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陵氏是誰
一
我們的經典，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經典，不是五經，不是九經，不是四書五經，不是十三經，而是現代人眼中最能代表中國古典智慧的書。
我向讀者推薦四本書：《論語》、《老子》、《孫子》和《周易》。
為什麼我把這四本書當經典閱讀的基本教材，我想講一下我的理由。
第一，這四本書，是中國古典學術的代表作。先秦學術是諸子之學。諸子百家，影響最大，是儒、道兩家。《論語》是儒家的代表作，《老子》是道家的代表作。這兩本書，毫無疑問是先秦思想的代表作。另外兩本也很典型。古代有兩門學問，一門是治國用兵，一門是數術方技。治國無經典（有也不能講），用兵有，《孫子》是先秦兵學的代表作；數術方技，古代有個到處應用的理論，叫陰陽五行說，陰陽五行說也沒有經典，只有《周易》經傳，影響比較大，涉及這個理論。
第二，這四本書，年代最早，篇幅最小，《論語》約有15000字，長一點。《老子》、《孫子》、《周易》，都是約5000字的小冊子（今本《孫子》在6000字上下）。其他古書，如《管子》、《墨子》、《莊子》、《韓非子》、《呂氏春秋》，哪一本都比這幾本大。讀經典，先讀年代早的小書，再讀年代晚的大書，順著讀，效果最好。
第三，這四本書最富智慧。中國典籍傳入歐洲，約400年，他們挑來挑去，看中的正好是這四本書，譯本最多。它們比其他古書更能代表中國文化，也更容易融入世界文化。
簡單說，我的理由是這三點。
二
不過，我想把問題說得深一點、遠一點。
我希望讀者明白，這四本書，只是一個視窗。它們的背後，還有更宏大的背景。它們只是樣品。
我想，沒人懷疑，中國思想史和中國學術史最燦爛輝煌的時代，肯定是先秦時代。這個時代，人才輩出、思想活躍。它和歐洲文明最偉大的古典時代一樣，同樣屬於雅思貝斯所謂的“樞軸時代”（或譯“軸心時代”），也是一種世界性的現象。
我們都知道，先秦時代是子學時代，先秦學術是諸子之學。諸子百家平起平坐，是一種自由學術。當時，六經是裝在子學的瓶子裡，是子學的一部分，不像漢代，獨尊儒術，只有六經最重要。漢代學術是經學時代。經學時代和子學時代不一樣。儒經第一，儒子第二（《論語》、《孟子》成為傳記），其他流派，其他流派依託的各種技術，皆不足道，或存或亡，倖存者，只能降居儒學之附庸。這不是中國古典學術的本來面目。
歐洲的文藝復興，是重歸古典，反宗教專制，倡思想解放，不是回到中世紀。
當今侈談文藝復興者，正好相反，此不可不察也。（1）
研究諸子之學，有六篇材料，是骨幹的東西。
（一）《莊子·天下》
《天下》說，天下治“方術”者太多，皆以其學為不可加。《天下》所謂的“方術”是古代的技術（比後來說的“方術”寬），即上面說的數術方技和治國用兵之術。它要講的不是這些，而是“道術”。所謂“道術”，是思想，最初，只有“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百家之學，就是從其中散出，“道術將為天下裂”。
它講“道術”，主要有六個流派：
（1）“鄒魯之士、搢紳先生”，是儒家。
（2）墨翟、禽滑釐，是墨家。
（3）宋鈃、尹文，是接近墨家的流派。
（4）彭蒙、田駢、慎到，是法家。
（5）關尹、老聘，是道家。
（6）惠施、桓團、公孫龍，是名家。
它沒提到陰陽家。
（二）《荀子·非十二子》
《非十二子》不是泛論學術史，他只批評12個人，惡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
（1）它囂、魏牟，毛病是放縱情性。《天下》沒提到。
（2）陳仲、史，毛病是壓抑情性。《天下》也沒提到。
（3）墨翟、宋鈃，毛病是不講差別。前者是墨家的鼻祖，後者和墨家有關。
（4）惠施、鄧析，毛病是喜歡詭辯。他們是名家，《天下》沒提到鄧析。
（5）慎到、田駢，毛病是玩弄法律。他們是法家。
（6）子思、孟軻，毛病是假造傳統，偽託聖賢。他們是儒家。
荀子是儒家。儒家各派，他最恨子思、孟子，斥之為儒家之罪人。子張、子夏、子游的後學，他也看不上，唯一稱道的，是仲尼、子弓。
這篇東西，也沒提到陰陽家。
（三）《韓非子·顯學》
《顯學》說，“世之顯學，儒、墨也”，只講儒、墨。先秦子學，早期，主要是儒、墨。儒分為八：
（1）子張之儒，即子張（顓孫師）的後學。
（2）子思之儒，即子思（孔子孫孔伋）的後學。
（3）顏氏之儒，孔門八顏子，顏氏之儒，不一定是顏回的學生。
（4）孟氏之儒，即孟子的後學。
（5）漆雕氏之儒，可能是漆雕啟的後學。
（6）仲良氏之儒，即仲樑子的派別，仲樑子可能是曾子的學生。
（7）孫氏之儒，孫氏是孫卿，這是荀子的後學。
（8）樂正氏之儒，是曾子弟子樂正子春的派別。
孔門七十子，子夏、子游、曾子、子張最後。子思、孟子更在七十子之後。《顯學》無子夏之儒，最奇怪。上博楚簡，顏回的“顏”和言遊的“言”寫法一樣，我很懷疑，顏氏之儒，或即子游的後學。這些派別，主要是戰國晚期的儒家。
墨分為三，互稱“別墨”：
（1）相里氏之墨。《天下》稱為“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
（2）相夫氏之墨。
（3）鄧陵氏之墨。《天下》提到“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
（四）劉安《淮南子·要略》
《要略》是分國敘述。它提到：
（1）魯國：“儒者之學”和“墨子”。
（2）齊國：“管子之書”和“晏子之書”。
（3）韓國：“申子刑名之書”。
（4）秦國：“商鞅之法”。
另外，它還提到“縱橫修短”之術，沒說具體國家。
（五）司馬談《六家要指》
它有三種敘述順序：
（1）陰陽、儒、墨、名、法、道德。
（2）儒者、墨者、法家、名家、道家、陰陽家。
（3）陰陽、儒者、墨者、法家、名家、道家。
其中第三種是主要順序。
司馬談是史官，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最重陰陽家和道家。陰陽主於術，不是思想流派，放在最前。儒、墨是顯學，稱儒者、墨者，有別於後三家，放在其次。法、名是術，古人叫刑名法術，放在更其次。最後是歸總於道家。
（六）班固《漢書·藝文志·諸子略》
班固的分類是根據劉向、劉歆，他們把古書分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六門。其中子書，有所謂“九流十家”。十家，可以歸為兩類：
（1）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這六家就是司馬談的六家，但順序不一樣。西漢晚期，儒家最尊，其次是道家。當時盛行陰陽災異，陰陽家也有一定地位。這是最主要的三家。法、名二家，屬於刑名法術之學，秦代盛，漢代臭，幾乎成為酷吏的符號或代名詞，排在後面。墨家則銷聲匿跡（《史記》無傳），最後歸宿是神仙家（東漢有墨子派的神仙家）。
（2）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這四家，是新增。縱橫家，見《要略》，是外交遊說之術。雜家，是百科全書派。戰國晚期，派別融合，很多思想家，都是通人。個人全能玩不下去，還有《呂氏春秋》、《淮南子》這樣的集體創作。農家，是重農派和農業技術混在一起。小說家，只是稗官野史、瑣語叢談，都不是思想流派。
班固說，九流十家，都是從古代的王官之學散出，每一家對應於一種王官，這是有名的王官說。
閱讀經典，我們要知道，古人的思想分類法和學術分類法是什麼樣。
三
中國哲學史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產物。這個運動，不管有什麼過火之處，它的偉大成果是確立了新學的主導地位，這點不能抹殺。
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打倒的只是店，而不是孔子。孔子走下聖壇，重歸諸子，意義非常大。別的不談，光對恢復傳統文化的真實面貌，就有不可估量的意義。因為，沒有這一步，就沒有中國哲學史，更沒有中國思想史或中國學術史。
（一）說馮、胡異同
中國哲學史的開山鼻祖有兩位先生，一位是胡適，一位是馮友蘭。他們的哲學史都是中西合璧的新學術，不是傳統的經學，不是傳統的子學。
當時，中國文運，一如國運，兵敗如山倒。百廢待興，一無所有，大家是在中國的子學中尋找對等於西方概念的“哲學”。子學之盛，清季已然，西學為它注入了新的活力。儒家獨尊、死水一潭的局面，是被這種東西打破。
胡適，洋博士，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身。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捲上（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年），是1917—1918年他在北京大學講中國哲學史的講義，討論範圍是先秦子學。後來，還有一本《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上海：中國公學，1930年油印本）。
馮友蘭是北大哲學系的學生，1919年也負笈哥大。繼胡適之後，他出版過兩卷本的《中國哲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和英文字《中國哲學簡史》（麥克米倫公司，1948年）。馮氏後來居上，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國外，都比胡適影響大。（2）他的《中國哲學史》第一篇《子學時代》，還有《中國哲學簡史》的前十六章，都是討論先秦子學。（3）
馮、胡異同，值得回味。
馮、胡二人，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競爭對手。他們都留學美國，都鑽故紙堆，作同樣的題目。一般印象，胡適喜歡懷疑，比馮氏更美國；馮氏趨於保守，比胡適更中國。胡適捧戴東原，馮氏吹朱晦庵。馮氏解釋說，這是漢、宋之別：胡適是漢學，他是宋學。其實，他們都是不中不西，不新不舊，唯激進、保守，程度不同耳。
他們有三大分歧：
（1）諸子是否出於王官，胡說不出，馮加限定而承認。
（2）先秦是否有六家，胡說沒有，馮加限定而承認。
（3）孔子和老子誰先誰後，胡說老先孔後，馮說孔先老後。
這三大問題，中國的學術界，西方的學術界，一直有爭論。
（二）諸子出於王官嗎？
《漢書·藝文志》的六種書，六藝、諸子、詩賦是學，古人叫文學；兵書、數術、方技是術，古人叫兵書和方術。前者是人文學術，相當今天的文、史、哲，後者是古代意義上的科學（和各種迷信）。班固說，諸子出於王官，即古代政府的職能部門，這從一開始就是引起爭論的話題。
中國哲學史，是西化的產物。開始搭架子，先要問什麼叫哲學。哲學的概念，當然是從西方來，標準是形而上。胡適的哲學史，其實是子學，他從子學找哲學，主要是名學，但名學只是子學之一端，實難以此為範圍。馮氏雖以弘揚民族哲學為號召，也一樣以西方的哲學概念為繩墨，明確說明，他不討論術。比如《孫子》，他就不收。他們的取材範圍，都是狹義的諸子，重學不重術。
胡適的體系是基礎，該講的都已講到，整個佈局，粲然大備。儒家，孔、孟之間有七十子，孟、荀之間有儒家八派；墨家，有墨子、別墨；道家，有楊朱、老子、莊子。其他諸子穿插其間。這是基本框架。馮氏是在這個基礎上往下做，從子學到經學，從經學到玄學，從玄學到理學，從理學奔近代，順流而下，百川歸海是歸於儒，孔是思想教皇。他的三史，是直通六書，一切為尊孔做準備。書，越寫越多，越寫越大，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都是取胡適而代之。此公酷愛三段式，講先秦儒家，講先秦道家，都是三段。儒、墨、道，儒家是終結者。
胡適的佈局，即使從今天看，也仍然有其長處。特別是儒家，從今天的出土材料看，講完孔子，就是七十子，佈局比較好，氣魄也更宏大。胡適主張，中國哲學史，應改名叫思想史，把格局做大。馮氏關心的卻是重張儒學。表面上，胡小馮大，其實相反。
現在，學者主張把中國哲學史擴大，改造為中國思想史或中國學術史，這個想法，來自胡適。怎麼改造？還是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我認為，關鍵是要吸收術。比如《孫子》，怎麼沒思想，怎麼沒哲學？陰陽五行說，是典型的自然哲學，離開數術、方技，怎麼研究？我研究兵法，研究方術，就是蹚這個路。
總之，研究中國學術，我們要分清，什麼是學，什麼是術。即使是《諸子略》，即使是九流十家，也有這個分別。比如，諸子是否出於王官，關鍵就在學與術的區別。術，跟王官有對應關係，但學不同，沒法對號入座。
我們不要以為，古代的諸子可以離開術。棄絕術，學就架空了。我主張以術讀學，以諸子讀孔子。這樣才有思想史。
諸子百家，他們的技術傳統是什麼？他們的知識結構是什麼？這不是題外的問題。即使今天，思想和知識也是互為表裡。
（三）先秦是否有六家？
先秦是否有六家，有人說有，不但有，還有更多的家，一人一家，百家都嫌少；有人說沒有，不但道家沒有，法、名、陰陽也沒有，一無所有。這些說法，都源自馮、胡異同。胡適說，司馬談的分類，是漢代分類，不反映先秦，先秦無六家。近年，國內如任繼愈（4），國外如蘇德愷（5），都重張此說，西方漢學界，很多人都堅信這一點。
我的看法是，六家不是六個思想流派，而是半學半術各三家。司馬談講六家，不是講漢代學術，而是講先秦學術。六家，不能說完全沒有，如來源較早的儒、墨，就是最明顯的兩家，先秦諸子都這麼講，絕非虛構。道家晚出，邊緣模糊，不管叫什麼，非儒非墨，本身就是一大類。這三家是一類。另一類是跟術有關的派別，法、名是刑名法術之學，陰陽是數術方技之學，不是思想派別。道家晚出，講實用，與刑名法術和陰陽家說分不開，是個非常複雜的派別。
六家，其實是三家，儒家是古典派或保守派，道家是現代派或激進派，墨家是過渡。
無家說，全盤抹殺，不可取。百家說，像《漢志》那樣講，一人一家，一書一家，等於沒家。這是白馬非馬之辨，同樣不可取。
（四）孔、老先後的問題
儒、墨、道，孰先孰後，是個值得討論的問題。這個問題，價值取向最明顯。
胡適把《老子》擺在孔子前，是跟尊孔擰著來。（6）馮氏把《老子》擺在《論語》後，胡適不服氣，說他是信仰作怪。馮氏尊孔，不假，但這個問題，還是要平心靜氣，擺事實，講道理。
孔老先後，我的看法是，老子其人，也許比較早，但書是另一碼事，絕不可能在儒、墨前。
學者懷疑《老子》晚出，有一個原因是，老子的故事幾乎都是出自《莊子》，很有可能是莊子的虛構。其實，這還不是關鍵。關鍵是儒、墨、道對話的邏輯關係。馮氏把《老子》放在《論語》後，我同意。至於說，後到什麼地步，可以討論。近年，史華茲的書（7），葛瑞漢的書（8），都是把《老子》往後擺。馮氏擱《孟子》後，還比較接近。葛瑞漢把它放在《莊子》後（錢穆已有這種看法），郭店楚簡證明，太晚。
先秦諸子大辯論，《天下》講得很清楚，道術最初在儒，後來才散於天下。儒是第一發言者，最寂寞。孔子沒有對話者。墨是跟儒對著幹。對著幹，才熱鬧，兩者具有對稱性。道不同，跳出儒、墨之爭，超越儒、墨之爭，走得最遠。百家的基礎是三家，先是儒、墨，後是道，百家爭鳴由此起。
馮、胡異同，三大問題，在具體結論上，我更傾向馮氏。但我的理解，與信仰無關。
思想不能無的放矢。儒家是眾矢之的。在先的意義是當靶子。射箭先要有靶子。靶子的意義很偉大。
比如，胡適就是馮氏的靶子。
四
保守與激進，常常可以互補。上述異同，前兩條，胡適激進，馮氏保守；後一條，馮氏激進，胡適保守。西方漢學界，酷愛分，酷愛疑，前兩條取胡適，後一條取馮氏，正在情理之中。他們的思想史，大框架，是源自馮、胡二氏。
馮、胡二氏對建立中國哲學史，各有貢獻，兩者可以互補。但要說文化立場，我更贊同胡適。
胡適的貢獻，是開創性的，也是開放性的。他是真正的大師。
大師的意思是倡風氣之先，為後世奠格局，不是收攏包圓兒，不是顛撲不破。
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蔡元培講過四大優點，我看最重要，還是下面三點：
第一，胡適開創的中國哲學史，是以諸子為範圍，把古史和古書分開來，直接從老、孔講起，蔡元培說，這是截斷眾流，開風氣之先，厥功甚偉。這個格局是他開創的。馮氏是站在他的肩膀上才後來居上。
第二，胡適是把諸子擺平，有容乃大。蔡元培說，胡適的體系有“平等的眼光”，對儒家既不尊，也不批。（9）此語最為知言。胡適講諸子平等，是真正平等。馮氏講諸子，是“眾生平等，唯我獨尊”。他說，儒家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就像君主立憲制下的君主，其他派別，則如君主立憲制下的內閣。君主是萬世一系，然治國之政策，常隨內閣而改變。平等是儒家之下的平等。
第三，胡適想把子學做大，做成思想史，而不是相反，像馮氏那樣，子學做成經學，經學做成理學，理學做成新儒學（他張口閉口都是做聖人，應帝王）。書越寫越大，路越走越窄，失去中國思想的大氣魄，失去中國思想的自由精神。
中國哲學史，從一家之學，重歸六家之學或百家之學，我們一定不要忘記胡適。中國的學者要感謝他，西方的學者也要感謝他。
胡適不必氣短。
由於胡適的出現，中國的思想史才初具規模，開了一個很好的頭。
從此，不但墨家的地位、道家的地位被重新估價，儒家本身，也面臨重建。孔子和七十子，先進和後進，還有七十子之後，邁了輩兒的，都要重新理順；被遺忘了的，都要重新找回。特別是宋儒痛恨，明代革出教門的荀子，也要恭恭敬敬請回來。
民元前後，百廢待興，胡適的出現，引發的是正規化轉變。
他的書，和馮氏的書，方向正好相反，一個是從一家重返百家，一個是把百家再扯回到一家。馮氏似順而逆，胡適似逆而順。
今天，重溫這段歷史，我們要特別感謝胡適先生，因為沒有他，我們就不知道什麼叫百家爭鳴。他的方向，才代表了中國文化的新方向。
我說這麼多，您明白了嗎？
復興子學，才是重歸古典——我是說，真正的古典。
2007年12月9日寫於北京藍旗營寓所
（1） 現在的復古，都是迷宗教、政治和道德，過去叫道統和治統。不是復漢學（漢今文、漢公羊，大吹康子、廖子者流），就是復宋學（程、朱、陸、王）。
（2） 大陸批胡後，研究中哲史的，更少想起胡。
（3） 馮氏三史，《中國哲學史新編》最後。此書是他1949年後接受思想改造的成果（如吸收《孫子》，論《老子》是否兵書），這裡不討論。
（4） 任繼愈《先秦哲學無六家——讀〈六家要旨〉》，收入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史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433頁。
（5） 蘇德愷《司馬談所創造的“六家”概念》，《中國文化》第7期（1992年秋季號），北京：三聯書店，1993年，134—135頁；Kidder Smith，“Sima Tan and the invention of Daoism，‘Legalism，’et ceter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2，no．1（February 2003），pp．129—156．
（6） 胡適晚期，尊老敬孔貶墨。他說，老子是無政府主義，最高；孔子是個人主義，其次；墨子是集體主義，最下。並把秦政之失歸罪於墨家，漢政之得歸功於道家，都可反映他的價值取向。他不反對儒家，但也不獨尊儒術。
（7） Benjamin I．Schwartz，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Cambridge：Belknap Press，1985．中文字：本傑明·史華茲《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程鋼譯，劉東校，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
（8） A．C．Graham，Disputers of the Tao，La Salle：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1989．中文字：葛瑞漢《論道者——中國古代哲學論辯》，張海晏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9） 見蔡元培為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捲上）寫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