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獨坐為什麼是御史中丞
藉著農民戰爭的勢頭，又在鎮壓農民軍的刀光劍影中建立起來的東漢王朝。
依循著西漢政府的建制，但畢竟前朝的機制並不是非常完善，沒有封建統治者所期盼的中央集權和君主集權的高度。
為此建國之初的東漢王朝，對於中三公與地方郡國的政府機構設定與職能進行了調整。
一、雖置三公，事歸臺閣，加強尚書檯，削弱三公權力
在東漢初年，中央最高的官職是三公，就是司徒、司空和太尉。
司徒是由丞相改稱的，掌管民政，權力比丞相要小得多；司空是由御史大夫改稱的，不再掌管監察事務，而是改為掌管重大水土工程；太尉還是掌管軍事。
到了這個時候，三公的職位雖然聽起來很高，但是徒有虛名，並沒有實際的權力。
在這個時期，三公或者大將軍只有透過皇帝的恩准，才可以參與中樞決策。
光武帝劉秀加大了尚書的權力，正式設立尚書檯，作為總理國家事務的中樞機構。
尚書檯設立尚書令一個人，秩千石；尚書僕射一個人，秩六百石。分三公曹、吏曹、民曹、客曹、二千石曹、中都曹，每曹設尚書一人，秩六百石，下轄侍郎六人、令史散人。
尚書檯的權力非常重，掌管收納章奏、傳達詔令，參與軍國大政的決策，總領全國的政務，並有糾察、彈劾百官的權力，實際上成了皇帝真正決策和發號施令的權力機構。
三公和九卿只是受命辦事，形成了“雖置三公，事歸臺閣”的局面。
六曹尚書的執掌涉及了行政、民事、外交、司法諸多與三公九卿所掌相重的職務，並且凌駕於三公九卿之上，大大地削弱了三公的權力。
二、加強了監察機構
為了實行對於政府官員行政的有效監督，劉秀在繼承秦朝、西漢監察制度的基礎上，組建了從中央到地方的監察機構，包括御史中丞、司隸校尉和州刺史。
（1）御史中丞
東漢時期改西漢的御史大夫為司空，不再擔負著監察的責任，而將御史大夫屬下的御史中丞該認為御史臺長官，負責監察百官，權位與私司隸校尉和尚書令並重。
御史中丞秩千石，負責監察百官；御史中丞下面有治書侍御史兩人，掌管法律條文的解釋；侍御史15人，掌管察舉官吏違法，接受公卿群吏奏事。
官吏朝見皇帝或者舉行祭天、祀廟、分封王侯、拜將相等大典時，御史中丞或者侍御史監察威儀。
御史中丞的權力僅次於尚書令。
（2）司隸校尉
在西漢漢武帝時期，開始設立司隸校尉，掌察舉百官以下，以及京師近郡犯法者，到了漢成帝時期被廢除。
到了東漢劉秀時期，又再次設定了司隸校尉，並且擴大了職權。
司隸校尉不僅內察京師百官犯法者，並領一州，權力很大，封侯、外戚、三公以下，不論尊卑貴賤，無所不糾。
司隸校尉在參與議論朝政的時候，位置在九卿之上，朝賀的時候，位置處於九卿之下。
在公卿朝見皇帝的時候，尚書令、御史中丞、司隸校尉會同並專席而坐，號曰“三獨坐”。
劉秀重用司隸校尉，有別於御史中丞，目的是為了抑制貴戚、權臣，以提高皇權。
（3）州刺史
在東漢初年，在司隸校尉轄區之外，分全國為十二州，每州設定刺史一個人，秩六百石。
刺史每年八月巡行所屬郡國，檢閱刑獄狀況，考察長官的政績，年終奏於皇帝。
他們的職權在西漢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地方選舉彈劾之權。
刺史職權的擴大是皇權加強的表現，到了東漢中期，刺史逐漸獲得地方行政權和領兵權，使發展成為分裂王朝的地方割據勢力。
司隸校尉兼領一州，又為中央的要職，有監察公卿的權力。
再加上中央總監察機構御史臺、地方的州刺史，就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完整的強有力的監察系統，大大的鞏固了東漢前期的皇權。
三、確立州、郡、縣地方行政機構
秦朝確立了郡縣制，地方行政機構為郡縣兩級制。到了西漢末期，一共設立郡國103個，縣邑道侯國1587個。
對於眾多的郡縣如何加強中央的統一管理，是劉秀重建國家的一個重要的問題。
西漢時期刺史沒有固定的治所，劉秀改革時刺史有了固定的住所，實際上成為比郡高一級的行政長官，可以處理地方的政務，不透過三公就可以直接上奏給皇帝。
這就將地方行政管理直接置於皇帝的控制之下，並逐漸形成州、郡、縣三級管理制度。
四、廢除郡國都尉
在東漢王朝建立的初期，仍然沿襲西漢的制度，每郡設定都尉一個人，負責地方部隊和治安。
為了防止地方官員發動武裝叛亂，劉秀在建武六年下詔罷郡國都尉官，取消地方專門統帥軍隊的武官，將軍權歸併於守、相。同時取消每年一度的“都市”的制度。
劉秀所罷都尉僅限於內部，邊郡因為事情比較多，仍然至都尉，以輔佐太守，分部領兵。
以後內地如果有緊急的軍情，也往往復制都尉。
郡都尉的廢除是東漢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變化，雖然減少地方官員擁兵自重的隱患，有利於中央集權，但在整體上卻削弱了國家的軍事力量。
五、退功臣而進文吏
東漢王朝的建立，是武裝戰爭的勝利，是武將大臣的功勞。但是隨著戰爭的結束，社會進入政治與經濟的發展時期，對人才的需求發生了重大變化，從對軍事人才的需求改變為對治世人才的需求。
因此為了削奪中興將領的軍權，劉秀適時地提出了退功臣進文吏的人才戰略。
這一措施的關鍵是退功臣，劉秀對此有兩點做法：
一是封侯褒揚，就是給功臣以尊崇的地位和優厚的經濟條件，讚賞他們建朝的功勞。
二是奉朝請，就是讓功臣居家靜養，朝廷有有事就奉請入朝，參與議事，日常不論官職。
因此在東漢初年，大多數的功臣都以列侯奉朝請，但是大多數都空有其名，能夠真正參與政治的人很少。
劉秀的退功臣政策巧妙的解決了皇帝論功臣官職不能勝任的難題。這相比於西漢初期，劉邦以殺功臣解決功臣的措施，顯然更高一籌。
東漢的功臣沒有一個像西漢韓信、彭越那樣的下場。對於功臣的妥善安置是東漢王朝重建過程中的成功之舉。
在退功臣的同時，劉秀又多次徵召天下的俊賢，收羅天下的文士充任官職，特別是對於那些不向王莽新朝從仕的名儒學士，更是不遺餘力。
對於那些應徵計程車人，劉秀親自詢問，授予官職，恩寵隆異。
為了選拔更多的人才，劉秀完善了自西漢以來的察舉制。建武十三年，詔三公舉茂才各一人，監察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才一個人。並且將每年一度的選舉固定成制度。
儘管東漢以來的察舉制流弊叢生，但劉秀的察舉取得了許多求上進好官員，對於東漢初年社會政治的穩定和經濟的恢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六、以柔道治國
劉秀曾經引用道家著作言論闡發過他崇尚柔道的治國思想。
劉秀崇尚柔道，並將之作為治國的理想，源於他對西漢末年政治黑暗、經濟凋敝，以及東漢初年國家殘破等嚴酷社會現實的慎重考慮。
東漢初年所面臨的社會形勢，與西漢初期面臨的形勢大體相似，要經過長期的恢復才能夠恢復戰亂時的社會安寧，因此採用道家休養生息的主張，是最好的選擇。
七、倡導儒學，宣佈圖讖於天下
劉秀在王莽天鳳年間，曾向曾在長安向中大夫徐子威學習《尚書》，略通大義。
到他即位後，先修太學，立五經博士十四家，還親自參加學術活動。
劉秀倡導儒學，使東漢王朝初期朝野上下講經義蔚然成風。此後的漢明帝與漢章帝，兩位皇帝也崇尚儒學。
由於圖讖對於劉秀建立東漢王朝起著不可低估的蠱惑作用。因此他在即皇帝位以後，大力提倡讖學。
劉秀宣佈圖讖於天下是一種近乎神話的預言獲得了法典的意義，其用意顯然是帶有強化思想統治的企圖。
八、釋放囚犯，減輕刑罰
東漢的建立，由於西漢後期王莽黑暗政治的原因，社會上存在相當數量的囚徒與奴隸，已經成為王朝急需解決的重大社會問題。
在王莽時代，有數以萬計的百姓因為出入禁忌而被投入牢獄。劉秀在稱帝以後，在建武二年，下詔釋放囚徒。
這道釋放囚徒的詔令涉及到了全國各地，除了特重案犯以外，一切都免為庶人。到了建五七年，劉秀又再次下發建武五年的詔令，擴大了赦免的範圍。
劉秀大量赦免囚犯，緩和了東漢初年的社會矛盾，同時也給社會增加了大批勞動力，有利於東漢初年社會經濟的恢復。
劉秀從建武二年到建武十四年的十二年中有計劃，有步驟地七次下詔釋放奴婢。每次釋放的奴婢都有嚴格的規定，對赦免奴隸的地域也有所限定。
可以看出來劉秀釋放奴婢的策略有侷限性，用意也非常明顯，就是鞏固皇權。
但是劉秀釋放奴婢的舉措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緩和了階級矛盾，增加了社會勞動力，促進了社會生產的發展。
九、削弱諸侯王的勢力
東漢初期的分封制度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分封劉秀宗氏叔侄兄弟為王，第二階段主要是分封劉秀的兒子。
劉秀在兩個階段分封物件的調理有著明顯的不同：對第一階段分封物件是先封為王，後來由王將為侯，由王將為公；第二階段皇子的分封，在分封兩年後的建武十七年，都由公晉爵為王。
東漢諸侯王的處境，基本上與西漢漢武帝以後的相同政，治上沒有治民的權力，王國的傅與相都由皇帝來任命。
隨著諸侯王政治勢力的削弱，從漢明帝開始，諸侯王的食封也予以減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