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善繼何年任廣東香山知縣
澳門開埠後，葡萄牙人很快就建立起所謂“自治”政權，其居留權獲得中國官方默許。
但實際操作過程中，矛盾在所難免，雙方摩擦不斷，關係時好時壞。
16世紀末，隨著澳門作為遠東宗教和貿易樞紐港的地位日漸凸顯，大量物資、人口湧入，經濟發展迅速，各種社會問題接踵而至。葡人私蓄倭奴，擴張樓宇，與中國官民矛盾逐漸積累，直至爆發衝突。所幸中葡雙方均冷靜處理矛盾分歧，衝突並未擴大化。
但必須承認，中葡關係在摩擦中互相妥協，實則難談和睦。
一、葡萄牙在澳門擴張和中間摩擦
葡人入居澳門，最初是以一種非正當手段實現的，張維華在《明史歐洲四國傳註釋》中指出：“有明一代，鑑於倭患最烈，海禁最嚴，外商入市，最所不喜。
葡人東來中國，乃欲發展其在東方之貿易，其時尚無侵佔中國之野心，且葡萄牙在當時亦未此種力量。”
葡人東來的主要目的，是為發展貿易，而不是武裝侵佔，中國政府雖預設葡人在澳門實行“自治“，
但澳門半島行政、稅務、司法主權一直牢牢掌握在中國政府手中。
李慶新在《明代海外貿易制度》中總結到：“廣東當局允許葡萄牙人在澳門居留和貿易，依然唐宋時期管理外僑的“藩坊模式”。
在保持領土、軍事、行政、司法、外貿等權利完整的前提下，賦予外僑民族自治權利，由葡人自行管理內部軍事、政治、經濟、宗教事務，尊重其風俗習慣，不禁止葡人與華人通婚。”
相比西班牙的美洲帝國，葡萄牙在東方面臨的挑戰要艱鉅得多，無論是在印度中國或是日本，他們不僅要面對不遜於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東方文明，還要對抗強大的世俗政權。
因此葡萄牙在東方沒能建立起強有力的殖民政權，而是僅僅依靠建立在沿海地區的帶狀“商棧”，作為其貿易和殖民據點。
葡萄牙殖民者相比中國官方，其力微小，中國政府又對其監管嚴格，
故而葡人在與中國官府和百姓接觸中，作為相對謹慎，雖常有陽奉陰違一面，但為了能夠穩定居留中國沿海，他們基本都能做到與中國軍民和平共處。
澳門區區半島，缺水少食，一切供應都需要依靠中國，其地理屬性就決定澳門對經濟腹地的依賴要遠遠大於果阿、馬六甲等其他葡萄牙東方殖民城市：我們與中國國王之間和平與否依他的願望而定，因為中國離印度太遠，他的實力要比葡萄牙人在那裡能糾集起來的人強大很多；
所以，不論對它們有多少惱火，我們從來也沒有想過要打破這種和平，由於只要阻止食物的進入，他們便可以扼殺本市，因為沒有其他地方也沒有辦法運來食物。
澳門開埠以後，雖然葡人入居澳門得到中國官方默許，但實際操作中雙方難免存在矛盾，因此摩擦不斷。
天主教在日本傳行初期取得了巨大成功，但16世紀末，形勢卻急轉直下，1587年7月，豐臣秀吉以“神父們宣傳惡魔的說教，反對神佛”為由，下令傳教士在20天之內離開日本。但從馬尼拉來的西班牙託缽修士卻完全無視豐臣命令，仍舊宣教如常，被激怒的將軍在1596年12月下令逮捕方濟各會修士和他們的信徒，並在翌年2月將他們處死，這就是長崎“二十六聖人殉教事件”。
此事開啟了日本宗教迫害的序幕，面對兇險境況，大量堅持信仰的日本教徒被迫離開日本，去往澳門，澳門於是被賦予日本天主教史上的特殊地位：
澳門作為傳教路線上的主要港口，後來發展成為日本傳教士的激發靈感的地方，最後又成了被驅逐的日本教徒之家，以及許多日本殉教者的歸宿州據湯開建考證，1610年旅澳日本人己達2000餘人。“壬辰倭亂”後，大量湧入澳門的日本人引起中國政府不安。
葡人為防備荷蘭人襲擊，私蓄“倭奴”，役使其修築城牆和炮臺，甚至公然對抗官府：澳之有倭奴，猶虎之傅翼也。萬曆三十三年，私築城垣，官兵詰問，輒被倭抗殺，競莫誰何。
葡人公開擴建城防和蓄養“倭奴”，此事件引起了廣東政府警覺和當地百姓憤怒。
與此同時，耶穌會士也在澳門半島對面的小島青州山上修築建堂和學校，至1606年己頗具規模：萬曆三十四年，於對海築青州山寺，高可六七丈，閎敞奇秘，非中國梵剎比。
1601年荷蘭人初到廣東之初，便試圖佔據澳門，取代葡人對中國貿易的壟斷，很快與澳門發生武裝衝突。
17世紀初的粵海，實際環境相當緊張，廣東政府一面對葡人私蓄“倭奴”和耶穌會士謀據青州深感不滿，同樣對荷蘭人虎視眈眈感到憂慮。葡人招搖過市亦引發民怨，重重矛盾之下，1606年發生的所謂“郭居靜事件”，中間終於爆發
衝突。郭居靜（Lazzaro Cattaneo，1560—1640），義大利籍耶穌會士，1594年來到中國，曾隨同利瑪竇進京。長期往返於北京、南京、澳門之間，時人稱其行蹤詭秘，頗令人生疑。傳說此人身形偉岸，有帝王之相，當時澳門附近華人中流傳著外國人準備擁戴郭居靜為皇帝，征服中國的謠言：
他們的國家已處在一場由耶穌會所策動的侵略和變革的邊緣，這些耶穌會士有很多宗教方面的機構，並且勢力很大，來自果阿和日本的外援也會來幫助實現這一計劃。
這則流言最終點燃了憤怒的中國百姓，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中國百姓揭竿持矛，直搗青州島上的耶穌會“堡壘”，將其付之一炬：
終於在在1606年的一天，趁著葡萄牙人全部都去了教堂的機會，一名官員率領暴徒來到島上，毀壞了島上所有的建築物。
青州暴亂後，廣州當局實行戒嚴，澳門商業被迫停止：廣東省總督聽到澳門的情況，就釋出命令徵集全省的水陸軍隊與葡萄牙的一切生意全部被禁止。不允許把糧食帶進澳門張貼了大字告示嚴刑禁止任何人家中接待從澳門來的人。這個告示特別禁止接待外國傳教士。
據稱，最後議事會派出一個最謙恭的代表團來到廣州向兩廣總督解釋，最終使事態平息下來。
咎平心而論，1606年耶穌會在青州雖已四年，但其建築最多隻是初具“雛形”而已，何況耶穌會士入駐青州目的僅是建設療養地，不太可能形成“高六七丈，閎敞奇秘”的宏偉建築，其形制最多也就幾間瓦房而己。
所謂“郭居靜事件”，明政府調查後，則被證明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謊言。
暴力衝突雖然平息，但葡人在澳門坐大，己成尾大不掉之勢。所謂“尾大不掉”，實則有兩層解釋：首先，17世紀初距葡萄牙人東來己逾百年，居澳也達半個世紀之久。
因其善於鑽營及船堅炮利，此時葡人在東方，特別是澳門，已經站穩腳跟，其力雖不強大，但中國政府若想憑藉武力一舉剿滅，並無一蹴而就之勝算，即便長久圍困，對於中葡雙方而言都是一場消耗。
其次，關於葡人去留的爭論，實際明廷內部意見分歧較大。雖常有官員上疏要求驅逐葡人，但廣東地方政府為維護地方經濟利益，實則並不願意驅逐葡人，雙方意見長期僵持不下。
但為防不測，“郭居靜事件”後，中國政府對於澳門管轄力度開始明顯加強。
二、中國政府對澳葡人管制的加強
早在16世紀60年代，澳葡人開始在其最初租住的澳門半島南部大興土木，並且逐步向北部擴張，構成對香山縣的實際威脅。
明政府為加強管理，於萬曆二年（1574年）在蓮花莖上修建關卡，設兵把守，《澳門紀略》載：蓮花莖，即所謂一莖可達者。
前山、澳門對峙於海南北，莖以一沙堤亙其間，徑十里，廣五、六丈。莖盡處有山拔起，跗萼連蜷，日蓮花山，莖從山而名也。萬曆二年，莖半設閘，官司啟閉。上為樓三間，歲久祀。
叫在蓮花莖設立關閘，香山縣本意“建城設官而治之”，對葡人出入加以限制，防止侵擾，並控制生活物資輸入以彈壓葡人。
但是澳門不是葡萄牙殖民地，關閘不代表國界，關閘雖然給葡人出入貿易，購買糧食、淡水、蔬菜等日用品帶來諸多不便，但卻為葡人在關閘之外設立“自治”機構，建立葡萄牙社群提供了更廣闊空間，實質上方便了葡人對澳門的實際統治。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浙江人蔡善繼為香山知縣，制定《制澳十條》，得到兩廣總督張鳴鳳批准。
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張鳴鳳又“設參將於中路雍陌營，調千人戍之，防禦漸密。”
雍陌是香山縣六個圩市之一，距濠鏡不足一日路程，雍陌設參將，可見廣東政府對於澳防務愈加重視。
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海道副使俞安性，香山知縣譚啟元釋出《海道禁約》，經兩廣總督張鳴岡修訂後，刻石成碑，置於澳門議事亭中，《禁約》共五款：一、禁蓄養倭奴。凡新舊夷商敢有仍前蓄養倭奴順搭洋船貿易者，許“3年曆事之人前報嚴拿，處以軍法。
若不舉，一併重治。一、禁買人口。凡新舊夷商不許收買唐人子女，倘有故違，舉覺而
佔吝不法者，按名究追，仍治以罪。一、禁兵船編餉。凡番船到澳，許即進港，聽候丈抽。如有拋泊大調環、馬騮洲等處外洋，即系奸刁，定將本船人或焚戮。
一、禁接買私活。凡夷趁貿貨物，俱赴省城公賣榆餉，如有奸徒潛運到澳與夷，執送提調司報道，將所獲之貨盡行給賞首報者，船器沒官。敢有違禁接買，一併究治。
一、禁擅自興作。凡澳中夷寮，除前已落成遏有爛壞，準照舊式修葺，此後敢有新建房屋，添造亭舍，擅興一木一土，定行拆毀焚燒，仍加重罪。
中國政府希望透過樹立規範，嚴禁葡萄牙人蓄養倭奴、販賣人口、透漏稅收、擅自作等違法行為，進一步申明對澳主權。不過實際操作中，中方採取的措施相對靈活。關閘和駐軍設定，兼具管轄治理和軍事守衛之職，目的在於防範不測事件發生。
關閘之外，中國政府則基本放任葡人自行統籌僑眷社群，基本滿足其生存和防禦需要，但對葡人大規模營造則加以嚴格控制，防止威脅中國本土。
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爆發的“南京教案”，使本就不睦的中葡關係雪上加霜。
1616年6月，時任南京禮部尚書沈灌上《參遠夷疏》，指控傳教士籠絡民心，毀壞綱常，企圖謀反等罪狀。明朝官員在審訊涉案傳教士時瞭解到其“一切費用，俱自香山送來”，澳門也因此受到牽連。雖然“南京教案”的處理結果僅僅是將北京、南京等地涉案傳教士驅逐至澳門，並沒有對澳門做出處罰，但其後明政府對澳門的防控進一步加強。
天啟元年（1621年），香山縣將原設於雍陌的參將府“改設於前山寨，陸兵七百名，把總二員，哨官四員；水兵一千二百餘名，把總三員，哨官四員，哨船大小五十號防制漸密，終明之世無虞。”防禦漸密的背後，無疑是中葡隔閡與不信任。
誠然葡人入居澳門後占城圈地、買賣人151等行為確實損害了中國領土和主權完整，中國政府對其加強管控無可厚非且完全合法，但中國方面多次蓄意製造葡人威脅論的做法也難辭其咎。
三、總結
中葡雙方一直存在共同利益，在發展貿易和拱衛澳門的一致目標下，雙方能夠自我剋制，將矛盾處於可控範圍之內，並沒有釀成大的事端。
1618年後，白山黑水之間的崛起的滿人逐漸成為明帝國頭號心腹之患，明廷對於海疆的防備也逐漸放鬆，終明一世，再沒有過關於葡人去留的爭論。天啟後，明廷因邊關戰事需要開始向澳門尋求西洋火器支援，葡萄牙方面則投桃報李，予以積極配合，為雙方關係好轉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