概。女王不同於祖先,不能參加比武,甚至在比武場上奔跑也非她力所能及。她巧妙構思,重新佈局,使得整個比武活動的關注點都集中在她這位最重要的觀者而不是比武者身上。女王在1586年的一次議會演講中指出:“我們君主被安置在舞臺上,處於全世界觀者的眼前或視野之中。”她充分認識到在舞臺中心位置表演的價值,深知精心策劃的儀式和表演是君王治國理政最行之有效的一套方法。

女王從看戲人轉化成萬眾矚目的戲中人,通常在戲中把自己的身份塑造成兩類角色,其一是女神或者具有神性的人物。表演效果登峰造極的一次,應該是1572年在她面前舉行的持矛騎馬比賽:女王和所有的王公貴族都身著盛裝華服,火炬把他們照耀得熠熠生輝,觀眾凝神屏氣地注視著觀禮臺,彷彿置身於一座天國劇院,而非觀看塵世表演。眼前的畫面猶如劇院裡的場景,恰到好處地呈現出女王所期望的形象:她好似幻化成一個具有神性意味的人物,讓人不由自主地把她與希臘神話中主管正義的阿斯托利亞女神、古羅馬的維斯太貞女,甚至基督教中純潔的聖母瑪利亞聯絡在一起。女王高高在上的形象令觀者驚歎錯愕,心懷畏懼,目眩神迷,唯有仰望而興嘆。

其二是騎士傾心愛戀的情人。在宮廷舉行騎馬持矛比武活動的時候,在歡鬧的騎士氛圍中,女王往往讓她最重要的廷臣扮演自己的崇拜者,而把自己塑造成騎士或廷臣爭先恐後表達愛意和忠貞的情人。女王的意圖一望而知:廷臣不再是要求回報的僕人,而是匍匐在她腳下的戀人。他們眾星捧月般地圍繞在她的周圍,而她是他們傾訴衷腸的物件;他們既成為騎士傳統中備受相思之苦煎熬的騎士,那麼服從的問題將迎刃而解。再者,正如研究者耶迪斯所言:“粗俗的鄉下人只需花費幾個便士,就可以看到騎士對女王頂禮膜拜的情景。”廷臣對女王的臣服必然會對圍觀的平民起到示範作用。

女王的身份塑造和表演並不會對她本人產生負面影響。同時代人弗朗西斯·培根鞭辟入裡地指出,如果觀眾縱情觀看女王鼓勵的這類表演,就會發現它們像中世紀的浪漫傳奇故事:“女王身處幸福島、宮廷或者其他地方,她允許廷臣們表達狂熱的愛慕之情,但禁止慾望。不過,假如你嚴肅地看待這些表演,它們實際上屬於相當高階的層次,挑戰了另一種形式的愛慕,因為無疑這些嬉戲調情極少貶損她的聲望,根本不會影響她的統治權,既不會削弱其權力,也不會對她實現宏圖大業構成任何障礙。”女王主導的表演及宮廷裡的浪漫氣氛是按照她的意圖虛構的,具有一種文學色彩,不會像現實中的愛情那樣可能對王權構成危害。事實上,女王對權力的運作與對虛構的使用密切地聯絡在一起。

女王於1603年駕崩之後,在被稱為“世界劇院時代”的十七世紀,戲劇主宰了西方文壇。莎士比亞在《皆大歡喜》中寫道:“世界是一個舞臺,所有的男男女女不過是一些演員;他們都有下場的時候,也都有上場的時候。”儘管把世界比作舞臺的時髦說法是當時對新柏拉圖主義的一種迴應,帶有明顯的道德意味,即萬事萬物無不虛幻浮華、轉瞬即去而又毫無價值,但它同樣表明人們對自我身份和自我戲劇化的強烈意識。概言之,在文藝復興時期的英國,從臣民到君王均明顯表現出一種身份塑造意識,角色扮演是他們對生活的普遍態度。

作者:何偉文

上海交通大學英語系教授

編輯:陳韶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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