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什麼時候出的
蘇軾被貶到黃州的第三年（元豐五年），神宗皇帝打算重新起用他，但被言官們阻止了（元豐七年），於是神宗寫了手諭讓蘇軾搬到汝州居住，大意是說：“蘇軾在貶謫地自我反思，時間已經不短了，人才難得，我不忍心棄之不用。”蘇軾並沒有去汝州，他上書說若去汝州恐怕會挨凍受餓，自己在常州（今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區）還有些薄田，希望移居到那裡。於是他獲得恩准到常州做團練副使。蘇軾路過金陵的時候，去拜見了王安石，當時王安石的宰相職務已經被罷免，寄居在金陵。他對王安石說：“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和刑獄，是漢、唐滅亡的先兆，現在我們宋朝對西夏用兵，戰火連年不斷，東南地區又大興牢獄，您難道就對此不發一言去責問嗎？”
士大夫們知道皇帝始終還是欣賞蘇軾的，都在相互慶幸，不久，神宗皇帝卻駕崩了，神宗既然已離世，蘇軾就沒什麼依仗了，因此也沒能得到重用。
宋哲宗即位之後，起用司馬光做宰相，罷除新法，老百姓都在期盼天下的局面能有所改觀。哲宗下詔恢復蘇軾朝奉郎的職位，並任命他為登州知州，等到蘇軾剛到登州上任，朝廷就下詔召蘇軾為禮部郎中，擔任中書舍人，這大概是因為遵從神宗皇帝的遺願，打算重用蘇軾。蘇軾想用不可越級提拔的理由推辭，宰相最終沒有允許，不久，蘇軾又升任翰林學士。自從蘇軾在登州被召回朝廷，十個月之內他連升三次，所擔任的職位都是高官要職，不久又兼任侍讀一職。蘇軾每次進宮給宋哲宗講授史書，談論到國家的安定與動亂、興盛與衰敗、邪惡與正直、得與失的時候，總是反覆地開導皇帝，希望皇帝有所啟發和領悟。
蘇軾曾在宮門下鑰之後在宮中當值留宿，奉詔入偏殿面見太皇太后和皇帝，宣仁太皇太后問：“你前年擔任什麼職務？”蘇軾說：“我擔任常州團練副使。”又問：“現在做什麼官呢？”蘇軾回答：“我現在做翰林學士。”太皇太后又問：“你知道你為何能這麼快升到這個職位嗎？”蘇軾回答說：“我有幸遇到太皇太后、皇帝陛下。”太皇太后說：“不是。”蘇軾問：“是大臣們論奏保薦了我嗎？”太皇太后又說：“也不是。”蘇軾驚訝地說：“我雖然不肖，但從不用其他手段謀取官職。”太皇太后說：“這是先帝的意思。先帝每次讀到你的文章，必然讚歎說‘奇才，奇才’，只是沒來得及重用你而已。”蘇軾聽到這些，不覺失聲痛哭，宣仁太皇太后與哲宗也小聲哭起來，在身邊侍奉的那些人感慨萬千、淚流滿面。隨後，太皇太后命人給蘇軾賜座、賜茶，還命人撤去御座前刻有蓮花的金燭臺，送蘇軾回翰林院。
後來，司馬光去世了。蘇軾喜歡用言論、文章諷刺、規勸當時政治上的不良現象，因此時常遭到眾人的忌恨。衛尉丞畢仲遊擔憂蘇軾會因此惹禍上身，於是寫信勸誡他：“您既不是諫官，也不是御史，卻喜歡批評他人，這本身就很危險，您還不顧忌諱，諷刺時政，這就好比抱著石頭卻想去救溺水的人呀。”蘇軾沒有聽取他的意見。
朝廷上，那些賢能計程車大夫們，往往因為政見不同，形成了各種黨派，因而便有了洛黨、蜀黨、朔黨這樣的叫法。洛黨以程頤為首領，朱光庭、賈易是主要成員；朔黨的首領是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成員眾多；蘇軾是朝廷中蜀人的領袖，因此號稱蜀黨，輔助者有呂陶等人。當時，王安石這一派的人都已經解職下臺或擔任各種閒職，對這些賢人恨之入骨，暗地裡在尋找機會，希望可以伺機報復，然而這些賢人都沒有察覺到這種危險，還各自樹立黨派相互批評。朝廷之中，只有呂大防是秦地人，憨厚正直，沒有與人結黨。範祖禹、司馬光也沒有結黨。不久，哲宗聽說這種情況。就向胡宗愈詢問，他回答說：“君子指責小人奸詐而小人就指責君子們結成黨派，陛下您如果能夠選擇、重用中立計程車大夫，那麼黨禍就會平息。”因此他撰寫了《君子無黨論》呈給哲宗。當時程頤擔任崇政殿說書，蘇軾說他講解典籍不近人情，程頤因此對蘇軾嫉恨頗深。因此，程頤的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人就共同上書彈劾蘇軾。
蘇軾曾經侍奉宋哲宗誦讀《祖宗寶訓》，因為談到時事，就此逐一發表意見：“現在朝廷賞罰不夠分明，行善得不到勉勵，惡行得不到禁止；黃河的水本來向西流，卻強制改道讓它向東流；西夏舉兵侵略我大宋的邊關重鎮，燒殺搶掠近萬人，領兵的大臣竟然掩蓋真相、不向上奏報，朝廷也不加以責問。每件事情如果都這樣辦，恐怕國家會逐漸走向衰落。”當政的大臣聽聞蘇軾的這一番話，非常痛恨他，讓趙挺之、王覿誣陷他，蘇軾知道自己在朝廷上被人排擠、難以立足，因此請求外調。元祐四年，蘇軾以龍圖閣學士的身份擔任杭州知州，還未正式出發去京郊，哲宗、太后就派遣宮中的太監賞賜給蘇軾龍茶、銀盒，這是按照以前對宰相的恩典來賞賜的，可見對蘇軾的恩遇是極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