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路豪強是什麼意思
引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中大夫主父偃上了這麼一道奏疏：
茂陵初立，天下豪桀，併兼之家，亂眾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奸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
翻譯成大白話就是，主父偃建議武帝將地方豪強遷徙到茂陵（武帝為自己營造的陵墓）地區，此舉既可以充實京師，又能抑制地方豪族勢力，可謂一舉兩便。
漢武帝深以為然，聽從了主父偃的建議，下令“
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以上於茂陵
”。這便是西漢時期著名的《遷茂陵令》。
這道軟性剝奪豪強權勢、財富的政令一出，果不其然遭到了舉國抵制，名動一方的大俠郭解就是其中極具代表性的一員。
郭解為了逃過漢政府的強制遷徙令，自稱家財不足三百萬，並透過關節請託，找到了皇后之弟、長平侯衛青代為說情。
衛青對武帝道：
郭解家貧，不中徙。
《遷茂陵令》對抑制豪強有重大意義，武帝怎麼可能自壞法令？他提點衛青道：
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
一個平頭百姓手眼通天，能是一般人嗎？國家打擊的就是此類人。
於是郭解被強令遷徙茂陵，在郭解被遷當日，僅送行之人贈予的錢財就高達千餘萬，其勢力之強可見一斑。
大漢建國以來，除了劉邦曾“
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
”外，並無大規模的遷豪政策。為何在經歷了文景治世之後，到了國力強盛的武帝時期，大漢的統治者反倒要打壓這些地方豪強？其中到底有怎樣的歷史緣由呢？
豪強的興起
豪強的興起與地主階級走上歷史舞臺是密不可分的。
戰國以前土地都歸分封制下的貴族所有，這些個封建領主世卿世祿，永世享有爵位與土地。《禮記 禮運》就明確道：
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所以戰國以前，或者說西周與春秋時期，主流的社會階層就是這一級一級的貴族，稱他們為豪強當然不恰當，只能說他們是在宗法分封制下的貴勢。
從李俚、商鞅為代表的法家變法改制以來，以軍功地主為主體的新興地主階級開始崛起，舊有的分封制下世卿世祿特權被廢黜，貴族宗室也開始向宗法地主轉變。
等到秦始皇統一六國，中央集權制度形成，而六國舊貴族所代表的宗法地主勢力，也就成為了地方上的隱患，最早的豪強勢力便出現在朝廷的視野之內。
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在秦始皇兼併天下後，
徙天下豪傑於咸陽十二萬戶。
這是我國正史上的第一次大規模遷徙豪強的記載，始皇帝這樣做的目的自然是為了保障秦帝國統治穩定。六國貴族不論在政治上、經濟上都對地方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將他們遷徙到關中秦帝國的統治中心，便能極大削弱舊貴勢力的根基。
秦朝滅亡後，本就在亡秦過程中出過大力的六國舊族後裔們，又重新形成龐大的地方勢力。劉邦建漢稱帝后，婁敬便建議：
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民，東有六國之強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六國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
婁敬的意圖很明顯，就是為了加強中央的實力，削弱地方，達到“強本弱末”的目的。
但西漢中期，尤其從武帝開始，漢政府著重打擊的豪強，卻並不是這些六國貴舊後裔，更不是軍功集團，而是大商賈。之所以如此，正是於漢初特殊的歷史環境有關。
漢五年（公元前202年），劉邦稱帝的頭一年，為了恢復生產，當年五月，劉邦令
兵皆罷歸家。
並下詔：
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軍吏卒；爵及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已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漢初人口凋敝，田園荒蕪，劉邦遣散兵員，以軍功授予相應爵位，賜予土地，而公大夫以上的還有封邑，佔有大量耕地，如此一來等級分明的軍功集團就成了漢初的地主階級主體。
但這些軍功集團的主體地位非常短暫，因為商人階層也在漢初施行的放任經濟政策下，得到空前的發展。
《史記 貨殖列傳》中道：
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我們都知道，漢朝建立後，因連年戰亂，人口銳減，百業凋敝。物資匱乏到連皇帝的車駕都湊不齊毛色統一的馬匹，民間就更不用多說。
基於窮困的現實情況，漢朝政府也只能在政治、經濟上採取一系列的寬鬆政策，休養生息，恢復生產。儘管劉邦曾為了限制商人囤貨居奇，不僅對他們課以重稅，還剝奪了商人的政治權利，令“市井之子孫，不得仕官為吏”。但這顯然不符合事物的發展規律，商人在百廢待興的經濟環境下，依靠寬鬆的政策，必然能獲取高額的財富，如此經濟實力與政治地位的錯位，必然不能長久。而徵收商人重稅的結果，最終也只會將成本轉移到軍功階層、宗室貴族和普通百姓身上，顯然不是統治階級所願意看到的。
從惠帝和呂后執政時期，便開始“馳商賈之律”，文景之治時期，文帝和景帝兩代帝王都進一步放開了對商人經濟和政治權利限制。商民不僅有“冶鑄煮鹽”之利，漢政府還廢除了盜鑄錢令，允許民間鑄錢，此舉更是刺激了經濟的空前發展，大商賈們快速積累財富，富比王侯。
商賈的經濟地位空前提高，自然會交通諸侯權貴，謀求對等的政治地位。從文帝開始，漢政府推行“輸粟拜爵”政策，鼓勵百姓向朝廷上繳糧食獲得相應爵位，進而享受政治、經濟特權。當然，能拿出多餘且大批糧食的必然是大地主和富商大賈，因此商人不得為官的禁令名存實亡。景帝后二年，漢景帝正是鑑於當時實情，便正式取消了“市籍不得宦”的禁令。
漢初寬鬆的經濟政策，令商人階級迅猛發展，面對商品經濟的衝擊，在文景之後，軍功地主以及小民百姓所擁有的土地，在土地私有買賣之下，不可避免的被富商大賈兼併。這樣一來到了漢朝中期，大商賈地主們就成了在地方影響力巨大的“豪強”。
豪強的危害
司馬遷在《史記 平準書》中記載：網
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併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
豪強大行兼併，在地方作威作福，他們不僅“以強凌弱，以眾暴寡”，就連一郡長官都不敢輕易招惹，以至於有“
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
”的說法盛傳。
豪強們以他們所具有的經濟實力，囤積居奇，施行區域壟斷，“乘上之急，所賣必倍”，嚴重擾亂經濟秩序，造成漢政府的財政困難。
除此之外，豪強對土地的瘋狂兼併所帶來的危害更是劇烈。董仲舒就曾對此種現象做過深刻總結：“
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
”
豪強透過強取豪奪，逼迫自耕農“賣田宅，鬻子孫”，使得多數土地流轉到豪強手中。自耕農的破產，或賣身為奴，或成為流民。這樣不僅導致國家賦稅流失，徭役無人徵發，甚至尖銳的社會矛盾，還令失去土地農民們揭竿而起，嚴重危及漢朝的統治秩序。
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史記 平準書》
在武帝統治時期，隨著功臣集團和諸侯王國勢力的相繼消亡，地方豪強勢大已然成為帝國必須解決的主要社會問題。
漢武帝對豪強的打壓
為了打壓豪強，漢武帝主要採用三種手段對豪強進行削弱，首當其衝的便是文章開頭的遷豪政策。
遷豪政策畢竟具有侷限性，它能打壓的豪強非常有限，且手段溫和，對豪強並不能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那些被遷到茂陵的豪強，依靠本身經濟實力又重新形成新的地方勢力，西漢中後期赫赫有名的“茂陵子弟”便是對此類豪富之家的專稱。
第二種就是任用酷吏，特置刺史官巡視地方，辦理豪強欺壓地方，橫行不法的案件，雖然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豪強的氣焰，但效果並不明顯。豪強之家廣置莊園，擁有一定的護衛武裝，在武帝用酷吏、刺史打壓豪強的同時，這些豪強勢力便給予地方無業遊民武力支援，致使群盜蜂起。
第三種便是在經濟政策上進行根本遏制。
武帝廢止了漢初以來的寬鬆、放任的經濟制度，將鹽、鐵、鑄錢等關係國計民生的暴利行業收歸官營，並在商品流通領域實行平準、均輸政策，以平定物價，打破豪強的壟斷。
除此之外武帝釋出一些抑制豪強富商的法令，元狩四年（前119）頒佈了算緡令。這道法令規定，商人必須繳納高額的財產稅，大商賈凡二緡（一緡為一千錢）抽取一算（一百二十文），小商販四緡抽取一算。
這樣法令自然遭到舉國抵制，豪強隱匿財產成風。為此元鼎三年（前114），武帝又頒佈了告緡令，嚴厲打擊呈報不實及隱匿不報的豪強，一經發現戌邊一年，並罰沒財產，有敢於告發者獎勵沒收財產的一半。
效果顯而易見，《史記 平準書》上記載：
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
漢武帝的鐵腕打擊，使得豪強勢力一度衰落，而國家財政因“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這就讓連年對外用兵、大興水利、土木工程造成的國庫空的財政危機得到緩解，並有效緩和了土地兼併的趨勢，維護了漢王朝的統治基礎。
但是大商賈們遭到致命打擊，便開始尋求階級立場的轉變，官僚、地主與大商賈所代表的豪強階層開始合流。
這種趨勢其實在武帝執政的早期就有苗頭，比如武帝的舅舅田蚡，依靠權勢強取豪奪，廣置莊園田土，極盡奢侈，官僚貴族已經開始向新的豪強勢力轉變。而大商賈所代表的豪民，也透過納錢、納粟等方式積極轉變為新官僚階層。
武帝末期的豪強之家出身的黃霸，就是靠捐官入仕，最終官居丞相。因而武帝后期那些豪民，不管是捐官，還是透過察舉制，很多都開始進入漢政府官僚階層，進而和原有的貴族官僚一道，形成了新的官僚豪強勢力。
他們享有政治、經濟雙重特權，漢朝政府也就不可能對他們做到有效打壓，所以武帝之後，抑制豪強的政策法令逐漸廢弛，豪強勢力反倒愈發強大。
而西漢滅亡後，東漢王朝本就是在豪強大族的支援下所建立，打擊豪強勢力更是淪為空談，豪族根深蒂固，不斷膨脹，最終在魏晉時期演變成了龐然大物的門閥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