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精神的實質是什麼
作者：嚴鵬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工業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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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 工匠精神是近年來中國社會廣為流行的一個新概念，並被納入國家政策話語中，與發展工業文化和提升製造業水平緊密聯絡起來。工匠精神一詞是一個興起於職業技能教育領域的模糊概念，但在傳播過程中已被泛化為一種普遍性的工作倫理。從製造業的角度說，工匠精神的本質就是人類為追求產品質量而控制製造的手段，隨著技術的發展，經歷了不同的階段，演化出不同的形式。工匠精神的工具化乃製造文化的演化趨勢。弘揚工匠精神，應培育一種抽象的工作倫理而非具體的復古的製造方式，對製造過程實現了精密控制的智慧製造才真正體現了工匠精神的本質及其演化趨向。［關鍵詞 ］ 工匠精神；工業文化；製造業；福特製；智慧製造“工匠精神”是近年來中國社會廣為流行的一個概念，並進入國家政策的話語中。但這是一個頗為模糊的概念，不同的人基於不同的立場、背景與訴求，對其進行了不同的界定與詮釋。從國家政策的角度說，工匠精神與工業文化有密切關係，弘揚工匠精神被相關部門視為培育工業文化進而發展工業的重要內容。就此而論，工匠精神應被理解為一種存在於製造業中的價值觀，儘管在實際生活中，它已經被泛化為一種普遍性的工作倫理。由於“工匠”一詞與手工業而非現代工業有更直接的關聯，對工匠精神的宣揚往往引發對手工製造或手工業的懷舊性崇拜，但這與製造業歷史呈現出的演化規律相違背。從較為狹義的工業文化的角度說，工匠精神的本質就是人類控制製造的手段，隨著技術的發展，經歷了不同的階段，演化出不同的形式。弘揚工匠精神，應培育一種抽象的工作倫理而非具體的復古的製造方式，對製造過程實現了精密控制的智慧製造才真正體現了工匠精神的本質及其演化趨向。
一
工匠精神：一個模糊概念的興起
工匠精神在中國是一個被寫入政府政策的詞語，但由於缺乏明確的定義，該詞語迄今仍是一個模糊的概念。一般而言，工匠精神被理解為一種職業道德或工作倫理。這種職業道德或工作倫理是普遍性的，但又因工匠一詞的本義而與工業或製造業有特別密切的關聯。例如，有的經濟學者認為，工匠精神可以從 6 個維度加以界定，即“專注、標準、精準、創新、完美、人本”。他們認為：“專注是工匠精神的關鍵，標準是工匠精神的基石，精準是工匠精神的宗旨，創新是工匠精神的靈魂，完美是工匠精神的境界，人本是工匠精神的核心。”（1） 從事工業文化研究的作者則如此定義與詮釋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是工匠對自己生產的產品精雕細琢、精益求精，追求完美和極致的精神理念。”其內涵則主要體現在：（1）精益求精；（2）嚴謹、一絲不苟；（3）耐心、專注、堅持；（4）專業、敬業。進一步說，工匠精神內化於“德”，凝結於“技”，而外化為“物”。（2）由這兩種基本界定可見，工匠精神通常被詮釋為敬業的工作態度和專注的工作狀態。但是，上述兩種界定並沒有對工匠精神進行嚴格的定義，只是在說明其基本內涵。《辭海》對工匠一詞的釋義簡單明瞭：“手藝工人。《莊子 · 馬蹄》：‘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3） 在中國古代，並無工匠精神一詞，若從構詞法出發，工匠精神則可以被解釋為手藝工人所具有的精神。換言之，字面意義上的工匠精神應該是指手工業者的價值觀與道德倫理。然而，在現代工業社會，手工業者早已淪為邊緣化的職業群體，因此，當下中國社會流行的工匠精神一詞，並不能從字面意義上去理解，否則其適用人群將極為有限，也就缺乏弘揚和培育的價值了。前述兩種對工匠精神的界定，更像是一種比喻。總之，工匠精神是一個新興的概念，缺乏從字面意義上去定義的價值，而只能提供一種模糊的想象空間，供不同的使用者進行詮釋。檢索中國知網，全文包含工匠精神一詞的文獻，最早出現於 1982 年，文章標題為《試論文明範疇之間的內在邏輯關係》。此後，直到 1988 年才出現第二篇文獻《情報心理學的哲學探索（續）》。與工匠精神字面意義有直接關聯的第一篇文獻系 1993 年發表的《納西族的傳統應用技術（上）》。直到 2007 年以後，每年發表的相關文章數量才穩定在兩位數以上，並呈遞增之勢，但2013 年也僅達到 59 篇。到 2014 年，文獻數量首次呈三位數，增至 184 篇，2015 年則猛增至1040 篇。但更大的爆發是在 2016 年，增長至 10368 篇，因為在這一年，工匠精神一詞首次寫入全國人代會的政府工作報告。此後，相關文獻的數量逐年上升，2017 年為 17940 篇，2018 年達到19857 篇，2019 年則為 19935 篇。如果說全文檢索不甚精確，那麼，從篇名中包含工匠精神一詞的文獻看，2000 年才出現第一篇文獻《“工匠精神”——全國殘疾人職業技能選拔賽觀感》，第二篇文獻則遲至 2007 年才出現，系發表於《中華手工》上的《工匠精神》。很顯然，這兩篇文獻都在論述字面意義上的工匠精神。此後，直到 2013 年才又出現 5 篇文獻，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 3 篇分別是：《“屌絲”CEO 羅永浩的個人品牌：工匠精神》《向日本企業學習工匠精神》和《論中國古代工匠精神的價值意蘊》。這 3 篇文章體現了工匠精神論說的兩個維度：首先，在中國的職業技能教育領域，工匠精神一詞早已被使用，但只是一種侷限於字面意義的構詞方式，用以指稱手工業者所應該具備的工作態度和勞動倫理；其次，工匠精神一詞在中國社會真正的流行離不開商人羅永浩的品牌營銷，而這種品牌營銷先是將日本製造後又將德國製造建構為一個與中國製造不同的他者，強調日本與德國製造業對高品質的追求，並將這種追求與個性化及定製化的手工製造聯絡在一起。很顯然，這兩個維度的思想源頭並不相同，但其共通點是宣揚一種用手工打造高品質產品過程中所應具有的工作態度。當羅永浩憑藉其營銷能力使工匠精神成為一個社會廣泛關注的熱門詞語後，不僅這兩個維度出現合流之勢，其他論說者亦紛紛加入其中。如此一來，工匠精神一詞也就逐漸脫離其最初使用者所賦予的含義，被泛化為一個模糊而多義的概念。2014 年，篇名包含工匠精神的文獻增至 20 篇，2015 年達到 154 篇，2016 年飆升至 1816 篇，其曲線之走勢與全文檢索的曲線相吻合。（4）根據中國知網的統計，在篇名包含工匠精神的文獻中，56。18% 的主題為“工匠精神”，5。78%的主題為“高職院校”，4。50% 的主題為“‘工匠精神’”，2。94% 的主題為“職業教育”，2。86%的主題為“企業管理”，2。38% 的主題為“高職學生”。在直接與工業相關的主題中，“製造業”主題僅佔 1。16%，“製造強國”主題為 0。80%，“加工工業”主題為 0。73%，尚有 0。67% 的“中國製造”主題。而在所有主題中，佔比最小的為“人才培養模式”，佔 0。53%，但與“中國製造”主題相比，亦不算低。由此可見，在公開發表的文章尤其學術類文章中，工匠精神的討論仍以職業技能教育為主，這與該詞最初使用的語境一脈相承。而在職業技能教育的語境中，工匠精神在工藝美術等特殊行業中指向的是其字面意義，在一般情況下還是泛指敬業與專注等工作倫理。誠然，職業教育為中國製造業培養著勞動力，但直接從製造業自身角度討論工匠精神的文獻直觀地看不算多。知網文獻主題的分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社會對於工匠精神的不同認知及主要想象。綜上所述，工匠精神嚴格來說是一個 2010 年代以後才在中國興起的新概念，其字面含義具有與職業技能教育的關聯性，但其真正的流行得益於具有日本想象的商業營銷。由於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工匠精神一詞在傳播過程中，不斷被賦予新的內容和含義，最終泛化為一種以敬業和專注為基本內涵的工作倫理。隨著國家對工匠精神的提倡，2016 年以後，該詞在中國得到了全社會層面的關注，以至於有人將一本英文書中的“Tinkerer”也譯為工匠精神，其熱度可見一斑。但事實上，那本書中的“Tinkerer”包括美國總統華盛頓、政治家漢密爾頓等人，與中文語境中的工匠及一般人所理解的工匠精神相去甚遠。不管怎麼說，工匠精神一詞已經在中文裡站穩了腳跟，並仍在被賦予新的內涵。為了更好地從工業發展的角度理解並利用工匠精神這一概念，有必要從製造業演化的角度來梳理其歷史，並揭示其本質。
二
工匠精神的發端：對質量的控制
製造是人類控制環境以滿足自身生存需要的基本活動之一，可以說，製造界定了人本身。簡單地說，人類的製造活動就是透過使材料發生變化從而得到頭腦中構想的新物品的過程。幾千年來，製造活動的內容與形式不斷變革，但其本質和構成要素卻一直延續。例如，中國明代晚期的技術百科全書《天工開物》稱“金木受攻而物象曲成”，介紹了鑽、鋸、刨、鑿等金屬加工技術。（5）儘管當時中國沒有現代機床，但鑽、鋸、刨、鑿等仍然是現代機床的刀具進行加工的主要運動形式。《天工開物》時代的中國人使用單個的手工工具來實現這些運動，現代機床則用更復雜的平臺來實現這些運動。然而，使材料發生變化的基本運動形式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運動形式賴以實現的工具。又如，中國古代的青花瓷器是運用鈷料進行繪畫裝飾的釉下彩瓷器，釉下彩繪和運用鈷料是其基本工藝，而使用鈷作為呈色劑便屬於透過材料的變化來製造新產品。元代青花瓷器使用的鈷料有國產和進口兩種，國產青花料含錳量高、含鐵量低，進口青花料含錳量極低、含鐵量較高，且含有砷。故採用進口料繪畫的青花色澤穠豔，釉面有黑色斑點，而採用國產料的青花沒有黑色斑疵，色調亦不穠豔。（6） 不同的材料造出了不同的產品，材料的變化帶來產品的變化，這一點在今天的製造活動中仍然如此。因此，製造活動可以視為若干長期存在的基本要素的組合，單一要素的變革或多個要素的變革是製造活動變革的基礎，而要素變革的程度決定了製造活動變革的程度。圖 1 展示了製造活動的構成要素。
圖 1 製造活動的構成要素
任何製造活動都可以分解為設計、材料、手段和產品這四大要素，並存在著頭腦中的設計變為實實在在的產品的過程。變化的過程就是用一定的手段改變材料的形態，而手段又包含了工具、方法和組織這三大次級要素。很顯然，設計、材料與手段的變化，要麼創造出新的產品，要麼使既有產品用新的方式生產出來。當茹毛飲血的先民打製石器時，這些要素就已經存在，而今天的人類製造太空梭的活動，仍然可以抽象為這些要素的組合。人類製造活動的歷史，便是這些構成要素演化的歷史；人類製造活動的未來，亦取決於這些構成要素的變化。在文明社會里，工匠是專門從事製造活動的職業群體。有學者認為，在中國的夏、商、周時代，國營製造業占主導地位，其特徵是由官府派官員管理，實行壟斷經營，使用以奴隸為主的勞動力，進行集體生產，產品主要滿足官方和各級統治者的多方面需求，並不進入商品流通領域。（7）據認為反映了西周時期國營製造業情況的文獻《考工記》曰：“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8）“百工”指的是審視與考察材料外在特徵和內部特性，製備民生器具的人，既可指周代主管營建制造的職官名，又可泛指各種從事製造活動的人。這些從事製造活動的人就是工匠。稱“百”，意指工匠種類繁多，顯示了先秦時代中國的製造業已具有高度的部門分工。（9）《考工記》神聖化了製造活動的起源，稱：“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10） 對於製造業產品的質量，《考工記》也有論述：“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11） 用現代觀念來解析，《考工記》提出了一個製造業產品質量受環境、材料、工匠技能等綜合因素影響的理論。國營製造業因其產品直接供國家使用，受到國家的嚴格管控，國家對產品質量提出了嚴格的要求。在論述製造車輪的工匠“輪人”時，《考工記》謂：“故可規、可萭、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12）這句話的意思是，那些造出的車輪形狀符合規範、測量時各項指標達標的工匠，可以稱為國家級工匠。在談到製作矛的“廬人”時，《考工記》又稱：“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13）由此可見，在先秦時代，中國已經有了評判工匠等級的標準，而工匠的等級是由其產品的質量決定的。與工匠有密切關係的《墨子》用工匠遵守工藝來比喻治國必須遵循法度：“百工為方以矩，為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猶逾己。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14） 為了保證產品質量合乎要求，工匠在製造過程中必須遵守一定的規範，而工匠頭腦中的規範意識及其在製造活動中的落實，便是今人通常所說的工匠精神。因此，工匠精神發端於對產品質量的控制。在製造業的早期歷史上，工匠往往受產品需求者即國家的直接管控，國家對於產品質量有著嚴格的要求，並制定了相應的制度予以保障。正是這種管控制度激發了最初的工匠精神。實際上，手工業時代的製造業，製造手段的落後本身就對工匠的工作態度等工作倫理提出了較高的要求，換言之，精神因素是彌補技術因素缺陷的一種變數。當製造活動主要靠手工勞作進行時，製造過程依賴於人的器官發揮感知與運動的功能，但人的身體既很容易面臨力量上的極限，又不容易穩定如一地保持固定狀態，由此給製造活動帶來了極大的不確定性與不穩定性。例如，情緒就是一種影響人對外部情境做出反應的特殊動機。（15） 工匠情緒的波動顯然有可能影響其技藝的發揮。工匠以手工勞作的方式從事製造時，為了減少不確定性，成功造出符合設計目標的品質穩定的產品，必須十分注意對身體進行操控，也就必須將精神和注意力集中於和製造活動有直接關聯的身體感知與運動上。這就有了專心致志和一絲不苟等工匠勞作時的工作狀態與精神風貌。可以說，專心致志和一絲不苟的工作狀態是簡陋的手工勞作條件下製造活動順利進行的內在要求。人類社會里各種看似虛無縹緲的“精神”，在其產生之初，往往有著很實用的功能，工匠精神也不例外。不過，若欲使精神因素真正對實際行為產生作用，相應的制度設計與制度安排總是不可或缺的。精神往往由人心理層面的內驅力維持，但內驅力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無法保障精神持續穩定地存在。制度的作用，便在於從外部施加強制力量，使精神因強力刺激而持續性地維持存在。也只有當精神因為持續性的存在而成為習慣時，精神才真正能夠對行為施加強有力的影響。可以假設，在上古時代，最初的工匠為了確保產品品質而發明了一套工作倫理，這套工作倫理主要依靠工匠個人的自律來貫徹。隨著歷史的發展，相關的制度出現了，強制性地要求每個工匠都要在製造活動中貫徹工作倫理，久而久之，部分工匠將這種工作倫理內化於心，不需要強制性的制度也能貫徹實行，工匠精神作為一種價值觀就穩固了。歷史假設很難驗證，但中國古代的物勒工名制度與工匠精神之間的關係，是有史料能夠予以支撐的。在歷史上，秦國成功統一天下既可歸因於商鞅變法，又離不開精良兵器的供給。而秦國實行的物勒工名制度，保證了兵器製造的質量。所謂物勒工名，《呂氏春秋》在論述“孟冬之月”時曰：“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緻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16） 學者對“物勒工名，以考其誠”作的註解稱：“物，器也。勒銘工姓名著於器，使不得詐巧，故曰以考其誠。梁玉繩曰：‘後世制器鐫某造，蓋始於秦。’”（17）意思是，從秦國開始，中國就有了讓工匠把名字刻在自己製造的產品上的制度，而這項制度便於對產品質量進行追責，令工匠不敢弄虛作假。至於“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的註解則為：“不當，不功緻也，故行其罪，以窮斷其詐巧之情。”（18） 意思是，工匠製造的產品如果質量不好，就是工作沒有盡力，要判定其有罪，用這種懲罰機制來斷絕工匠敷衍作假念頭的產生。因此，物勒工名是一種嚴格乃至嚴酷的質量保障制度。商鞅變法以後，秦國建立了嚴密的法律體系，用來管控社會。物勒工名制度也是透過法律來確保其有效性的。出土簡牘對於秦律的記載反映了這一點。首先，秦國將具有高超技藝的工匠視為一種戰略資源加以保護，工匠在秦國的勞動者中具有相對特殊的地位。秦律曰：“隸臣有巧可以為工者，勿以為僕、養。”（19） 意思是，隸臣當中有具備技藝可以當工匠的，就不要讓他們去當給人趕車、做飯的僕役。其次，秦國制定了嚴格的生產紀律與產品規範，並透過嚴厲的刑罰措施來督促工匠保證產品質量。一條秦律寫道：“為器同物者，其小大、短長、廣狹必等。”（20） 這條規定了製造同一種器物的大小、長短和寬度必須相同。另一條秦律這麼規定：“工擇幹，幹可用而久以為不可用，貲二甲。工久幹曰不可用，負久者，久者謁用之，而貲工曰不可者二甲。”（21）意思是，工匠選擇夯牆用的立木時，如果立木本可以使用而標上不可使用的記號，工匠要受罰；如果工匠在立木上標記認為不可使用，以致不能滿足裝設者的需要，但裝設者經過報批後仍然使用了，就要懲罰認為不可使用的工匠。秦法之細密可見一斑。與物勒工名制度一樣，秦國主要依靠各種明確而嚴厲的懲罰措施來約束工匠，進而保障製造業的品質。人性是複雜的，趨利避害與好逸惡勞是人類的自然本能，這種自然本能有可能會導致偷工減料與弄虛作假等負面行為。文化是與自然相對的力量，具有約束和引導自然本能的作用。工匠精神不可能是人類社會憑空產生的價值觀，也不是人類的自然本能，它一定是人類在製造活動中長期相互交往而逐漸積累的行為規範，這種行為規範投射至思想意識領域就形成了工匠精神。一旦工匠精神萌生後，其維持和傳承就需要依靠一定的社會化機制，這種機制固定下來就形成了制度。換言之，如果將工匠精神視為一種工匠們共享的遵守生產紀律與注重產品質量的文化，那麼，這種文化是建立在物勒工名等具有實際約束力的制度之基礎上的。正是強制性的制度，消滅了工匠在製造活動中可能會採取的偷工減料等投機行為，約束了人性中負面的自然本能。隨著時間的累積，當工匠在物勒工名等制度下習慣性地自覺注重產品品質後，作為文化的工匠精神就誕生了。從這個意義上說，物勒工名可謂中國工匠精神在制度層面之發端。從製造活動的構成要素看，物勒工名是基於對產品質量的嚴格要求而在製造手段上實現的組織創新，因此，最初的工匠精神論其本質就是一種保障產品質量的手段。進一步說，物勒工名制度的產生表明，中國古人已經認識到，製造業產品的質量不完全取決於技術，也會受制造者的工作態度影響。同一個工匠在一定時期內的技術與技能是相對穩定的，在此情形下，工匠的工作態度就成為決定其產品品質的關鍵變量了。如果將文化界定為價值觀體系，（22）則工匠精神作為一種對待工作的價值觀，也就是一種文化。由此可以推論的是，工匠精神一經養成，將影響到製造活動的各個環節。從理論上說，文化因素透過滲透至製造活動的各個構成要素而發揮其影響製造業的作用。不過，物勒工名制度並非沒有內在的弱點。從製造業的組織形式上看，實施物勒工名制度的秦國製造業是受到國家嚴格管控的，事實上，物勒工名本身就是管控措施的一部分。然而，在缺乏國家嚴格管控的製造業組織形式中，物勒工名或類似制度的實施效果必然減弱，甚至於很難推行。但中國古代製造業恰恰存在著一個國家放鬆管控的大的歷史程序。況且，物勒工名背後的保障機制，是在歷史上以嚴厲著稱的秦法，但秦法之繁苛也是後世總結秦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使得完全複製秦朝的各種制度面臨著政治道德上的風險與成本，也阻礙了物勒工名等制度在後世的系統性的推行。因此，儘管物勒工名等制度激發了中國最初的工匠精神，但制度與精神都隨著歷史的發展而不斷演化。制度與精神的衰敗在製造業歷史上屢見不鮮。例如，建於明朝洪武初年的南京龍江船廠是一家國營造船廠，原本能夠製造鄭和下西洋所用的大型海船，但到了 190 多年後的嘉靖年間，該廠只剩不到 200 戶工匠人家，不僅造不出大型海船，且工匠“不樂其業”，都想換其他工作，在造船過程中則存在著普遍的偷工減料行為。（23）無獨有偶的是，15 世紀西方的海上強國威尼斯也擁有一家規模巨大的國營造船廠威尼斯兵工廠，隨著時間流逝，同樣面臨著工匠精神衰退的問題。威尼斯兵工廠規模宏大，具有高度發達的分工組織，1436 年，一位遊客這樣描述道：“一進入大門，兩旁各有一條寬闊的街道，中間是海水，一側是兵工廠廠房向外開放的窗戶，另一側也是如此。這條窄窄的水道上漂浮著一艘槳帆船，由小舟拖曳，而從各式房屋的窗戶中，零部件被源源不斷地分發到裝配工人手裡，有的是繩索，有的是武器……”（24） 即使到 17 世紀威尼斯兵工廠已開始走下坡路時，外來造訪者仍估計該廠每天聚集有 1500 至 2000 名能工巧匠，並視這些工匠為紀律與勤勉的典範。一位訪客寫道：“威尼斯共和國的偉大的根基，或者不如說整個義大利乃至基督教世界的榮耀，正是兵工廠的廠房。”1676 年的一份報告則如此宣稱：“兵工廠正威名日著，甚至在發展最快的國家中也是如此；它被正確地認為是奇蹟的工廠，是武備的寶庫，而且是用來捍衛寶貴自由的最具生氣的武器。”（25）然而，威尼斯兵工廠與龍江船廠存在著相似的衰退。在生產經營衰退的同時，工匠們的道德水準同樣下滑。1643 年，一份報告抱怨了威尼斯兵工廠的工匠工作態度不積極，稱“這些工匠差不多有三分之二是沒用處的，不會多幹一點報酬之外的活”（26）。與前一世紀具有報國熱忱的先輩相比，17 世紀威尼斯兵工廠的絕大多數工匠完全基於私人動機來工作，年輕的學徒只在意領取薪酬，對工作與學藝不上心，會在船塢整天閒逛。很多工匠並不把自己的工具帶來兵工廠做工，而是將工具變賣掉，於是來到兵工廠就無所事事，又或者他們向別的工匠借工具幹活，換成那些工匠無所事事。更有甚者，部分工匠對公家之物順手牽羊。（27） 東西方兩大船廠的案例表明，工匠精神的長期維持絕非易事，人性中天然的投機性與惰性，使工匠精神必須靠一定的機制來保持。而工匠精神衰退的可能性，也反映了製造業變動不居的性質。
三
製造方式的變革：工匠的革命與被革命
工匠精神是與工匠的製造方式緊密聯絡在一起的。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裡，工匠只能憑藉自己的雙手使用簡單的工具從事製造，其效率與產量均受到極大的限制，但也由此形成了一種以重視質量為名限制競爭與產量提升的價值取向。然而，社會對製造業產品的大規模需求是客觀存在的，這種需求產生的壓力形成了工匠追求製造方式變革的動力，由此推動了工業革命。工業革命由工匠發動，又否定了工匠的手工製造方式，進而否定了工匠的職業身份，使工匠自身成為被革命的物件。製造業對大規模生產的追求以 19 世紀興起的美國體系為理想型，在工業革命擴散的過程中，市場壓力促使德國等國家和地區的企業用美國體系來取代自己的工匠傳統。
(一)美國體系:大規模生產的需求與壓力
農業時代的製造業具有頗為保守的價值觀，工匠的傳承比創新更受重視。例如，中國北宋時代的沈括對製造業的態度是以崇尚古人及不變古法為主的，具有濃厚的保守性。在《夢溪筆談》中，沈括稱有人曾找到古代的一枚玉釵，雖然已經殘破，但“製作精巧，後人不能為也”。他又自述自己路過南京時，有人挖掘六朝時代的陵寢，獲得不少古物，他看到一隻玉臂釵，做工精巧：“兩頭施轉關，可以屈伸，合之令圓，僅於無縫，為九龍繞之，功侔鬼神。”於是，沈括發了一番對比古今工匠的議論，認為古代淳樸的文化氛圍使古代工匠嚴謹認真，產品優於當代：“世多謂前古民醇，工作率多滷拙，是大不然。古物至巧，正由民醇故也。民醇則百工不苟；後世風俗雖侈，而工之致力，不及古人，故物多不精。”（28） 沈括的議論應該是有幾分道理的，但他忽略了古代製造業往往由國家直接管控，不少工匠製造的是僅僅由上層階級享用的數量有限的奢侈品，自然比北宋時代已經相當市場化的製造業工匠更有條件精益求精。再如，沈括介紹了古鼎與古銅香爐的機巧設計，結論是：“其他古器，率有曲意，而形制文畫，大概多同。蓋有所傳授，各守師法，後人莫敢輒改。今之眾學，人人皆出己意，奇邪淺陋，棄古自用，不止器械而已。”（29） 沈括感慨的是，古代工匠皆嚴守師傅傳授的技法，不去改動物品既有設計，而他那個時代的工匠卻都熱衷於拋棄前人技法，按自己的意願進行製造，結果造出些不如古人的奇怪醜陋的物品。沈括大概沒有意識到，如果一味遵守古法而不變革，製造業也不會出現新的技術與工藝。但是，沈括這種崇古貶今的態度很能體現農業社會里製造業求穩重於創新的保守文化。在歐洲，中世紀錫耶納的鎖匠曾譴責那些太早起來工作的人是“貪婪”的，而在第戎的一次騷亂中，一個刀剪匠因為工作得太晚而被人刺傷。（30） 在這種文化氛圍裡，勤於工作絕非美德。與此相應的是，手工業行會一般排斥製造業中的創新。例如，帕爾馬的最高行政官在 1266 年被授權對引進任何新式樣的造鞋匠罰款25 英鎊，考文垂則反對以染料顏色為名義的行業變化。14 世紀時，布里斯托的裁縫痛恨外來者出售已經裁剪好以備縫製的帽子和男裝，因為這是一種革新，能夠導向大規模生產。（31）總的來說，農業社會里的傳統制造業具有一種求穩的文化。這種求穩的文化表現在傳統制造業將穩定視為首要的目標，透過各種制度安排抑制自由競爭，並限制工匠隊伍規模和製造業產量規模的擴大。
然而，市場需求的刺激一再使工匠試圖透過變革製造方式來實現大規模生產，從而謀取更多利益。例如，16 世紀的德國金匠熱衷於連續鑄造器物的把柄、頂部飾物和邊飾等部件，還使用迴圈壓印戳。（32） 這些工匠們追求的正是標準化的大批次生產。最終，在 18 世紀的英國，一群工匠掀起了具有連鎖反應的可持續的技術革命，也就是工業革命。不過，工業革命對工匠本身是一種否定。在工業革命中興起的工廠（factory）制度，使傳統工匠轉變為現代產業工人。在工廠興起前的家舍製造業中，勞動者即工匠通常就在自己家裡從事製造活動，可以相當自由而隨意地安排自己的時間，製造活動與非製造活動之間的切換也缺乏嚴格的限制。1780 年代，英國格洛斯特郡的織工的小農舍裡“瀰漫著幸福和滿足的氣氛”（33）。但工廠改變了這一切。過去，製造者的自由是以製造活動的分散和缺乏監管為條件而存在的。然而，在工廠裡，每一名製造者必須與其他製造者協作，就必須讓渡自己的自由。為了將聚集在一起的眾多製造者安排妥當，工廠設定了勞動紀律，而紀律必然意味著製造者不能隨心所欲。誠然，在工業革命之前，東西方都存在著類似龍江船廠或威尼斯兵工廠那樣紀律嚴明的大型手工業製造場所，但這些手工業製造場所不使用機器，工匠的勞動仍保留著相當的自主性，而在工廠裡，工人的勞動要圍繞著機器運轉來安排。因此，工匠與工人的製造方式和勞動狀態有著明顯區別。在當下的中文語境裡，由於工匠精神被寬泛地使用，工匠一詞的含義也常常由手藝工人擴大到全體工人，這對於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一種背離。無論如何，工業革命改變了工匠的製造方式，進而消滅了工匠的身份，這是製造業演化史上最重要的變革。
這一變革起源於英國，但在美國發揚光大，形成了所謂美國體系（the American system）。1851 年，美國軍火製造商塞繆爾 · 柯爾特（Samuel Colt）對英國議會誇下海口：“沒有什麼是不能用機器造出來的。”（34） 正是在軍火工業以及鐘錶等工業中，美國企業發展出了一種在生產上以可互換零件為基礎的標準化體系。（35）這套體系具有鮮明的美國特色，是實現大規模生產（mass production）的基礎，因此被當時的英國人稱為“美國體系”。（36） 在人類製造業的歷史上，對標準化和大規模生產的需求一直存在著，而標準化又可以成為大規模生產的有利條件。當人們對製造業的產品存在著量的需求時，往往就會設法擴大製造能力，而製造規格固定的產品比製造規格不統一的產品更簡便，在單位時間裡也就能造出更多產品來。因此，對量的需求是製造業變革的重要動力。譬如，在戰爭時期，交戰雙方都會需要軍火的大量供給，這就不難理解標準化和大規模生產的美國體系為何萌芽于軍火工業中。實際上，美國軍火工業的新生產體系受到了法國的影響。早在 1765 年，法國就透過引入標準化零件而試圖使武器生產合理化，美國學習了這一改革，美國國防部也成為零件統一性原則的支持者。（37） 不過，法國進行標準化生產改革時，工業革命才剛剛開始，因此，其改革未能與機械化結合，而且後來也由於法國國內政局的種種原因而中輟。美國體系的形成，主要還是靠美國人自己的實踐。
1794 年，美國國防部在馬薩諸塞州創立了第一家生產小型武器的兵工廠春田兵工廠（Springfield Armory），當時的產品主要是滑膛槍，生產方式為純手工製造。到 1815 年為止，春田兵工廠一直致力於透過將工匠作風轉變為工業紀律而使生產的武器從作坊產品變為工業產品。這些努力包括引入令工匠不滿但令生產規範化的計件工資制。在此期間，1812 年的英美戰爭對美國軍火工業產生了較大影響。戰爭經驗使美國人意識到，在戰場上，大量來不及修理的武器可以透過簡單地更換零件而重新投入使用，這使主管軍械的官員們相信製造統一化的零件將值得付出任何代價。1815 年開始管理春田兵工廠的羅斯威爾 · 李（Roswell Lee）上校推動了製造方式的變革。李完善了一種在製造過程中如同在最終檢查時一樣對零件進行測量的制度，以使兵工廠的產品儘可能規格一致。一位國防部官員認為測量制度是保障春田兵工廠所造零件統一化的唯一手段。（38） 在兵工廠建立的管理制度中，使用測量儀器的檢查員，有權去懲罰那些零件做得不好的工人。根據 1816 年制訂的管理規則，製造過程中的時間與材料要被嚴格計算，每一個工人都要為自己的工作負責。（39） 隨著時間的推移，兵工廠的測量方式變得越來越嚴格。不過，直到 1822年，李仍未達成他的目標，即“製造出的滑膛槍零件能適合每一支滑膛槍”。但就在此時，春田兵工廠開始邁向機械化生產。工廠與托馬斯 · 布蘭查德（Thomas Blanchard）訂了一份協議，使用後者擁有專利的機器裝置來生產槍托。該裝置的核心是一組包含了 14 臺機器的裝置，可以用來複制槍托或其他不規則形狀的物品，幾乎消滅了槍托生產中的手工勞作。（40） 布蘭查德發明的是一種仿形切木機床，在製造過程中，將一個成品槍托作為原型模板，機床上的指標能跟蹤模板運動，並引導一個切削器具在工作件上覆製出相同的斷面，機床能夠自動而準確地控制整個斷面的切削過程，從而不必讓操作工在工作中停下來檢查切削是否精確。（41）製造過程的機械化使標準化零件的生產真正具備了可能性。春田兵工廠的可互換滑膛槍製造在 1830 年代與 1840 年代取得了長足進展，其進步包括採用了一種新型滑膛槍，拓展了測量制度，以及設計了新的機床工具。到1850 年時，春田兵工廠在使柔軟狀態的槍鎖零件硬化前，不必再調適、組裝和標記它們，因為它們的規格是統一的。更重要的是，除了槍筒的焊接外，滑膛槍零件幾乎全部使用機器來裝配。（42）這就給了柯爾特在英國議會誇海口的資本，也標誌著“美國體系”初見雛形。
從春田兵工廠的案例看，早期的美國體系對於製造活動的變革，主要體現在設計與手段兩個方面。在設計方面，美國體系確立了可互換零件的理念，對於產品設計提出了相應的要求，就從源頭上將製造活動導向了標準化。在手段方面，美國體系一開始採取的是強化在製品測量的舉措，屬於方法的變革，繼而使用機器生產，開始了工具的變革，由此真正使可互換零件的理念在製造過程中得以實現。設計與手段的變革引發的結果就是產品的變革，即產品能夠以統一規格被批次製造出來，這就為大規模生產開闢了道路。不過，初生的美國體系並沒有消滅手工操作，工匠仍發揮著重要作用，在英國議會誇海口的柯爾特即承認“一等技工值得付最高的價錢”（43）。此外，在19 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可互換性提升而非降低了小型武器的價格，（44） 這是美國體系誕生之初的侷限性。
在春田兵工廠之外，美國體系在美國軍火工業中得到了傳播與擴散。費城的弗蘭克福兵工廠（Frankford Arsenal）即為一例。弗蘭克福兵工廠創建於 1817 年，其早期也依靠手工製造。該廠的工人是分等級的，包括具有高超手藝的工匠師傅（master craftsman）和普通工人。據文獻記載，該廠製造筒體需要“1 個師傅；10 個捲筒的人；1 個人填充，4 個人摺疊，4 個人捆紮……12 到18 歲的男孩和女孩可以很方便地僱來幹這活”。該廠 10 小時內能製造 10000 個滑膛槍彈夾幷包裝好。（45） 從 1830 年代開始，在美國領土擴張的大背景下，弗蘭克福兵工廠逐漸壯大，到了 1840年代晚期，該廠也開始踏上機械化的道路。與春田兵工廠相仿，弗蘭克福兵工廠的生產變革也離不開領導者的推動，主持其事的是從 1851 年起開始掌管該廠的彼得 · 哈格納（Peter Hagner）少校。哈格納延續了前任的工作，對工廠進行了擴建，包括建立了一座可以用來處理火藥和進行化學實驗的實驗室。哈格納為兵工廠購置了新的機器。（46）此舉為兵工廠的變革準備了物質條件。不過，真正發揮了核心作用的還是若干工匠。（47） 從時間上看，弗蘭克福兵工廠真正開始機械化，恰逢春田兵工廠的美國體系成型之時，因此可以視為美國體系的擴散。
無論是春田兵工廠在實踐中摸索美國體系，還是弗蘭克福兵工廠在改革中引入美國體系，骨幹工匠均發揮了核心作用，其最大的功勞即在於透過發明機器和應用機器而使生產機械化，從而令兵工廠由手工製造轉為真正的工業生產。因此，美國體系仍然是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產物，即主要由工匠完成了一場否定工匠傳統的製造業革命。而美國體系在民用製造業中的擴充套件，為該體系注入了更大的生命力。縫紉機是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機械產品，其供給直接決定著服裝的可供給量。19 世紀的美國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縫紉機的需求量隨之擴大，對縫紉機企業產生了巨大的壓力。為滿足巨大的市場需求量，縫紉機企業必須變革製造方式。與軍火工業一樣，縫紉機工業中美國體系的出現，也源於量的需求。圖 2 為 3 家美國主要縫紉機企業惠勒和威爾遜（Wheeler and Wilson）、威爾科克斯和吉布斯（Willcox & Gibbs）以及勝家（Singer）的產量。由於資料的關係，該圖資料不全，但可以看到從 1850 年代到 1870 年代，美國的縫紉機產量是持續增長的。
圖 2 美國主要縫紉機企業產量（1853-1880 年）資料來源：David A。 Hounshell， From the American System to Mass Production， 1800-1932， pp。 70； 89。
在美國 3 家主要的縫紉機企業中，勝家公司獨樹一幟，進入 1870 年代後產量大幅領先。這反映了美國縫紉機市場的激烈競爭，而這一競爭也給各公司構成了更大的提升產能的壓力。早在1860 年代，惠勒和威爾遜公司就希望採用兵工廠中的製造方法來應對大量生產的挑戰。公司認為大規模生產“能夠使縫紉機的價格降低，並保證每一個家庭都擁有一臺這種不可或缺的物品”。這表明該公司已經認識到了大規模生產的社會意義。不過，公司的生產機械化進展在各工序是不平衡的。到 1860 年代中期，惠勒和威爾遜公司的一些縫紉機零件在進入加工程式前要鍛壓 4 次，測量儀器、固定裝置與夾具全都作了改進，直到公司宣稱能夠製造出完美的可互換零件。但是，惠勒和威爾遜公司無法用美國體系輕易地造出縫針這一關鍵零件。縫針的整個製造流程都依賴高度分工的手工勞動。公司指出：“這是分量極大的手工勞動，在一個技師的工資比歐洲要高得多的國家裡，也使這種方式造出的針過於昂貴。”於是，該公司好幾次僱傭經歷過漫長學徒期的英國制針工匠。直到 1880 年，儘管大部分手工勞動都已經被機器生產取代，但縫針依然要靠工人用錘子在鐵砧上一個一個敲打出來。（48）因此，機械化這一美國體系的核心要素，在推進過程中面臨著不同程度的技術難題待解決，其發展具有不平衡的特點。從資料上看，1860 年晚期以後，惠勒和威爾遜公司的縫紉機產量較之前上了一個臺階，有較大幅度的提升，這應該歸功於美國體系的推行。
作為行業領軍企業的勝家公司，也少不了大力推行美國體系。從 1854 年的史料看，當時的勝家公司看不到一點兵工廠中已經出現的美國體系的影子，主要的製造方式仍然是手工勞作，公司自己也稱其機器“是在長桌邊用手生產出來的”。在 1850 年代，負責勝家公司生產技術的是蘇格蘭人喬治 · 麥肯齊（George McKenzie），他是一名翻砂工匠，其歐洲經驗與美國體系完全無涉。在麥肯齊的主導下，勝家公司的生產方法受歐洲手工製造方式的極大影響，一直持續到1870 年代。（49） 不過，從 1863 年開始，勝家公司就透過製造越來越多專業化的機床裝置來使其生產過程機械化。當時，公司收到了大量代理商和顧客對於縫紉機質量的抱怨，縫針、齒輪和梭子等零件不停地出現問題。這促使公司開設了維修服務。一旦產品的零件壞掉，代理商就將它們送到公司更換。公司用特殊的銼刀加工新齒輪，使其能裝到一起，並用來銼傳動裝置，以及調整新梭子的合適尺寸。維修問題與產量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海外市場的壓力，共同促使勝家公司尋求新的製造方法。正是在 1863 年，公司僱傭了一名新澤西的機械師勒比烏斯 · 米勒（Lebbeus B。Miller），這成為擺脫歐洲製造方式的起點。米勒生於 1833 年，起初在新澤西一家工廠裡當學徒，也是典型的工匠。米勒自己製造機床，曾在 1850 年代賣過一些小型的馬達車床給勝家公司，但彼時他毫無可互換零件的製造經驗。1861 年，學徒出師的米勒去了瑪哈坦火器公司（ManhattanFirearms Company）工作，該公司當時使用柯爾特的方法年產 6000 支槍，這使米勒接觸到了美國體系。米勒到了勝家公司後，就將他在瑪哈坦火器公司學到的製造方法移植了過來。事實上，勝家公司購於 1863 年的最早的 10 臺銑床就是瑪哈坦火器公司製造的。在米勒的主持下，勝家公司以兵工廠的標準進行改革。但比起依賴良好的測量儀器來，米勒更傾向於引入專業化的自動與半自動機床。1880 年至 1882 年間的某個時候，勝家公司首次用不必在軟化狀態下手工裝配的可互換零件來製造縫紉機，用相同的序列號標記全部主要零件，並以相匹配的數目硬化和重新裝配零件。到 1890 年時，勝家公司更新了它的機床、夾具、固定裝置和測量制度，基本建立了美國體系。但當時也有人指出，勝家公司“透過僱很多便宜的工人用靠不住的手來完成零件組裝，對歐洲製造方式進行了妥協”。不管怎麼說，勝家公司實現了製造方式的變革，而厥功甚偉的米勒直到 1907 年才以 74 歲高齡從勝家公司退休。（50） 勝家公司的案例再次表明關鍵性工匠對於美國體系發展的重要性，但美國體系的發展也是對工匠製造傳統的否定。
除了縫紉機工業外，美國體系還在農業機械工業裡得到了擴充套件。在 19 世紀美國的農機工業裡，領軍企業之一是麥考密克（McCormick）公司。由於產品型號太多，該公司面臨較大的成本壓力。例如，1849 年，麥考密克公司製造 1 臺機器的成本平均為 55 美元。由於公司每年花了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去完善新型農機產品，它往往趕不及滿足所有的市場需求。結果，公司的年產量低於其生產能力，代理商和農民對其表現不抱幻想。由於產品型號過多，當客戶需要更換一個零件時，不得不告訴公司具體是哪一個零件，並告訴公司其所購機器是哪一年製造的。直到麥考密克公司於 1880 年代建立起全面的測量體系之前，購買公司產品的農民都得自己承擔將新的鑄鐵或鍛鐵零件裝進農機的責任。代理商則通常要保證一大堆零件庫存以避免工廠送貨太遲。這種市場壓力下的麥考密克公司在生產上主要依靠傳統鐵匠。（51） 與縫紉機企業一樣，巨大的市場需求量對麥考密克公司產生了巨大的供給壓力。圖 3 為麥考密克公司 1841-1885 年的農機總產量。
圖 3 麥考密克公司的農機總產量（1841-1885 年）資料來源：David A。 Hounshell， From the American System to Mass Production， 1800-1932， p。 161。
1841 年，麥考密克公司僅生產了 2 臺產品，進入 1850 年代，其產量開始穩步增長，至 1880年代則出現了產量上的突飛猛進。而從 1841 年到 1885 年，該公司的產品大類包含手動摟草機、自動摟草機、割草機、滴管、收割機和割捆機這 6 種，其中手動摟草機 1865 年即停產，割捆機則從 1876 年才開始生產。（52） 麥考密克公司滿足市場需求的能力極不穩定。1884 年 5 月 13 日，當企業創始人去世 6 周後，繼任者在日記中寫道：“這是我們在生意上所知道的最糟糕的日子。代理商稱他們無法獲得足夠的機器……訂單如洪水湧來但沒有機器可賣。”不過，直到保守的老顧問被解僱後，麥考密克公司才開始真正邁向大規模生產。（53） 值得注意的是，公司的老顧問擔心生意變得過大，害怕生產過多的機器，他對手工製造的堅持也源於其堅信手工製造才能保證產品最高的品質。（54） 這一案例明顯地體現了製造活動變革中量與質的矛盾關係，及其反映的不同的製造業文化。
從縫紉機工業和農機工業的案例可以看出，美國體系在民用製造業中的擴充套件，主要源於產量需求的壓力。在木工行業、腳踏車工業中，可以看到相似的變革。不過，只是在新興的汽車工業中，美國體系才真正成熟，其各構成要素得到充分的發展。美國體系的成熟是與福特製聯絡在一起的。福特製的出現就如同其他製造革命一樣，是一個漸進的演化過程。在福特製興起前，包含著可互換零件、機械化、流水線、測量體系等要素的美國體系在製造業中已經出現，福特製利用了這些既存要素，並透過對這些要素的進一步變革與整合而推動了美國體系的完善。關於福特製的研究，已經產生極為豐富的中文文獻，此處僅須從製造活動構成要素變革的角度進行概括。在設計方面，福特製繼承了可互換性與標準化等美國體系已有的理念，在產品結構與型別兩方面力求簡單化，從源頭上將製造活動導向高效率的大規模生產。在材料方面，福特製利用了釩合金鋼這一關鍵材料製造汽車，使既結實又輕便的設計目標能夠在物質層面得到落實。在手段方面，福特製透過對機床的合理使用實現了機械化生產，透過組建流水線大幅度提高了效率，而這兩者都依託於工廠這一製造活動的組織形式。最終，福特製使產品能夠大規模生產，完成了製造活動的革命。在這一變革過程中，亨利 · 福特本人不隨潮流的創新精神和執著於目標的堅韌毅力，是整個變革能夠順利進行的保障。1926 年，福特為《大不列顛百科全書》撰寫了“大規模生產”詞條，他寫道：“大規模生產不是簡單的大批次生產……也不是簡單的機器生產……大規模生產聚焦於一種製造方案，其原則為控制性、精確性、經濟性、系統性、持續性以及快速性。”（55）恰如福特所言，福特汽車公司建立的美國體系整合了此前已經出現的美國體系的各種要素，並提煉出了抽象的理念，形成一種自覺的製造文化。唯其如此，福特汽車公司的製造方式才能夠被稱為福特製，併成為美國體系的代稱。
(二)美國體系取代工匠傳統:德國案例
在美國體系成熟以前，這種革命性的製造方式就因其效率優勢而在美國之外傳播與擴散，革除著一些國家或地區製造業中的工匠傳統。德國的西門子公司就是一個典型案例。維爾納 · 馮 ·西門子（Werner von Siemens）原是普魯士軍隊的技術人員，發現了改進電報機的原理，便將製造任務委託給了一名青年機械師哈爾斯克（Johann Georg Halske），後者在柏林經營著一家小型機器公司。哈爾斯克造出了西門子需要的產品。（56）1847 年，西門子與哈爾斯克一起創立了西門子-哈爾斯克（Siemens & Halske）公司，其目標為“主要製造和生產電報機，但也不排除其他業務”（57）。西門子-哈爾斯克公司成為了整個西門子公司的核心與起點。公司創辦者哈爾斯克毫無疑問是一名工匠，因此，創立之初的西門子公司籠罩於強烈的工匠傳統之下。最初，哈爾斯克只是帶著 10名工人在一個年租金 300塔勒的房子裡製造電報機及其配件。西門子住在房子的一樓，二樓是車間，哈爾斯克住在三樓，每層樓有 6 個房間和 1 個廚房，車間面積只有 150 平方米，生產裝置只有 3 臺車床。1848 年，公司僱傭的工人數量增加了近一倍，就把隔壁的房子也租下來了。可以說，初創階段的西門子公司只是個廠舍合一的作坊。在 1870 年之前，西門子公司只有少量通用機床，直到 1863 年，公司才添置了第一臺靠蒸汽驅動的機器。實際上，西門子公司並非無法負擔購置機器裝置的費用，但公司依靠工匠進行手工製造，對機床與動力機器的需求不高，甚至當公司僱工數量達到 150 人時也是如此。在這一階段，西門子公司主要接受特定顧客的訂單，並不面向市場生產，故手工製造方式可以滿足需求。（58） 因此，早期的西門子公司是一個將工匠集中到一起勞動但並不使用機器生產的手工工場。
然而，隨著時間推移，量的需求開始對西門子公司的製造活動產生壓力，這種壓力因市場競爭的出現而加劇。19 世紀中葉，西方國家的電氣化方興未艾，各種電氣產品的需求持續增長。維爾納 · 西門子的兄弟威廉 · 西門子（William Siemens）負責在英國為公司聯絡業務，他向公司施加壓力，要求公司透過擴大勞動分工而引入標準化與更便宜的製造方法。威廉對柏林寄到倫敦的工匠製造的昂貴配件不滿，威脅公司說他要在英國自行製造或以更低價格採購。西門子家的另一個兄弟卡爾 · 西門子（Carl von Siemens）1855 年進入公司工作，持同樣的態度。卡爾也指出了在英國的德意志工匠與英國工人的區別：“在伍利奇（Woolwich），德意志技師只能幹些精細的活，還有裝配之類的；但英國工人總是製造一種零件。德意志技師幹不來那種事，甚至在英國也一樣。如果一個德意志技師像英國人那樣勉強幹了一個月，他就會跑來說他對整個事情想吐，他乾的不像是自己的工作。但一個只知道製造一種特殊零件並以此為生的工人就不會那樣說。”卡爾和威廉都注意到，英國製造的同樣產品雖然比德意志的產品更少工藝性，但更便宜。（59） 因此，西門子公司的高層已經有人注意到了英國製造方式與德意志製造方式的區別，並視英國製造方式為大規模生產的先進方法，儘管英國人自己很清楚他們的製造方式與美國體系比起來還遠談不上大規模生產。由此亦可見製造方式在不同國家與地區之間存在著“代際”差異。然而，19 世紀總的趨勢是，製造業要向大規模生產的方向實現變革，量的要求是決定性的。
其實，維爾納 · 西門子也很苦惱公司在製造層面的工匠方式。客觀地說，工匠製造方式在早年間為西門子公司生產的電報機帶來了耐用而精緻的高品質名聲，但那是一個缺乏競爭的年代，且昂貴的電報機具有 40% 的利潤率。然而，隨著技術的擴散，市場競爭的壓力產生了。1858 年，維爾納寫信給卡爾：“車間只有很少的收益。付給工匠工作的價錢過低，工匠們太無所事事。”1861年，西門子公司已經失去在德意志電氣工業的壟斷地位，維爾納寫道：“錯誤在於，沒有資本和才智，任何技師都無法為我們提供關鍵的競爭力。”（60） 於是，西門子公司開始進行一些改革。改革首先從基礎設施建設啟動。維爾納 · 西門子宣稱：“到目前為止，低成本生產的障礙是我們缺乏鑄造部門，木工活也隨便找個什麼地方就幹……在太多猶疑之後，最終，我們決定建立一個木工車間和鑄造廠。”基礎設施建設意味著西門子公司從形式上開始由作坊擴充套件為工廠。公司的組織也變得更復雜。1850 年代中期，西門子公司已經有了一個“規章房間”，用來檢查即將出廠的產品，此後，簡單的檢查工作逐漸轉移到了零件組裝線上。與此同時，未來將成為實驗室的“實驗房間”也開闢出來了。（61） 為了提升效率，計件工資制被引入公司。不過，這些改革舉措遭到了早期服務於公司的工匠的牴觸，其中也包括公司創始人之一哈爾斯克。帶著大約 100 名工人和 5名監工，哈爾斯克在不斷擴充套件的工廠裡保留了一個自己的車間，而且不願意放棄他的工匠製造方式。（62） 這一態勢很清楚地表明瞭西門子公司轉型的困難。
進入 1870 年代後，西門子公司的改革才較大規模地展開。此時一個有利的條件是，公司創立時期發揮了骨幹作用的工匠紛紛退休或去世。例如，哈爾斯克就於 1868 年退休了。與此同時，普法戰爭徵用了公司的員工，公司缺乏足夠的勞動力。1873 年，維爾納 · 西門子寫道：“我們有很多空大廳，但我們找不到工人填進去。”而工人運動則使得工資上漲、工時縮短。（63） 在這種態勢下，西門子公司以機械化為中心來變革製造方式，消除其與生俱來的工匠傳統。西門子公司將機床引入到製造活動中，以便用相對少的工人實現相對多的產量，並減少對大量高技能工匠的依賴，用維爾納 · 西門子的話說，機床“甚至能使糟糕的工人制造出好產品來”。從哈爾斯克退休的 1868 年到 1873 年，西門子公司購買機床的投資增長了 7 倍，購買動力裝置的投資增長了差不多 6 倍，而其員工與銷量僅增長了 3 至 4 倍。（64） 西門子公司對機器裝置的投資停止於1873 年，至 1880 年才重新開始新一輪裝置購置。1880 年代正是德國電氣工業大發展而西門子公司不得不面對更多競爭對手的時代。（65） 可見，西門子公司的機械化是與市場競爭緊密聯絡在一起的。
維爾納 · 西門子主要是從美國購買機床，他自己也喜歡用“大規模生產”這個詞。1871-1872 年，西門子公司從美國買了 2 臺重型銑床和 6 臺輕型銑床，6 臺多軸鑽床，還有若干臺刨床。西門子公司購買這些機床受到了柏林製造商路德維希 · 羅伊（Ludwig Loewe）的鼓動，而羅伊從1868 年開始就按照美國模式批次製造縫紉機，1870 年又開始生產武器。在 1872 年的經濟擴張期，機床運往德國要花 5 到 6 個月，維爾納等不及，就讓他的兄弟們設法從法國或英國花更短的時間購買額外的銑床與車床。維爾納寫道：“現在一切都取決於儘快獲取這些機器，因為工人幾乎是找不到的……帶著一些焦慮，我們能獲得我們想要的幾乎全部訂單，但我們必須拒絕或者退縮，因為我們缺乏工人和機器。”這些機器最初被放在西門子公司新工廠的一個被稱為“美國大廳”的房間裡。1863 年，公司曾派一名工人去羅伊的縫紉機工廠進修過幾個月，學習機器生產，1872 年，這名工人成了新部門的監工。魚雷裝備和一種標準型別的電報機被首先用機床成批製造出來。幾個月後，維爾納 · 西門子寫道：“所以我們熱切地奮鬥了一年，像美國人那樣用專業化的機器做所有事情……這被證明是非常值得的……現在我們全都堅信我們未來的救贖存在於對美國製造方式的應用裡，而我們必須改變我們整個的管理方法來適應這一點。只有大規模生產才是我們未來的使命；未來，我們將有能力用它來滿足每一種需求並應對任何競爭！”（66）由此可見，西門子公司的製造方式變革就是引入美國體系，既包括進口美國機床來推行生產的機械化，又包括以大規模生產這一美國體系的理念作為追求的目標。在這一過程中，其他學習了美國體系的德國製造商既成為西門子公司的榜樣，又充當了技術轉移的中介角色。不過，在西門子公司引入美國體系的時代，美國體系自身還沒有發展成熟，因此，西門子公司及維爾納 · 西門子本人所追求的大規模生產與 20 世紀福特製帶來的大規模生產尚屬小巫見大巫。作為一項體系性的變革，在購買機床以改變製造手段的同時，西門子公司也考慮到了設計的革新，致力於生產標準化的產品。1869 年 11 月，維爾納 · 西門子寫道：“我們現在花了很大的力氣從事優良的設計……我們努力的方向是引入標準設計，這可以使生產變便宜從而消除競爭。”他宣稱“工匠的設計”已經是過去的事情了。就在 1868 年前後，西門子公司設定了最初的設計部門。（67） 在製造活動的諸多構成要素中，西門子公司都在以美國體系取代德意志的工匠傳統。
在此可以總結的是，儘管西門子公司是 19 世紀新興的電氣工業的新企業，但由於創立之初規模過小，該公司在形式上趨近於手工工場，也主要依賴工匠從事手工製造。然而，當市場需求產生量的壓力後，工匠及其製造方式就成為擴大生產規模的阻力了，公司透過引入現成的美國體系消除了工匠傳統，實現製造方式變革。維爾納 · 西門子與哈爾斯克是非常理想的創業組合，西門子從事具有科學理論基礎的技術發明，哈爾斯克將其構想變為實際的產品。但這對組合只在產品需求量較少的時代能發揮作用。當量的要求取得主導地位後，哈爾斯克的手工製造方式既無法滿足市場需求，又無法應對市場競爭，就成為必須被淘汰的物件了。不過，一直等到哈爾斯克及其他元老級工匠退休，西門子公司才能順利推進製造方式變革。由此可見，製造方式也是一種由特定觀念導向特定行為的文化，製造方式變革就是一種製造文化的變革，但這種變革，要麼需要製造者本身實現觀念轉變，要麼只能等待制造者的更替來獲得發生的條件與機會。西門子公司引進美國體系革除工匠傳統，是 19 世紀以來製造業演化的一般形式。
四
工匠精神的本質：控制製造的手段
在製造活動的變革中，作為製造手段之一的工具，往往是最活躍的因素。這是因為人類的製造活動，從起源上看，就是用工具來代替自己的肢體，去發揮出超越肉體限制的改變環境的力量。製造活動是腦與手的統一，但是，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人類發明的工具只是替代了手，這種替代以機械化為其成熟階段。隨著技術的發展，替代腦的工具也逐漸出現，資訊化的帷幕就此揭開。而工具同時替代腦和手，也成為製造變革的大趨勢。工匠精神發端於對製造業產品的質量控制，其本質就是一種控制製造的手段。當人類無法憑藉工具來控制質量時，就會藉助於價值觀或制度，而一旦技術進步到能夠對產品質量進行更精密的控制，工匠精神在形式上也就會工具化。
製造意味著人對環境的控制。這一點，培根早已揭示。事實上，居於工業文化核心的製造文化本身就是一種關於控制的觀念體系。人類去製造，就基於控制環境為己所用的意圖。在製造過程中，根據頭腦中的目標將各種要素組合起來去改變材料的形態，也建立在控制各種要素的基礎上。所謂控制，是為了消除不確定性。控制環境是為了降低自然界不確定性對於人類生存的威脅。控制製造活動各構成要素，是為了降低無法造出合乎目標的產品的不確定性。製造文化的歷史發展，就是這種雙重控制的不斷演化：既控制環境，又控制製造活動本身。
工具是實現控制的物質手段。文藝復興以後，機械成為製造業最基本的工具，不斷複製然後替代基於雙手的工匠的技藝。然而，工具是否可以複製並替代工匠的頭腦呢？工業革命時代的英國經濟學家巴貝奇（Charles Babbage）對此有大膽構想。巴貝奇寫過一本《論機器與製造業的經濟》（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出版於 1832 年，對製造活動的機械化有不少理論思考。巴貝奇認為，用機器製造的優勢體現在 3 個方面：給人力增添力量，使生產時間更經濟，以及將無用之物轉變為有價值的產品。（68） 他指出，使用機器的首要目標就在於便宜地生產商品。（69） 而機器能夠便宜地生產商品，是建立在複製（copying）這一原則的基礎上的。（70） 可以說，巴貝奇具有深邃的哲學思考。不過，巴貝奇也將其構想付諸實踐，但他的嘗試最終失敗了。然而，製造活動的演化有其內在邏輯，人類最終發明了計算機，用來在製造活動中替代腦。在製造業的演化程序中，18 世紀興起的現代機床工具工業，成為了在製造活動中替代手的最主要的工具，而20 世紀興起的計算機產業，則成為了替代腦的最主要的工具。製造活動是手腦並用的活動，從邏輯上說，替代手的工具與替代腦的工具結合在一起，是具有演化上的可能性的。而在實際歷史中，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興起的數控機床，實現了這一可能性。
數控機床的興起是人類製造活動演化內在邏輯驅動的結果，是工具變革開始同時替代腦與手的產物，是製造者努力控制製造過程的成就。從製造活動的構成要素看，數控機床的出現主要是設計與工具層面的變革，其核心為透過機床上加裝的計算器來落實數值控制理論。數值控制方法就是將工人單次操作機床時刀具的運動過程抽象化為一般性的數值形式，而一般性意味著可以在遇到同樣的製造情境時複製該運動過程，從而使該運動過程可以精確地反覆發生，讓工人的知識與經驗能脫離工人的肉體，儲存於機床裡隨時取用。自然，機床儲存的知識與經驗即刀具運動過程越多，其加工能力就越強大。而除了儲存能力外，要把抽象的數值資訊還原為具體的刀具運動，也需要控制系統和機器之間具有良好的協調能力。載入了數值控制系統的機床簡稱為數控機床，它是一種具有複雜系統的製造工具。數控機床的興起是製造文化的一次大發展。首先，數控機床作為同時替代腦與手的工具，是人類自開始製作與運用工具從事製造活動以來的核心訴求的實現。工具的價值與意義本身就在於幫助人類解除肉體施加的限制與負擔，對自動化的夢想與追求是製造文化的恆久主題之一，數控機床大大實現了自動化的夢想與追求。其次，數控機床賦予了工匠精神以新的內涵，展現了工匠精神透過物質工具和技術手段來實現的可能性。本質意義上的工匠精神作為一種控制產品品質的製造文化，是一個透過工作態度、規章制度與生產工具來控制製造過程的體系。然而，在工匠精神的體系中，工作態度與規章制度受到人的肉體的制約，在精確性、穩定性與持續性方面均存在天然極限與較大的衰退可能性，而生產工具則不存在這種制約。於是，從邏輯上說，將工作態度與規章制度所具備的功能，轉化為資訊編入生產工具，就能夠打破肉體制約，由生產工具去更穩定與更持久地精確控制製造過程，實現工匠精神最本質的追求。正如工具變革是製造活動變革的主旋律，工匠精神作為影響製造活動的因素，也可以透過工具化的變革來更有效地發揮其功用。因此，從製造文化的角度說，數控機床就是工匠精神工具化的體現。
表 1 工匠精神的本質意義及其體系
目 標
實現途徑
控制製造過程的手段
手段
作用機制
承載者
控制產品品質
控制製造過程
工作態度
發揮製造活動主體的內在主動性
人
規章制度
約束製造活動主體，防範其惰性
人
生產工具
在製造過程中發揮製造活動主體的技藝
物
工匠精神的演化，經歷了從單純發揮人的主動性到以制度防範人的惰性直到乾脆用工具來擺脫人的不穩定性的過程，其主旨則始終在於強化對製造過程的控制以確保對產品品質的控制。
但是，製造活動演化的複雜性就在於，物本身也包含不穩定性，於是，工匠精神的演化不存在工具替代人的線性進步。數控機床出現後，製造業的自動化有了極大的進展，但亦受到多種因素的限制。首先，製造活動不是純粹由技術決定的，製造業受到市場的制約，早期昂貴而複雜的數控機床限制了其廣泛利用。即使在催生數控機床的航空工業裡，最初也僅有洛克希德公司和格倫·馬丁公司等少數企業樂於嘗試新工具，只是在美國空軍展示了資助這種新技術的前景後，飛機制造企業才普遍產生了興趣。（71） 其次，最初的數控機床實際上是知識割裂的產物，增加了其被機床工業接受的難度。麻省理工學院負責研製數控機床自動程式設計系統的科學家對金屬加工一無所知，專案指導者數學家羅斯（Douglas Ross）稱：“我們根本不知部件程式設計為何物，而對金屬切削也只有極其粗淺的瞭解。”另一方面，機床企業則對數控機床上的電子裝置所知甚少，缺乏經驗。（72） 數控機床說到底還是要由機床企業製造，但由於早期數控機床不是由機床企業研製的，機床企業存在著知識儲備不足的困難。最後，早期數控機床自身的技術不成熟，使這種新裝置極不穩定，不僅沒有降低對工人的使用，反而更依賴工人的操作技能。一個典型的案例就是通用電氣公司，該公司本來指望透過引進數控機床來降低工人工資，但 1965-1968 年的生產實踐使公司管理層慢慢認識到，機器根本不可能“自己運轉”，而只按按鈕的工人也不會生產出高品質的部件，在可程式設計的生產工藝中，為了造出精密的成品，仍然需要人工干預來對刀具磨損作出調整，並補償粗糙鑄件的問題。（73） 於是，與企業期待將工匠精神由人轉移到物上的初衷相反，數控機床的使用反而強化了對操作工人技能的需求，以人為本的工匠精神仍然有其重要作用。當然，隨著數控機床自身技術的不斷成熟，以及各種智慧製造技術的勃興，人類用工具同時替代手和腦的可能性與有效性不斷提升，工匠精神工具化的大趨勢並未改變。
綜上所述，從本質上說，工匠精神的出現是為了控制製造過程，使其符合一定的標準，進而保障產品的品質，使其符合要求。工作倫理層面的工匠精神是製造者的自我控制，但人具有肉體的極限與精神的惰性，因此，物勒工名等制度被髮明出來，從外部對製造者施加強制性的控制。然而，制度由人來實施，也就會具有人自身的惰性，故而歷史上的制度往往存在著衰退的趨向。於是，當製造者的製造活動能被機器複製後，對製造過程的控制就能夠精確符合標準且不受人的肉體與惰性的限制，工匠精神的功能便藉助工具而得到了更好的發揮。而工匠精神的工具化只有在工具本身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條件下才能實現。不過，由於技術演化慣有的複雜性，新工具對製造活動中腦和手的替代是不充分的，人的作用不僅未完全喪失，在某些情境下還得到了增強，所以倫理與制度層面的工匠精神仍然有其積極意義。但是，工匠精神工具化的歷史程序一旦開啟，就不會停止。當人類的頭腦具有了前瞻能力與規劃能力時，才能夠開始製造，前瞻性與規劃性是製造文化亙古不變的精髓。培育工匠精神要有前瞻性與規劃性，就要大力發展智慧製造與先進製造業。從功能角度說，發展智慧製造和先進製造業就是培育工匠精神的最佳方式。教育的發展要有新思路，要認識到先進製造業對於一線工人數量要求的降低和對於高學歷工程技術人才數量與質量兩方面要求的提升。傳統思維的職業教育發展思路不能適應先進製造業發展帶來的社會後果，一如原始意義的工匠精神已不能適應現代製造業。在當下的中國弘揚工匠精神，仍然需要在倫理、制度與技術三個層面同時並舉，但從製造業演化的歷史趨勢和工匠精神的哲學本質看，在技術層面以智慧製造實現工匠精神工具化，才是弘揚工匠精神最重要又最容易被忽視的路徑與方式。
本文註釋
（1）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中國工業發展報告（2016）》，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16 年，第 241 頁。（2） 王新哲、孫星、羅民：《工業文化》，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16 年，第 245-247 頁。（3） 辭海編輯委員會：《辭海》（第六版彩圖本），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 年，第 714 頁。（4） 檢索時間為 2020 年 4 月 13 日。（5） 宋應星：《天工開物》，潘吉星譯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174-180 頁。（6） 中國矽酸鹽學會編：《中國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年，第 341-343 頁。（7） 陳振中：《先秦手工業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761 頁。（8）《考工記》，聞人軍譯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1 頁。（9） 必須注意的是，在《考工記》所記載的百工中，有專門的“匠人”。但這裡的“匠人”並非泛指工匠，而是指專門從事土木營造的人， 故有“匠人建國”和“匠人營國”之說。此處的“國”指城邑，“建國”與“營國”均指建城。這表明，在《考工記》的時代，“匠” 是有專門所指的。而嚴格來說，營造城郭宮宇不屬於今天意義上的製造業。（10）《考工記》，第 1 頁。（11） 同上，第 2 頁。（12）《考工記》，第 23 頁。（13） 同上，第 106 頁。（14） 方勇譯註：《墨子》，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第 20-21 頁。（15）〔美〕菲利普 · 津巴多等：《津巴多普通心理學》，錢靜等譯，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 年，第 391 頁。（16） 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6 年，第 187 頁。（17） 同上，第 187 頁。（18） 同上，第 187-188 頁。（19） 孫銘編著：《簡牘秦律分類輯析（上卷）》，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4 年，第 121 頁。（20） 同上，第 123 頁。（21） 同上。（22）〔美〕塞繆爾 · 亨廷頓、勞倫斯 · 哈里森主編：《文化的重要作用：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進步》，程克雄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 年，第 9 頁。（23） 李昭祥：《龍江船廠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92-93；99-100；107；134-135 頁。（24）〔英〕彼得 · 阿克羅伊德：《威尼斯：晨昏島嶼的集市》，朱天寧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8 年，第 185 頁。（25） Robert C。 Davis， Shipbuilders of the Venetian Arsenal： Workers and Workplace in the Preindustrial City，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4。（26） Robert C。 Davis， Shipbuilders of the Venetian Arsenal： Workers and Workplace in the Preindustrial City， p。 31。（27） Ibid。， p。 32。（28） 沈括：《夢溪筆談》，北京：團結出版社，1996 年，第 221 頁。（29） 同上，第 365 頁。（30）〔英〕波斯坦等主編：《劍橋歐洲經濟史（第 3 卷）》，周榮國等譯，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 年，第 232 頁。（31） 同上，第 231 頁。（32）〔英〕愛德華 · 露西 - 史密斯：《世界工藝史》，朱淳譯，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6 年，第 116 頁。（33）〔英〕E。P。 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上）》，錢乘旦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 年，第 303 頁。（34） Brooke Hindle and Steven Lubar， Engines of Change： The Americ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90-1860，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Books， 1986， p。 152。（35） Ibid。， p。 218。（36） David A。 Hounshell， From the American System to Mass Production， 1800-1932，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37） Ibid。， p。 25。（38） Ibid。， pp。 32-35。（39） Brooke Hindle and Steven Lubar， Engines of Change： The Americ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90-1860， pp。 227-232。（40） David A。 Hounshell， From the American System to Mass Production， 1800-1932， pp。 32-35。（41）〔美〕戴維 · 諾布林：《生產力：工業自動化的社會史》，李風華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98 頁。（42） David A。 Hounshell， From the American System to Mass Production， 1800-1932， p。 44。（43） Ibid。， p。 21。（44） Ibid。， p。 49。
（45） James J。 Farley， Making Arms in the Machine Age： Philadelphia’s Frankford Arsenal， 1816-1870， University Park， P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2。
（46） Ibid。， pp。 53-55。
（47） Ibid。， pp。 58-59。
（48） David A。 Hounshell， From the American System to Mass Production， 1800-1932， pp。 73-75。
（49） David A。 Hounshell， From the American System to Mass Production， 1800-1932， p。 85。
（50） Ibid。， pp。 91-93。
（51） David A。 Hounshell， From the American System to Mass Production， 1800-1932， p。 159。
（52） Ibid。， p。 161。（53） Ibid。， p。 182。（54） Ibid。， p。 185。
（55） David A。 Hounshell， From the American System to Mass Production， 1800-1932， p。 217。（56）〔德〕維爾納 · 馮 · 西門子：《西門子自傳》，博達譯，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03 年，第 46-47 頁。
（57） Jürgen Kocka， Industrial Culture and Bourgeois Society： Business， Labor， and Bureaucracy in Modern Germany，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Books， 1999， p。 2。
（58） Jürgen Kocka， Industrial Culture and Bourgeois Society： Business， Labor， and Bureaucracy in Modern Germany， pp。 4-5。
（59） Ibid。， pp。 5-7。（60） Ibid。， pp。 4-7。
（61） Jürgen Kocka， Industrial Culture and Bourgeois Society： Business， Labor， and Bureaucracy in Modern Germany， p。 9。（62） Ibid。， p。 11。（63） Ibid。， pp。 14-15。（64） Ibid。， p。 16。
（65） Wilfried Feldenkirchen， Siemens， 1918-1945， Columbus， OH：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5。（66） Jürgen Kocka， Industrial Culture and Bourgeois Society： Business， Labor， and Bureaucracy in Modern Germany， pp。 16-17。
（67） Jürgen Kocka， Industrial Culture and Bourgeois Society： Business， Labor， and Bureaucracy in Modern Germany， p。 18。
（68） Charles Babbage， 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6。
（69） Ibid。， p。 214。（70） Ibid。， p。 51。
（71）〔美〕戴維 · 諾布林：《生產力：工業自動化的社會史》，第 240 頁。（72） 同上，第 168、240 頁。（73） 同上，第 299-300、336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