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德五年使吳越使是什麼意思
在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上，農民起義是一個不斷出現的現象，“農民起義推動了歷史發展”是我們腦海裡的一條經典歷史規律。所以，很多人覺得，農民起義是一個世界史普遍現象。
但實際上，
中國的農民起義，在世界史是
獨一無二
的特殊現象
。
01
獨特的農民起義
中國古代的農民起義，其次數之頻繁、程度之劇烈，全球無二。
幾乎每一次的改朝換代，都伴隨著大規模的全國性農民起義，而且這些起義都以推翻政權為目標。秦朝的陳勝吳廣起義、西漢的綠林軍、東漢的黃巾起義、隋朝的瓦崗寨、唐朝的黃巢起義、宋朝的梁山泊和方臘、元朝的紅巾起義，然後就是明朝的李自成和清朝的太平天國。
這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農民起義，
動輒百萬之眾
，他們基本上把原來的社會結構破壞得很徹底，所到之處，如同大帝出征寸草不生。
除了這些王朝衰敗期的大型起義外，
王朝統治穩定時期的中小型起義更是不斷
，遍佈中國歷史的每一頁。
古代中國的經濟文化最高峰為宋朝，從宋太祖乾德三年（963年）的第一次農民起義，到宋朝末年（1275年）最後一次農民起義，
宋朝前後300餘年中經歷了433次農民起義
，其中230次發生在北宋，203次發生在南宋，平均一年就有1。4次。
古代中國的專制最高峰為清朝，《清實錄》記載的農民起義超過
300次
，平均每年一次多。
最後一個漢人王朝明朝，從明初開始就起義不斷，
總共爆發100多次
，其中王朝中期1510年的劉六劉七起義，持續3年，席捲好幾個省份。
可以說，
農民起義陪伴著王朝一生
。
但是，世界其他地區不是這樣的。
西歐直到公元8世紀才有農民起義的記載，從8世紀到16世紀的800年間，西歐數得上的農民起義不超過8次，
而且這些農民起義沒有一個以推翻政權為目的
，西歐沒有一個王朝是民眾起義推翻的，這些起義更像是社會抗議，而不是造反。
中東和印度，極少看到農民起義的記載，日本也是。
俄國發生過較多次數的農民起義，並且有些以推翻政權為目標，但一方面這些農民起義集中在彼得大帝改革後的18世紀和19世紀，總體次數遠不及中國，另一方面從來沒有發生農民起義的改朝換代。
所以，
動不動就要來一場起義，還總想著“殺到東京奪了鳥位”
，這種頻繁而劇烈的農民造反，
全球只有中國存在
。
02
地主不背鍋
為什麼中國會出現頻繁劇烈的農民起義，歷來有諸多解釋。但最常見的理由，是
土地兼併
。
王朝建立之初，推倒重來，重新分配土地，有了土地的農民就會過好點；到了王朝中後期，地主侵佔農民土地，導致“富者連田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王朝末期，這些地主拼命壓榨農民，農民走投無路，只好揭竿而起。
這就很多人根深蒂固的看法。就連教科書也一再強調“農民起義沉重打擊了地主階級，促使部分地調整生產關係”。
總之，都是地主的錯。
但是，近年來的歷史研究，已經比較好地推翻了這個觀點。
秦暉一直進行農民學研究，他對關中地區仔細分析後，發現自隋唐以後，“關中無地主”，也就是說，
關中的大部分土地都掌握在自耕農手裡
。而且，秦暉在《關於傳統租佃若干問題的商榷》中總結道，
古代中國的自耕農一直佔有較大比重，相比世界上其他國家，
中國的土地分配比較公平
，好於世界上絕大多數傳統與現代國家。
因此，秦暉認為，無論是橫向比較還是縱向比較，中國古代並不存在嚴重的土地兼併問題。
中國社科院《中國近代通史》在分析清朝時，也是這種看法，在整個清朝時期，土地集中的程度是差不多的，
土地兼併越來越嚴重的趨勢並不存在
。
張宏傑在《簡明中國史》直截了當地指出，
“古代中國的土地分配一直較為公平”在近年來基本成為學術界共識
。
從邏輯上講，如果土地兼併越來越嚴重，就意味著剩餘土地越來越少，土地價格在王朝後期應該是越來越貴。但事實上，王朝後期的土地價格往往越來越便宜。
因為很多農民已經把土地當成一個負擔，想白送人都沒人要
。
“村野愚懦之民以有田為禍”， “欲以地白付人而莫可推”， “地之價賤者畝不過一兩錢，其無價送人而不受者大半。”
所以，
大規模流寇主要爆發在自耕農為主、租佃率較低的地區
。比如明朝，北方以自耕農為主，南方耕種地主土地的佃戶較多，但明朝的農民起義集中在北方，南方極少。
而且還有一個重要的歷史現象，王朝後期，
田園荒蕪十分普遍
。如果農民的土地是被迫奪走的，那麼他們完全可以來種植這些荒田，但現實是，他們寧願逃亡餓肚子也不願意留下來種地。
1627年，明朝官員吳應箕路過河南真陽，
所到之處，都是荒蕪之田
，長滿了茅草，他問當地人為什麼不耕種，幾個人回答道：稅費太重，承受不了，只好逃亡。
李俊麗就在論文《明代前期北方地區流民成因研究》指出：
並不是土地兼併造成了逃民，而是民先逃跑，而後土地被侵佔
。
這些歷史研究已經清楚地表明，
並不是土地兼併造成農民被迫失去土地而選擇逃亡，而是沉重的稅負導致農民無法耕種，導致
農民棄地而逃
。
中國社科院《中國近代通史》也認為，導致清朝衰亡的，不是所謂的土地兼併，而是“凌駕於社會之上、充當社會調節力量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級官員”。
因此，
農民起義，並不是農民與地主的矛盾，而是農民與政府的矛盾
。所謂官逼民反，而不是主逼佃反。
我在讀書群裡做了如下總結：
描寫農民起義的《水滸傳》，沒有任何反映地主與佃戶的矛盾，用秦暉的話來說，
書裡講的是一群地主帶著一幫農民、佃戶來造官府的反
。智取生辰綱，生辰綱是政府的東西，而不是地主的。
歷代農民起義反抗政府，從他們大肆屠殺官員就能看出來。
陳勝吳廣“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隋末農民起義“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黃巢起義“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張獻忠“蕩平中土，剪除貪官汙吏”；
而且殺官的手法極其殘忍
。東晉孫恩起義，“所至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輒肢解之”，所到之處，將官員剁成肉泥，分給他們的妻子孩子吃，不肯吃就肢解；宋朝方臘起義，“凡得官吏，必斷臠支體，探其肺腸，或煎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肢解並掏空身體，或熬成膏油，或是亂箭穿心。
最有代表性的是李自成，口號是“迎闖王，不納糧”，這個納糧，指的是交給政府的皇糧，而不是給地主的租子。1641年，李自成抓獲河南福王朱常洵。這個300斤的大胖子，被李自成斬首，身體和鹿肉一起放在鍋裡煮熟，燉了一大鍋，擺酒開宴，稱為“
福祿酒會
”。
從這些歷史材料都能明顯感受到，
農民起義對政府的強烈仇恨
。
03
越來越重的稅負
看到這裡，很多人會有疑問，古代中國的大一統，使得紛爭減少，帶來了和平。而且，古代中國的文明高度，在全球十分出色。中世紀的歐洲老百姓多麼窮啊，那些啟蒙思想家直到18世紀還在羨慕中國的富庶。
按道理講，這是一個“制度優勢”，農民應該擁護這個制度啊，
怎麼反而比分裂的歐洲帶來了更多的農民起義
？他們怎麼會如此痛恨當朝政府呢？
在很多襲自百人的腦文章抄海里，封建割據下，國家四分五裂，戰爭連綿不斷，諸侯都是世襲，老百姓沒有上升空間， 還要忍受家號諸侯領主的殘酷剝削。中國卻是統一的大帝國，國家直接為民做主，打掉了中間的諸侯領主的剝削，老百姓應該活得更好啊。
然而事實是，封建割據的西歐農奴，其生活水平並不見得比中國的農民低。
其中一個關鍵原因是，
西歐農奴的稅負遠比中國農民
穩定
。
諸侯的領地是世襲的，他們對待領地農奴不會像官僚那樣殘暴，他們必須考慮長遠利益，莊園農奴的過勞死或逃亡對他們很不划算。而且，西歐領主與農奴是有白紙黑字的
契約
的，契約規定相互之間的權利、義務和稅賦。
契約的主要內容，一般沿襲不變，幾百年下來就會形成一種慣例。因此，農奴的稅負水平，可以長時間保持穩定。
南京大學的雍正江在論文《15-17世紀英國農民福利保障模式轉型研究》中得出結論，“
一個佃戶的地租往往長達200年或250年保持不變
”。
農奴只對領主負責，而中國古代的農民通常會受到各級官吏的壓榨。朝廷規定的名義稅率通常很低，比如西漢和明朝只有1/30，但是透過層層加碼和各級剋扣，
農民的實際稅負往往增加數十倍
。
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
官僚系統必然擴張，腐敗程度必然加劇
，“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這些官僚只對上面負責，他們的利益在於升遷，反正幹個幾年就要走人了，因此很容易出現暴虐百姓的事情。最終的結果就是：
老百姓的實際稅負與名義稅負出現較大的偏差，而且這個偏差往往越來越大
。
比如，秦朝時期的官方稅率是1/12，但社會崩潰了；西漢的稅率長期都是1/30，但漢武帝時期，“關東流民二百萬”“海內虛耗，戶口減半”。
在絕對稅率的比較上，西歐農奴的稅率普遍在1/4-1/2之間，這個稅率介於中國王朝的前期與後期之間。
我們可以打個簡單的比方，100年內，中國農民與西歐農奴的平均稅率都是1/3，不同的是，西歐農奴一直是1/3，中國農民前期是1/6，中期是1/3，後期是1/2。
當上級單位試圖增加稅負時，西歐農奴有契約和莊園法庭進行申訴和妥協，但中國古代是權力壓倒一切、權力支配一切，沒有了諸侯、貴族等中間層，
農民直接面對權力的鞭笞，根本無力抗衡
，對於官府的增稅行為，中國農民沒有申訴渠道和博弈空間，從而導致稅負單調上升，直到突破臨界點。
有人肯定會問，如果中國農民的生活狀況不見得比歐洲農奴好，但古代中國比歐洲富庶是沒有疑問的，這怎麼解釋呢？其實，這種矛盾很好解釋：
古代中國的統治階級生活狀況遠好於歐洲領主
，因為好處都被既得利益者攫取了。
04
沒有低保
高稅負並不必然導致社會動盪，因為一方面一部分稅賦會用到社會保障，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另一方面如果有低保，農民但凡能活下去，也不會鋌而走險走上起義的不歸路。
一般來講，國家權力與責任是匹配的，高稅負就是高福利，低稅收就低福利。但古代中國的權責是失衡的，權力大於責任，因此政府權力很大，對民間控制能力很強，
稅收很嚴厲，但不承擔社會福利
。
古代中國信奉法家的治國理念：“
國富
而貧治”、“民弱，國強；民強，國弱”
。先天反對回饋於民的福利模式，而是強調盡最大可能地汲取民力，將利益留在上層，任何多餘的好處都不會留給百姓。
有人會說，古代中國有義倉，非常時刻可以開倉濟民。但是，
這些義倉基本上是擺設
，要麼沒有存糧或者糧食發黴，能吃的糧食早就賣掉了，““比年賑貸，多為奸吏所欺，徒有虛名，惠不及下”；要麼爛在義倉也不願意救助災民。
典型證據就是，中國歷史上每個朝代都會上演
糧倉失火
，隋朝滅亡時洛陽糧倉堆滿了糧食。
即便朝廷想賑災，經過各級官僚的層層盤剝，到災民手裡也所剩無幾，歷朝歷代都有處決賑災貪汙的官員。電視劇《鐵齒銅牙紀曉嵐》裡和珅與紀曉嵐在監獄的那段經典對話流傳甚廣，朝廷下撥了糧食，但災民吃的是餵豬的糠麩，和珅還認為這並沒有什麼大不了，因為官字兩個口，
先餵飽上面的官，才能喂下面的民
。
所以一到災荒，中國農民的境遇非常悲慘，
餓殍遍野和人吃人幾乎是每個朝代都會上演的戲碼，甚至還有易子而食
。
比如1616年，山東諸城縣舉人陳其猷進京會試，途徑在災荒地區，就看到有人若無其事地割人肉剝人皮。過了半日，見到一位老婦看著鍋裡煮的一個孩子傷心哭泣，陳其猷就問：既然要吃他，為什麼還哭呢？老婦說：
這是我的孩子啊
，我要是不吃，別人就會搶著吃了。陳其猷感覺毛骨悚然，幾天吃不下飯。
正是這種過渡汲取和缺乏低保，形成了王朝的週期性崩潰和農民不斷起義。對於農民而言，餓死也是死，起義也是死，還不如起義爭取一線生機。
只能有人大聲一呼，這些饑民紛紛響應。不管朝廷怎麼鎮壓，只要兵馬散去，
流民起義就會捲土重來
。電影《大明劫》裡明軍將領孫傳庭的一句話就非常經典：他李自成可以失敗十次一百次，我孫傳統一次都輸不起。
但西歐農奴不是這樣的，他們有基本的保障。天災降臨時，領主負責救濟農奴，它們會給農奴發放糧食，確保他們能活下去，這樣做符合領主的直接利益，因為他需要這些勞動力，
而且救濟一個農奴的成本低於購買農奴的成本
。
在領地裡，如果一個農奴死去，領主要負責養活他的家人，如果孩子的父母雙亡，領主自動成為監護人。這就保證了農奴不會因為死亡或破產而全家流離失所。
但古代中國，農民死了，他的家人只能投靠親友，政府是不會管的。如果無人接濟，他們就成為了流民。
因此，歐洲中世紀也會發生大面積的災荒，
但很少有大面積的流民
，因為領主會盡量讓農奴活下去並把他們固定在領地內。
正是因為這些體制原因，
導致看起來遠比歐洲富庶的古代中國，其人均壽命並沒有明顯比歐洲高
。根據民國時期許仕廉《人口論綱要》以及1936年實業部公佈的的統計資料，古代中國人的平均壽命
30歲
左右。根據敦煌出土的敦煌戶籍記載，以及其他一些學者的相關研究，古代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在
27~35歲
之間。
中世紀歐洲人的平均壽命也差不多這個水平，蒂爾尼和佩因特合著的《西歐中世紀史》寫道，13世紀英格蘭的平均壽命是
35歲
。13世紀是西歐相對發展比較好的時期，但相比西歐大陸的法德意，英格蘭比較窮。
總體來講，古代中國農民的人均壽命，與西歐是一個水平。這與兩個地區的農業文明發展水平是不相符的。
05
農民起義是專制制度的專屬品。
中國在上千年的先秦社會，幾乎沒有農民起義的記載，即便是列國紛爭的春秋戰國時期，也沒有農民起義。但秦朝剛剛建立不久，就爆發了史無前例的陳勝吳廣起義，以此為開端，農民起義成為常規操作。
俄國在基輔羅斯的四五百年間，沒有農民起義，莫斯科公國統一俄羅斯確立專制制度後，囊括了俄羅斯有歷史記載的農民起義。
法國在千年中世紀，只有零星的農民起義，從波旁王朝16世紀逐步確立專制制度到1793年法國大革命，農民起義普遍發生，17世紀被稱為法國農民戰爭的世紀。
在專制統治者的眼裡，
百姓不是天下，而是代價
。樞密使文彥博就對宋神宗說過，“
皇上與士大夫治天下，而不是與百姓治天下
。”電視劇《鐵齒銅牙紀曉嵐》和珅還說過，災民還算人嗎？
張宏傑在《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中說過一句狠話，
專制制度是一種十分低階的社會組織，連動物都會使用
。農民就是這種專制制度的犧牲品，農民起義就是專制制度的必然結果。
想了解更多精彩內容，快來關注
家國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