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是信上帝的嗎
明朝末年，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來華的傳教士激增。以利瑪竇、湯若望為代表的耶穌會傳教士為了在中國立足，十分尊重中國國情，他們身著儒服，援引儒家經典論證天主教教義和孔孟之道的一致性。並向中國士大夫介紹西方的科技文化，博得了他們的好感。
利瑪竇的“文化適應”儘管在傳教的效果上取得了顯著的果效，不過卻引來了傳教士群體內部的一些分歧，最顯著的表現在對祭祖、敬孔所持有的寬容態度。由於這些問題所引起的分歧非常嚴重，而修會之間對這些問題的處理又無法得到共識，於是各自便都積極尋求教廷的意見，其中多明我會的教士馬拉來斯（Morales）在1643年就禮儀問題向教皇羅列了十七個問題，目標直指耶穌會。
多明我會傳教士多次給羅馬教皇格勒門十一世去信，要求其出面干涉，亞父耶穌教會教士。格勒門十一世於1704年命聖職部打出“禁約”七條，禁止中國教徒尊孔祭祖。羅馬教廷又遣特使多羅攜禁約於1705年12月4日達到 北京，要求康熙按照羅馬教皇的命令禁止中國教徒尊孔祭祖。其他一些禁令也明顯針對中國的傳統，甚至連“敬天”這樣的字眼都不得使用，等等。 康熙起初不知道多羅使華的真實意圖，以禮相待，等到知其使命後大為不滿，不僅拒絕了多羅的要求，而且下令多羅離京，交友澳門總督看管，後來多羅死於澳門獄中。
1707年康熙南巡至蘇州對九名傳教士申明自己的主張：“奉旨諭眾西洋人，自盡以後，若不遵守利瑪竇的規矩，斷不準在中國住，必逐回去。”
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11月，康熙皇帝下令禁教，禁的是天主教。並在硃批上寫道：“閱此告示，只可說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國之大禮，爾教皇條約，與中國道理大相悖戾，爾天主教在中國傳不得，務必禁止。”可以說，羅馬教皇禁止中國信徒祭孔子祭拜祖先，是惹的康熙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主要原因，以後清代各帝一直嚴格執行禁教政策，直到一百多年後的鴉片戰爭以後才被迫解除。
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康熙並非盲目的排外，在要求外國傳教士尊重中國傳統文化的前提下是願意接受西方科技文化的。在羅馬教廷公然干涉我國內政的情況下，康熙針鋒相對，寸步不讓，維護了國家尊嚴和主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