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錯是法家嗎
周慎靚王五年（前316年），地處秦國西南的苴國與巴國通好，引起了蜀國的不滿，蜀國興兵伐苴，苴、蜀兩國都派使者向秦國求援。秦惠文王正要起兵伐蜀，東面的韓國又來進攻秦國。在先伐蜀還是先伐韓的問題上，秦惠文王一時猶豫不決。秦相張儀主張先伐韓，大臣司馬錯則主張先伐蜀，兩人在秦恵文王面前各抒己見，展開了爭論。兩人的爭論反映了秦國在選擇戰略方向、確定戰略步驟和建立“王業”問題上的兩種不同意見。
張儀（劇照）
張儀的戰略意圖是：首先與魏、楚兩國結盟修好，然後出兵到韓國的三川，扼守轘轅山、堵塞緱氏山口，遮斷韓國上黨地區的屯留道，以控制周、韓，據周、韓以爭天下。具體措施是，讓魏國封鎖南陽地區，割斷韓與其上黨郡的聯絡；讓楚軍北上進逼南鄭，秦軍東出函谷，從正面進攻韓國的新城、宜陽，兵臨西周、東周城郊，聲討周王罪過，迫周王交出九鼎寶器，然後，“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一舉建立王業。
周、韓之地，當天下之中，張儀這一戰略的要點是先搶佔地理上的中心點，扼住天下之咽喉，以高屋建瓴之勢制服天下諸侯。其缺點首先是過分看重“外事”，即透過連橫藉助外力來達到目的，誇大了外交謀略的作用。其次是急功近利，在實力不具備的情況下，謀求過分的戰略目標。當時的東、西周雖是不堪一擊的小國，但周天子仍保有“天下共主”的名義。周鼎是權力的象徵，是各大國覬覦的焦點。在當時多極鬥爭的格局中，秦國並沒有絕對的優勢，如過早實施“並兩週、據九鼎”的戰略行動，以圖打破戰略均勢，必將使自己處於矛盾的焦點，成為眾矢之的，促使其他各國聯合抗秦。
司馬錯則不然，他的見解充分表現岀法家一派透過富國強兵，增加國家實力來建立王業的務實精神和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他針對張儀的論點，針鋒相對地闡述了自己的看法：首先，他提出了 “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的觀點。“三資”就是“富民”、“廣地”、“博德”。這三項條件具備，帝王的事業就隨之而成。這是指導和制約軍事活動的重要方針。
其次，是“得蜀則得楚”的戰略思想。他指出：“蜀，水通於楚，有巴之勁卒，浮大舶船從東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則得楚，楚亡而天下並矣。”這一主張，極大地影響了爾後秦國的兼併戰略。
第三，是“從事於易”、循序漸進的策略。他根據秦國“民貧”，實力有限的現實情況，主張進攻更為弱小的蜀國。這樣容易得手，可收“取其地，足以廣國；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的效果。
第四，是“名實兩附”的利害觀念。司馬借認為：奪佔蜀國既有“不貪”、“不暴”、“禁暴止亂”之名，又有“得地”、“得財”之實。反之，如果攻韓劫天子，既擔“惡名”，又得不到實利，反而會招致齊、趙、楚、敗共同幫助韓、周對付秦國，給秦國帶來危難。
秦惠文王（劇照）
秦惠文王採納了司馬錯的主張，決定對蜀用兵，派張儀、司馬借、都尉墨等人從石牛道伐蜀。蜀王率軍迎戰於葭萌關，戰敗，蜀亡。秦軍又乘勝攻滅了苴國和巴國，生擒巴王而歸。從此，今四川盆地一帶皆歸秦國所有，“秦以益強，富厚，輕諸候”。
秦滅巴、蜀，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不但開拓了大片疆土，增加了人力資源，加強了經濟實力，更重要的是為秦國迂迴楚國翼側，對楚國實施兩面鉗擊創造了條件。楚國是秦國的強鄰，是秦國翼側的大患，是合縱勢力的領袖。秦欲東進中原，必先削弱楚國。但楚在秦之東南，西有巴、蜀，北鄰韓、魏，秦、楚之間又有群山阻隔。秦若攻楚，只能出武關，沿丹水南下，進攻路線單調而綿長，後勤補給困難，且魏、韓在其側背，對秦十分不利。而如今秦國佔有巴、蜀，楚國就失去了西部翼側安全。秦軍可自長江上游，順流而下，直接威脅楚都郢城。如另一路秦軍再出武關，南下攻楚，就可對楚形成兩面夾擊的鉗形攻勢，楚國便有亡國之危。
力主攻滅巴、蜀的司馬錯認為：“得蜀則得楚，得楚則天下並矣！”可見吞滅巴、蜀，削弱強地，在司馬錯“並天下”的戰略構想中是密切相關而又至關重要的戰略步驟。這一構想與張儀直取中原心臟之地，“爭名於朝”、“爭利於市”的戰略思想不同，是一種“以迂為直”的迂迴戰略，即伐蜀以迂迴楚，伐楚以迂迴中原，循序漸進，最後奪取天下。此後，秦國的戰略進攻方向就從單純的東進中原轉變為東攻三晉與南伐楚國互相配合，居於主動靈活的有利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