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領帶多少人
一、
1860年，英國、法國糾集2萬大軍，從大沽口登陸，然後直取北京。為了抵擋英法聯軍，咸豐皇帝同樣集結了包括蒙古精銳馬隊在內的3。4萬軍隊，在八里橋佈下防線。這是一支極其強大的軍團，在清朝的歷史上並不多見。
而統帥則是能征慣戰的蒙古親王——僧格林沁。在幾年前，僧格林沁帶領蒙古馬隊，在天津附近擊潰了太平天國精銳的北伐軍。可以說，僧格林沁的馬隊是早已腐朽的滿蒙八旗最後的精銳。
從人數上來說，清軍對英法聯軍佔有絕對優勢。英法聯軍雖然總兵力有2萬人，但大多是海軍以及後勤人員。能夠直接投送到八里橋的，不過6千餘人。其中英軍3200人，法軍則有2800人。
3。4萬對6千，接近6：1的兵力優勢，然而清軍卻輸得相當難看。作為滿蒙八旗最後的中流砥柱，僧格林沁並不愚蠢。他非常清楚英法聯軍的優勢。而這一點，甚至連咸豐都十分了解。在戰前，咸豐曾對僧格林沁面授機宜：
“逆夷用兵，馬隊在前，步卒在後，臨陣則馬隊分張兩翼，步卒分三層前進。前層踞地，中層微俯，後層屹立， 前層先行開槍，中層繼之，後層又繼之。我軍若迎頭轟擊，馬匹一經受傷，必然驚潰，惟有斜抄橫擊，轟斃必多。”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英法聯軍臨陣作戰，都是將騎兵放置在兩翼，步兵則以從低到高三種站姿排成三列縱隊，以步槍瞄準。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排隊槍斃”戰。
咸豐認為，清軍騎兵眾多，如果貿然從正面進行攻擊，恐怕會撞上敵軍密集的火力。馬匹一旦受驚，必然崩潰。因此咸豐跟僧格林沁進行“科普”，應該以騎兵向敵軍薄弱的兩翼進行衝擊，就能“轟斃必多”。
應當承認，清廷的情報工作並不像我們想象中那麼無能，戰術預案也說得過去。然而理想是性感的，現實卻是骨感的。在八里橋，清軍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慘敗。
1860年9月21日，英法聯軍從張家灣出發，兵分三路攻向運河方向。而此時，僧格林沁在黃瓜園附近排出了半徑5千米的龐大隊形，在平原上嚴陣以待。英法聯軍到達戰場後，僧格林沁立即派出裝備有火繩槍的火槍手，一邊十分自信地開火，一邊向前推進，意圖在正面吸引住敵軍的火力。與此同時，僧格林沁揮動指揮旗，命令自己的蒙古騎兵按照原定計劃，向英法聯軍兩翼進行抄擊。
在衝鋒中，數千蒙古騎兵們手持彎刀和弓箭，發出了震耳欲聾的怒吼。而英法聯軍卻不慌不忙，排成了專門用來對付騎兵的“空心陣”。這種陣型沒有任何死角，敵軍騎兵沒有任何可趁之機。因此，清軍所謂“斜抄橫擊”的戰術實際已經失效了。
英法兩軍將騎兵放到約200米的距離，然後突然發出天崩地裂一般的齊射。準確而密集的子彈瞬間將蒙古騎兵打倒了一片，僅有三分之一左右的騎兵存活了下來。然而當他們衝到相距僅有20米的範圍時，兩門剛剛完成放列的4磅炮立即發射
霰彈，寧靜的戰場立刻變成一座火山。在密集的散彈下，剩餘的蒙古騎兵立刻化為齏粉。
僧格林沁還不死心，他派出騎兵預備隊，在英法聯軍的空心陣中轉移騰挪，向敵軍射出如同飛蝗一般的箭矢，試圖打亂敵軍陣型，鑽一些空子。但英法聯軍絲毫不給機會，不斷用齊射殺傷清軍。當他們發現清軍已削弱到一定程度了，於是立即派出錫克騎兵進行反衝鋒。
錫克騎兵是英軍從印度帶來的僕從軍。這些印度人頭上包著纏頭、留著大鬍子，騎著高頭大馬，手持長矛，極為彪悍。錫克人的戰馬腳程極快，三步兩步就能追上蒙古騎兵，然後將他們刺於馬下。僧格林沁這才悲哀的發現，即使在白刃戰方面，清軍也遠不是英法聯軍的對手。
在猛烈的炮火聲中，清軍全線崩潰，死屍遍地。而英法聯軍則端起刺刀發動衝鋒，清軍陸軍也全線崩潰了。此戰之中，清軍光戰死者就超過3000多人，加上受傷者達到傷亡；而英軍和法軍加起來，僅戰死5人，總傷亡才51人。
作為指揮者，僧格林沁、勝保都被打到懷疑人生、涕淚橫流。清軍的準備不可謂不充分，兵力不可謂不多，作戰不可謂不勇猛，不可謂沒有用盡全力，但卻依然遭受了丟人的慘敗。戰後總結失敗原因，僧格林沁寫道
“…槍箭刀矛，焉能抵敵炮火。”
八里橋之戰後，清軍精銳喪盡，京師大門洞開。英法聯軍很快便殺入北京，大清的帝都第一次淪陷。隨後英法聯軍衝進圓明園，將這座萬園之園化為廢墟。而咸豐皇帝則倉皇逃至熱河，並且再也沒能回來。
就當英法聯軍直取北京之時，在中國的南方，同樣是戰火連天、生靈塗炭。曾國藩帶領12萬湘軍，與數十萬太平軍進行著血腥的廝殺。為了保全性命，咸豐皇帝也不管什麼前方戰事，他飛書向曾國藩求援，要求他派兵立即“北上勤王”，拯救自己於水火之中。
當咸豐的飛書到達湘軍的祁門大營後，曾國藩一下子犯了難。曾國藩雖然自詡“忠君愛國”，但這一次，曾國藩是真不想北方勤王了。
二、
湘軍，原本就不是清軍的正規部隊，而是一支團練性質的地方武裝。清朝正規軍只有兩支，一支為八旗軍，另一支則是漢軍綠營。清軍入關一百多年後，八旗軍和綠營早已腐朽不堪。在太平天國運動中，八旗軍和綠營不堪一擊，正所謂“
望風而逃者是上勇,聞風而逃者是中勇,誤聽而逃者是下勇”。
往往數千太平軍，就能擊潰數量是自己數倍甚至數十倍的八旗軍和綠營軍。為了彌補兵力上的不足，清軍不得不允許地方組織團練武裝，協助清朝正規軍抵擋太平軍。而曾國藩的湘軍也在這個背景下應運而生。
誰知八旗、綠營實在過分拉胯，湘軍逐漸由地方武裝，打成了絕對主力。然而令湘軍眾兵將不滿的是，湘軍雖然有主力之實，卻無主力之名。在各軍之中，湘軍仍然如同編外人員、二等公民。
例如綠營兵的號服上寫得是“兵”，而湘軍號服上寫得是“勇”。兩者從地位上來說，具有天壤之別。無論是軍餉、撫卹還是犒賞，湘軍都比不上“幹啥啥不會，吃啥啥不剩”的八旗、綠營。
湘軍與正規軍積怨頗深，而咸豐皇帝還在火上澆了一把油。硬仗都由湘軍去打，但摘桃子的工作卻都交給八旗和綠營。畢竟對於咸豐來說，八旗和綠營才是真正的自己人。曾國藩一旦表現出不滿的態度，咸豐皇帝便發敕書責罵湘軍眾將，弄得湘軍上下敢怒而不敢言。
太平天國羽翼豐滿後，咸豐曾釋出旨意，誰能攻佔天京，就給誰封王。而咸豐可不想把天京這塊肥肉交給曾國藩、左宗棠這些漢人，而是想讓“自己人”去攻取。於是他聚集八旗和綠營，在天京周圍建立了江南、江北兩大大營。湘軍負責圍城攻城，而江南、江北大營則負責摘桃子。
然而天不遂人願。在1860年5月，也就是英法聯軍攻入北京的4個月前。忠王李秀成對江南、江北大營展開了突襲，清軍猝不及防、兵敗如山，幾乎全軍覆沒。清廷在南方的正規軍主力就此潰滅。
清朝正規軍潰滅後，湘軍內部並沒有同情和難過，而是倍感鼓舞並幸災樂禍。左宗棠曾仰天長嘆：
“江南大營將疲兵罷，萬不足資以討賊，得此一洗盪，而後來者可以措手！”
而咸豐呢？則在萬般無奈之下，讓他並不是非常信任的曾國藩總攬針對太平天國的軍事，將之任命為兩江總督。沒有了咸豐皇帝以及其狗腿子們的掣肘，湘軍勢力增長迅速，可謂是兵精糧足、士氣高昂。
隨後曾國藩以“結硬寨，打呆仗”的方式，向太平天國的核心區域步步推進，並用壕溝和堡壘圍困了天京唯一的屏障——安慶。曾國藩認為，一旦安慶陷落，天京的“枝葉”就將被砍伐乾淨。到時候就是直接砍伐太平天國主幹的時候了。
經過數月的圍城戰，安慶城的糧食已經吃盡，城中軍民已經在吃樹皮和草根了，城池可謂指日可破。然而就在這時，咸豐的求援信卻到了。
1860年10月的一天深夜，駐守於祁門的曾國藩收到一封信。咸豐命令曾國藩，立即調集3000精兵，以猛將鮑超為主將，“兼程前進，剋日赴京。”
英法聯軍兵臨京師，曾國藩早已知曉。距離八里橋之戰還有數天，各地“勤王大軍”已經在京師雲集，可謂是“疆臣爭援，廷臣羽檄”。對於貴為封疆大吏的曾國藩來說，派兵北援自然是義不容辭的。
從當時的戰局來看，雖然安慶指日可下，當時整個南方的戰事卻並不比北方戰場令人舒心。為了解安慶之圍，李秀成決定來個圍魏救趙。於是他領兵發動第二次西征，連克數十個城鎮，並佔領了安徽重鎮——徽州。太平天國的兵鋒距離大本營祁門，不過數十公里之遙。曾國藩不得不在自己帳下懸掛一把利劍。一旦太平軍攻入大帳，曾國藩便橫劍自殺。
軍情已經如此緊急，但曾國藩卻依然發信給胡林翼、左宗棠、曾國荃等人，與他們共商勤王一事。會上大夥兒一致認為，雖然太平軍勢如破竹，但“勤王”一事事關重大，不可推諉。
然而到了實際發兵之時，曾國藩卻退縮了。這是咸豐的求援信上特別申明，鮑超帶領3千精兵到達京師後，交由勝保帶領。而正是這個“勝保帶領”，激發了曾國藩的私心以及戒心。
勝保是滿洲鑲白旗人，是曾國藩最為痛恨的政敵。在與太平天國的戰鬥中，勝保領軍戰無不敗，落得個“敗保”的響亮綽號。勝保才能平庸、為人善妒而刻薄，他對曾國藩的戰功十分嫉恨，因此屢次與湘軍人物發生嚴重摩擦。胡林翼
就曾大罵勝保：
“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輕而不整，貪而無親”之流，“滿腔忌刻，其志欲統天下之人，其才實不能統一人”。
勝保之所以還能身居高位，完全是因為他是旗人，是咸豐用來制約曾國藩等漢族團練的棋子。
如今鮑超北上，還由無能、嫉刻的勝保來統領，難保勝保不生奸志，陰謀吞併鮑超的部隊。因此胡林翼認為：若是鮑超北上，寧願讓他隸屬別人，也絕不歸於勝保。
由此可見，曾國藩雖然一貫以“忠誠”自命。但從本質上來說，他不過是一支私人軍閥武裝的軍閥頭子。對於曾國藩來說，軍隊就是他的命根子，必須牢牢控制、據為私有，怎能容他人染指。
鮑超是湘軍悍將，有“驍雄之將”“後起之傑”之稱，而他所統領的“霆營”更是湘軍的絕對主力，怎能白白讓與他人？而且失去了鮑超，湘軍如何抵擋太平軍的兵鋒，如何完成攻佔安慶，直取金陵的大業？
俗話說“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更難”。對於曾國藩來說，自己勢力的門戶私計，遠遠超過了保衛京師、驅逐侵略者的公心。
三、
對於曾國藩來說，英法聯軍，不過是求財。即使攻破了北京，也無意滅亡清朝。簽訂個把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根本算不了什麼。
因此，曾國藩下定決心，決定對咸豐皇帝見死不救。但是作為“忠臣”，直接按兵不動肯定是說出過去的，“忠良”的樣子還是要裝一下的。於是曾國藩立即回信，並“大義凜然”道：
“餘忝竊高位，又竊虛名，若不赴君父之難，則既詒後日之悔，復懼沒世之譏，成敗利鈍，不敢計也。”
然而曾國藩話鋒一轉：
“鮑超雖號驍雄之將，究非致遠之才，兵勇未必樂從，鄰餉尤難應手”。”
簡單來說就是鮑超雖然英勇，卻有勇無謀，並非致遠之才。因此曾國藩自告奮勇地表示，鮑超就不要去了，皇上還是從我和胡林翼之中選擇一人帶兵北上，“
冀效尺寸之勞，稍雪敷天之憤”。
曾國藩不愧是曾國藩，把話說得天衣無縫，讓人抓不到任何把柄。但從本質上來說，他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腳。這是因為咸豐命鮑超北援，並非讓他去做大帥，不過要他去做一員戰將，根本不需要什麼“致遠”之才。因此不過只是個託詞。
而曾、胡二人作為方面大帥，由誰領兵北上，則必須要由咸豐皇帝發聖旨指派。這樣一來，曾國藩便成功拖延了時間。
要知道，北京距離祁門有數百公里之遙。當時既沒有電話，也沒有電報，通訊只能依靠快馬和驛站。咸豐9月29日傳送的旨意，半個月後才到曾國藩的手裡。又過了十天，曾國藩才發出回信，請求不派鮑超而由胡林翼帶兵北上。而咸豐即使接到奏報、批准他們的要求，又要花十餘天的時間才能將命令傳送到曾國藩手中。而曾國藩也至少需要準備兩個多月才能動身。等他們趕到北京，也就將近半年了，還能起到什麼解救危急的作用呢？
正所謂救兵如救火，統軍將領必須“以赴人之急，救人之難為先”“譬如焚溺在前，在米鹽瑣務均不暇計也”。如果真有心救援北京，就應該不等咸豐回信，至今領兵北上勤王。而曾國藩不僅不發一兵一卒，還在那裡空發議論、往返奏報，這不是有意拖延是什麼呢？
根據曾國藩的預料，英法聯軍雖然攻陷北京，但並沒有消滅清朝的意思，簽訂個不平等條約、搶一些錢財或許就退兵了。相反，太平軍正在攻城略地，這才是心腹之患。因此先解決心腹之患要緊，至於什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就可以拋之腦後了。
而事實也如曾國藩所估計的，京畿地區的狀況很快就發生了變化。清廷很快便與英法兩國簽訂了不平等條約，英法聯軍也依約退出了北京，就沒有必要讓湘軍北上支援了，而曾國藩也可以全力在戰場上對付“粵匪”。不久之後，清廷釋出旨意“鮑超一軍，毋庸前來。”僅僅三天後，朝廷也發旨意“曾國藩、胡林翼均毋庸來京”。
咸豐還告誡曾、胡二人，必須著力剿滅太平軍，我很看好你們哦！很顯然，咸豐雖然對曾國藩的見死不救心知肚明，卻也沒什麼好辦法。畢竟僧格林沁慘敗後，自己最後的儀仗也消失了。要剿滅太平天國，曾國藩已經是唯一的希望。因此他只好捏著鼻子承認了事實。
1861年7月，安慶終於告破。曾國藩不願對付外敵，在屠殺同胞方面卻絲毫不手軟。城中一萬多軍民，全部被曾國藩所屠殺，整個城池化為一片廢墟。
其後，曾國藩、李鴻章還和英、法等國的侵略者合作，組建所謂“洋槍隊”，聯合絞殺太平天國。
數年後，天京淪陷，曾國藩縱容湘軍屠城，曾經繁華的金陵變成了白地。由此可見，曾國藩是多麼的“內戰內行、外戰外行”。他無力對付外敵，卻用最兇狠的手段屠殺同胞，既稱不上忠誠，更稱不上聖人。他所統領的湘軍，最終成為後來軍閥混戰的源頭，中國的統一從那時起，就已經名存實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