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震孟是誰的兒子
【來源：眉山市紀委_清風文苑】
宋代造園 清代立祠
一生摯愛園林的古建築學家陳從周先生曾說“江南園林甲天下，蘇州園林甲江南”。在蘇州留存至今的園林中，滄浪亭是時代最早的一座。蘇州園林各有妙處，藝圃曾歸明朝文震孟、文震亨兄弟所有，這對兄弟是蘇州鼎鼎有名的才子文徵明的後人，文震亨更是以《長物志》一書著稱後世，為傳統文人精雅生活留下極富詩意的記載，前往藝圃的路曲曲折折，待入門後，豁然開朗，原來這座園林就隱藏在城市民居中，大有“大隱隱於市”的感覺。
探索滄浪亭的感覺迥然不同，滄浪亭是一座從門外就能窺見門內景象的園林，沒有高牆深鎖，滄浪亭是一座面水園林，它邀請門前的葑溪為園林景觀增光添彩，此謂“借景”。陳從周先生對滄浪亭的景觀設計有精妙見解，滄浪亭“園周以復廊，廊間以花牆，兩面可行。園外景色，自漏窗中投入，最逗遊人。園內園外，似隔非隔，山崖水際，欲斷還連。此滄浪亭構思之著眼處。若無一水縈帶，則園中一丘一壑，平淡原無足觀，不能與他園爭勝”。一溪清水，激活了園林景緻，而最早佈置出這景緻的是北宋蘇舜欽。
蘇舜欽出身名門，愛好讀書，詩文俱佳。據說蘇舜欽十分喜歡《漢書》，把《漢書》當成下酒菜，如此入迷實不多見。北宋慶曆年間，范仲淹主持新政，蘇舜欽支援范仲淹而遭人排擠，離開都城，流落蘇州，尋到一塊“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的地方，便在這裡建造了滄浪亭。對於蘇舜欽來說，滄浪亭給他的生活帶來了安寧，在《滄浪亭記》中，他如此描寫他的生活：“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灑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踞而仰嘯，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聽無邪則道以明。”蘇舜欽相信自己已經找到人間之真趣，對於過往的遭遇，逐漸釋懷。
滄浪亭在蘇舜欽在世時就有一定的知名度，後世名氣就更大了。滄浪亭中，亭臺樓閣頗多，其中有一座“五百名賢祠”。清朝道光七年（1827年）重修滄浪亭時建立“五百名賢祠”。今天在五百名賢祠中可見的名賢石刻畫像共有594幅，已近六百。滄浪亭與五百名賢祠在清朝同治十二年（1873年）重修過，因此594位名賢上起春秋，下至清朝同治年間，他們或出生於蘇州，或在蘇州生活過，有許多我們熟悉的人物。五百名賢祠賦予滄浪亭新的氣質，它不再僅僅是一座文人遊憩的園林，也成為具有紀念意義和教化功能的場所。
置身於五百名賢祠中，遊客也許為接踵而至的名賢形象所吸引，無暇詳考他們的道德文章，但能明顯感受到中華歷史文脈的完整傳承，發出名賢輩出的讚歎。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一篇文章無法講清楚五百名賢的故事，我們只講其中四位名賢的故事。
季札：掛劍示誠 樂因和美
五百名賢的第一位是季札，吳王壽夢之子，他生活在春秋時代，大概比孔子年長二十來歲，孔子十分敬重這位來自南方的君子。季札在許多方面都值得他人敬重，他留給後人一個“季札掛劍”的典故，展現了君子是怎樣講誠信的。
季札常作為吳國使者出使他國，有一回他在出使途中經過徐國，與徐國國君見面，徐君對季札的寶劍流露出喜愛的神色，但在與季札的談話中絲毫沒有提到寶劍。季札看出徐君喜愛自己的寶劍，想要將寶劍獻給徐君，但此刻他有使命在身，佩劍是使者的基本禮儀，他不能立刻進獻寶劍。完成使命後，季札回程又經過了徐國，可他卻再也無法面見徐君，因為徐君已經逝世，季札來到徐君墓前，將寶劍從身上解下，掛在墓前一棵樹上。隨行的人不理解季札的做法，認為徐君已逝，這寶劍送給誰呢？季札道出自己的心跡：“吾始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在季札心中，他當初已決定將寶劍獻給徐君，豈能因為徐君逝世而背叛自己的心呢？
古人判斷一個人的品德，常有“論心”與“論跡”之爭，內在動機與外在表現並不總能一致，但心跡合一是古人倡導的高境界。季札的誠信發自肺腑，成為後人尊崇的榜樣。季札對音樂有著高超的見解，他曾經出使魯國，魯國傳承著周王室的禮樂，魯國樂工為季札演奏來自不同地域的音樂，季札能夠從中聽到各地民風的差異，作出精到的評論。季札認為最好的音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這一系列的評論意在表達最美的音樂是最和諧的音樂。季札論樂，其實也是在論政風民風。
陸績：廉石壓艙 傳承後世
五百名賢的石刻畫像上，均有十六字的評價，這些讚語表明了他們被選入名賢的理由。三國時代從蘇州走出了一位賢明太守，他的名字叫陸績，其讚語為“鬱林賢守，吳邦所瞻。懷橘知孝，載石表廉。”懷橘知孝講的是陸績童年時的故事，載石表廉講的是陸績成年後為官的故事。
《三國志》記載，陸績六歲的時候，隨家長到九江拜訪袁術，袁術拿出橘子招待眾人，陸績拿了三顆橘子放到自己的衣袖中，古人衣袖寬大，放得下三顆橘子。拜別之際，三顆橘子從陸績的衣袖中滾出，袁術見狀不悅，覺得陸績不知禮數，便故意問他：“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陸績答道：“欲歸遺母。”陸績懷橘是想讓母親也品嚐到自己曾品嚐的食物，陸績小小年紀即知孝道令眾人感到驚異。也許，更加讓人感到驚異的是他對時局的評點。三國時代，兵戈擾攘，孫策據有江東之地，曾與人共論時事，眾人皆贊同“四海未泰，須當用武治而平之”，獨有陸績並不完全贊同，他引孔子“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的名言，認為武力之外當講文治，雙管齊下才有效。
陸績曾為鬱林太守，在任上清廉自守，為民稱道。他來時行囊蕭瑟，去時也是行囊蕭瑟，船伕擔心船輕，恐怕經不起一路上的風浪，陸績請人搬來一塊大石頭放到船上，這便是“廉石”的由來。這則故事見於《新唐書》，是由陸績的後人陸龜蒙所講的，可以想見他說這則故事時的得意之情，這塊廉石在陸龜蒙的時代擺在陸家門口，這是無聲的家訓，後來移入蘇州文廟，直到今天還能看到，廉石故事之所以能傳播千年，正在於它蘊含的唯有清廉才能致遠的道理。
白居易：修築山塘 養竹修身
唐代蘇州，人口繁盛、經濟富庶，在安史之亂後，隨著中國經濟重心向南向東移動，蘇州在全國的地位更加亮眼。唐代蘇州曾迎來三位“詩太守”，他們既是官員，又是詩人，分別是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其中最為蘇州人懷念的是白居易。五百名賢祠中，三位詩太守的石刻畫像均在列，白居易的讚語為“白傅忠讜，施於有政。百首新詩，袖中吳郡。”
白居易在十四五歲的時候，便有“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矣”的夢想，他實在幸運，日後蘇杭兩地都做過官。白居易在蘇州任上的時間不長，唐朝寶曆元年（825年）五月，白居易到任蘇州，第二年八月因病離任。白居易晚年寫過三首《憶江南》，他“最憶是杭州”，“其次憶吳宮”，也就是蘇州，他想著“早晚復相逢”，但終究沒有再度相逢。
蘇州給白居易留下了深刻影響，白居易也給蘇州留下了一筆豐富的文化遺產。他在任內主持開鑿了從閶門到虎丘的山塘河，山塘河在閶門與大運河相通，它的興建便利了蘇州的水陸交通。蘇州人將山塘堤稱為“白公堤”，以示對白居易的尊敬。白居易離任那天，全城百姓前來相送，盛況空前。白居易在蘇州寫了不少詩文，他晚年編訂自己的詩文集，將其中一個抄本獻給了蘇州南禪寺。
白居易有一篇《養竹記》，是談竹之品質的經典文章。他說竹有很多值得君子效仿的品質，“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虛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者”，白居易因此鼓勵庭院中多養竹。滄浪亭中種植最多的植物不是別的，正是竹子，五百名賢祠旁的翠玲瓏，種植二十多種竹子。君子不可一日無竹，箇中深意在於君子不可一日不以竹為自己的參照物，反求諸己，追求至善。
胡瑗：分齋教學 傳道解惑
對許多讀者來說，胡瑗是個陌生的名字。這位宋代思想家、教育家在當時得到范仲淹、歐陽修等許多我們熟悉的人物的一致讚賞。後人給胡瑗的讚語是“安定設教，士先立志，分齋授業，經義治事”，簡明扼要說清了胡瑗的教育方法。
胡瑗將畢生精力獻給了教育事業，范仲淹到蘇州擔任知州，創辦蘇州州學，延請胡瑗為教授，並將自己的兒子範純祐送去學校，請其指導，之後胡瑗又受邀擔任湖州州學教授，他在兩地的教育實踐被稱為“蘇湖教法”，成為宋代太學參考的辦學模式。倘若簡要介紹蘇湖教法的主要內容，可以歸納為八個字——明體達用、分齋教學。
胡瑗將聖人之道分為體、文、用三個部分，仁義禮樂等永恆不變的道理為體，先賢製作與解釋的經典為文，而將道理與經典用於實際尤其是用於為百姓解決問題則為用。胡瑗主張“明體達用”，落腳在一個用字，反對空言，這也是對當時科舉考試崇尚詩賦、學者雕飾文字的情況的迴應。
胡瑗因材施教，將學生分成經義、治事兩齋進行教育，入經義齋的學生要“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他們的學習科目主要是儒家經典；入治事齋的學生或“治民以安其生，講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其田，算曆以明其數”，在這些科目中主修一科，兼修一科，成為今天我們所說的一專多能人才。
胡瑗制定的學規很嚴格，但他在約束學生前，首先約束自己，為他們做出一個榜樣。這樣一位嚴肅的老師，也會帶著學生走出書齋走向田野，因為他認為學者“必遊四方，盡見人情物態，南北風俗，山川氣象，以廣其聞見”，如此才對學者有益。
五百名賢祠內懸一匾額，上書“作之師”，不僅胡瑗是老師，五百名賢皆為老師，可傳道授業解惑，可激勵今人砥礪成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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