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文紹具有怎樣的品質
中國古代商賈家訓是整個古代家訓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宋明以前，雖然在貴族仕宦和儒者的家訓中充滿了鄙視商人的觀念，但不少商人卻能自尊自重、敬業樂業和傳業子弟。中國古代商賈家訓產生於先秦，經過兩漢、隋唐時期的積累，至宋代因士商結合而發生轉折，到明清時期達到高峰。科學地總結與有選擇地吸取中國古代商賈家訓的經驗教訓，對當前商德建設是有借鑑意義的。
最早明確肯定商賈家訓價值並加以提倡的，是春秋時期齊國的著名政治家管仲（公元前645）。親自教育子孫經商並在商業史、家訓上發生重要影響的，當首推春秋時期棄官“下海”的越國大夫范蠡。西漢初年經商致富的任氏，則為後人留下了著名的商賈家約。從春秋到漢初，商賈家訓呈現出由商業知識的傳授與品德修養的培養相結合的趨勢。宋元以後，隨著富商巨賈的大批出現及其社會影響的擴大，商賈家訓也逐漸興起，並趨於成熟。以明清時期為代表的中國傳統商人家教的主要內容有：
一、立志從商教育。中國古代商人雖認為人的天賦資質有聰慧與魯鈍之別，但卻沒有生而知之者。清代山西商人編篡的《貿易須知》指出：“《論語》雲：生而知之者也，上。你看世上有多少生而知之之人乎？皆系口傳心授而知之。”正是基於這樣樸素唯物的認識，他們非常重視對子弟的教育，使他們立志從商。如清代汪淏教導子侄說：“農工商賈亦當立志，凡所作生理，如貓捕鼠，如雞抱卵，實心實意，不肯放過，此立志也。”（《生意世事初階》）許多大商人就是在父母教導下經商致富的。山西榆次鉅商常萬育小時“讀書家塾，用力甚勤，人皆許其能。”後因父親去世而家計日窘，其“母獨命學陶朱術”，要他學商謀生。他遵從母命，前後“經營二十載，家遂豐盈。”（張正明：《晉商興衰史》第230頁）以商為志而不以士為志，是明清時期商人階層崛起的心志表現。黟縣宏村富商汪定貴在住宅中專建“承志堂”，就是訓示子孫繼承父祖之業。有的商人居室中貼著“能受苦方為志士，肯吃虧不是痴人”對聯，以激勵子孫。太湖洞庭山商人羅舜工先祖或商或士，他戒子為士，但歸莊（1613-1673）卻認為，“然吾為羅（舜）工計，宜專力於商，而戒子孫勿為士。蓋今之世，士之賤也，甚矣”。（《歸莊集》卷六）當時，在工商業發達地區，商人的社會地位、經濟地位已高於一般的“士”，所以教子立志做商人已成為一種社會風尚。
二、從小學商教育。中國曆來有家教宜早的寶貴經驗。商賈們吸取了這一經驗，教育子弟在少年時就走向社會，學習商業知識。徽州有首民謠：“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做得生意，兒哪，孃的心頭肉；做不得生意，在外成鬼也孤幽。”這些歌詞的基本精神，就是父母狠心將孩子推向社會，讓他們透過“吃苦教育”、“挫折教育”，在實踐中學到商業知識，增加經商才幹。晉商也是如此；“山西人多商於外，十餘歲輒從人學貿易。”（紀昀：《閱徽草堂筆記》卷二三，《灤陽續錄》五）學習也大多去小店錘鍊。因為“大店本鈔大，生意大，氣概大，眼眶大。穿的是綢緞，吃的是美味，將上等排場逐日看在眼裡，則漸習漸染，嘴饞身懶，豈不誤卻終身！”小店資本小，“論穿不過布衣，論吃不過淡飯，銀子細算，分文毫釐，不肯費用。只講勤儉，不務奢華。……況且燒鍋做飯，上門下門（板），諸般粗活，都要他做。他既受過這般苦楚，見過這等行為，就曉得銀鈔來於難處，而亦知當家度日。自此人情物理，纖悉明白。”在這基礎上再入大店，能使子弟“學問漸高，見識漸遠，從前受過磨礪，到此時畢竟超群。”（《生意世事初階》）許多事實證明，家庭貧窮後來成為鉅富的商人，差不多都走過這段苦難的歷程。即使富家子弟也是如此，出身富商家的張四教“年僅十六即服賈遠遊”，後屢獲成功。
三、商德教育。古代商賈家訓的精華是德訓。就是使子弟學會做人，存心良善，以德經商，以調節好與僱主、與夥計、與同行、與債主、與顧客的關係。具體來說，一是以義制利。如明代富商王文顯（1469-1523）“嘗訓諸子曰：‘善商者處財貨之場而修高明之行，是故雖利而不汙。故利以義制，……身安而家肥矣，”（李夢陽：《空同先生集》卷四十四《明故王文顯墓誌銘》）二是誠信不欺。有一徽商居室中貼著這樣的楹聯：“淚酸血鹹悔不該手辣口甜只道世間無苦海，金黃銀白但見了眼紅心黑哪知道頭上有青天”，就是警戒自己與教育子孫要誠實經商，不要欺詐奸刁去賺黑心錢。三是買賣公平。“店鋪生意，無論大小，……鬥斛秤尺，俱要公平合市，不可過於低昂。”（《工商切要》）“寧奉法而折閱（虧損），不飾智以求贏（利）。”（《豐南志·良宦公六十序》）儘量做到廉平，這是誠實不欺的要求與核心。四是辛勤經營。教導子弟勤於進貨，勤整貨架，勤管店房門窗，勤管帳目。五是儉樸節約。清代富商鮑志道雖“擁資鉅萬”，但以勤儉嚴律家人，“其妻婦子女，尚勤中饋簣帚之事。”（《徽商史話》第51頁）六是謙恭遜讓。清代杭州鹽商周世道（1722-1786）訓子曰：“居家以孝友為本，處世以和平為先。”（盧文紹：《抱經堂文集》卷二十九）因為和氣才能生財。
四、守法教育。訓誡子弟依法交納稅款、勿逃賦役。“凡出外（經商），先告路引為憑，關津不敢阻滯，投稅不可隱瞞，諸人難以協制，此係守法，一也。”（《士商十要》）明代閩商李晉德也把“榷徵莫漏，賦役當供”（《商賈一覽醒迷》）作為誡戒子弟的重要內容。指出：“貨至榷場，必須實報，毋為小隱，僥倖欺瞞”。即使有人幫你逃稅，也是不能討便宜的。因為賦稅勞役“多為九邊軍需，披堅執銳，苦冒星霜環衛，中土之民，得以奠安。”（同上）“良民”、“良商”有交納的義務。
依法經商包括不銷售違禁商品。“凡犯禁物件，雖明明買來轉賣利錢加倍，不可見利貪心，防有官吏兵差人等緝私，不但本利盡失，而且身家性命不保，貽累不淺。”（《營生集》）
五、杜惡習教育。最突出的是訓誡子弟力戒嫖賭菸酒“四毒”，做到“五不準”。指出：“嫖賭二事，好者無不敗家傾本，甚至喪命。”（《工商切要》）“菸酒最為誤事，有損無益”。（《生意世事初階》）山西祁縣喬姓大賈為子弟立下家規：“一、不準吸鴉片；二、不準納妾；三、不準賭博；四、不準冶遊；五、不準酗酒。”（張正明：《晉商興衰史》第220頁）由於子弟恪守家規，勤儉經商，故能承繼祖業，裕家保泰。與此相反，與喬氏始祖喬貴發共同創業致富的秦氏不重視家教，致使其“子弟吃喝嫖賭，揮霍浪費，漸從（商號）內將股抽出，全部花光。”秦氏抽出之股均由喬家補進，兩家一起創辦的“復盛公”便歸喬氏所有，喬氏家業更加興旺。再如太谷曹氏家族，傳至23代曹克讓時，生活糜爛，全家每天山珍海味，男女老少都吸鴉片，每年家用10萬元以上，最後由富而窮。
六、興家旺族教育。中國古代有不少品德高尚的商賈能為國捐餉，關心公益（如立義田、置義塾、修水利、鋪路建橋、扶貧濟困），乃至棄商從戎、殺敵立功，但這些並未成為其家教的重要內容。他們的最高目標是興家旺族。貧困之家教育子弟經商，首先是為了餬口養家。經商致富成為巨賈后，一般都購置田產，興建堂屋（而不是將資本投入產業），督促子弟習儒躋身仕途，以便得到官府庇護，獲得某些經營特權，鞏固與擴大其商業利益。併為此目的，把興家擴充套件至旺族，如訪立族譜、修建宗廟、扶助貧寒的族人等。清代《彭氏宗譜》卷八《義莊規條》雲：“子孫始習業而無力者，由戶報明，助錢四千文，備置鋪陳。進店後寫立關書，由戶查明，本店人作保，再助錢十千文，……習業已成，助錢四千文，以示鼓勵”。為使子孫出外安心習商，宗族義倉對於其生活困難的父母妻子，也多有接濟。當然，得到幫助的族人一旦發財，也會出於報恩或根據宗族法規定捐資回報。不僅如此，族人們相互間還會利用同祖共宗的血緣關係，將小股零星的資金集中一起，共同結夥，拼本經商；族人一旦在某地或某業站穩腳跟，常常會接納前來投靠的本族人員，互相扶助，從而形成宗族性的實力雄厚的商賈集團。如休寧、歙縣鉅商“以業賈故，潔其親戚知交而與共事。以故一家得業，不獨一家得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百家，下亦至數十家數家。”（金聲：《金大史集》卷四）這種把血緣、業緣、地緣關係結合起來的做法，有助於商業經營中增強凝聚力、擴充套件力與競爭力，因而很容易形成具有某種共同利益的龐大家族。這是商賈宗族勢力強盛的基礎。如“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絕無雜姓攙入者，……千年之冢不動一抔，千丁之族未嘗散處，千載之譜系絲毫不紊。”（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八，《故老雜記》）。
這表明，中國古代商賈家訓具有濃厚的封建性特點。其突出表現就是許多富商大賈往往是亦商、亦儒、亦官，即商、儒、官互相轉換、三位一體。這可以從徽商故居中所張貼的諸多楹聯得到證明。如“讀書好，經商好，效好便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天下一等人，君臣孝子；世間二個字，只是讀書。”“子孫賢，族乃大；兄弟睦，家之肥。”可見，讀書做官、孝弟力田還是第一位的東西，而家庭、宗族則被視為基礎、根本，商人的人生價值觀及其家教內容沒有擺脫封建宗法性的羈絆。
但另一方面，由於商品交換與民主、自由相聯絡，所以商賈家教方法又不同於官宦之家，具有較少的專制性。有些商賈雖然教育子弟很嚴，但嚴而有理，一般不採取訓斥、鞭打的手段，明代晉商展玉泉之父是位能幹的鹽商，他把兒子帶在身邊言傳身教，使展玉泉後來成長為精明的商人。清代榆次常萬達所以成為一個著名的晉商，也與隨父經商有直接關係。富商們對子弟的教育比較注意方法。如山西鉅商喬映霞為了防止家業敗落和維護家庭的完整與和諧，不僅針對兄弟們拘謹、保守、自滿、冒失、依賴等不同缺點，分別建立“不泥古齋”、“知不足齋”、“自強不息齋”、“一日三省齋”等進行勸導，而且還採取了以物喻理等方法。有一次堂兄弟團聚宴飲，他對其九弟映庚說：聽說你武功可以，你能用四個指頭將這雙筷子折斷嗎？映庚回答說：這有何難？輕而易舉地將它折為兩截。映霞一面連聲稱讚，一面將眾兄弟吃飯的筷子集中起來讓映庚再折，結果未能折斷。大家低頭默然。映霞見狀說道：“大家都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很高興，希望以後同心同德，互相勉勵，永記此事。”（《晉商興衰史》第220頁）
不僅對子弟進行正面引導，而且也進行反面教育。尤其是富商子弟平時錦衣玉食，生活優越，缺乏艱難困苦的經歷，很容易沾染上種種惡習。對此，光用正面道理往往是難以奏效的。明智的商人很懂得這一點。清代歙縣鉅商馬逢辰60歲時，想把產業交給兒子馬山來經營，但又放心不下，便帶他到蘇州見見世面。在蘇州，山來不惜重金向名妓鄭雲仙博歡，其父不僅均予以滿足，而且在歸歙時還給他500兩銀子作辭別應酬之用。臨別，雲仙嗚嗚咽咽作不忍分離之態。船出鎮江，其父又令山來穿上敝衣破鞋去名妓處，說船遇風翻了，幸遇鄰船救起，父親存亡未卜。山來照辦。名妓見狀臉色頓變，喝令僕人將其趕出；不得已又到原來停貨的商行，也不見留。這使山來大識“紅塵”，對父親說：“妓女愛我，是圖我的財；商行取媚我，是想藉我的貨發財。人情反覆，世態炎涼，今後當擇人而友，謹慎處世。”（《徽商史話》第181頁）。從此，他勤儉持家，“數年致富鉅萬”。
中國古代商賈家教上述有價值的內容與方法，對當時培養商業人才、裕家興族、傳業後代、發展商貿乃至從整體上提高商賈素質，起了積極作用。科學地總結中國古代商賈家教的經驗教訓，在今天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