謙恭下士未篡時什麼意思
就在朱博和趙玄將要被冊封時，半空中突然傳來鐘鳴之聲，讓在場的所有人大吃一驚。
劉欣連忙傳召黃門侍郎楊雄和李尋詢問，李尋引經據典地回答說，這是鼓妖，會在君主被人迷惑，任用虛名之人進入朝堂之時發聲。並且鼓妖發聲在年、月、日的中期時，預示著執政大臣將會發生災禍。現在是四月，又是上午，正是中朝。應該罷退丞相、御史，以應付天變。否則，不出一年，他們本人也會遭受災禍。
楊雄也說朱博為人強悍，富於權謀，適宜為將，不宜為相，最好讓他們引退。
楊雄是當時著名的儒生，精通道家思想；李尋是陰陽家，對災異之象有深刻的見解，所以劉欣才會召他們諮詢。但問歸問，卻沒有聽他們的，仍然冊封朱博為丞相、趙玄為御史大夫。
朱博和趙玄上任後的第一件事，就是上書建議給傅太后定尊號，劉欣很高興地接受了這個建議，當即下詔去掉傅太后原尊號中“定陶共皇太后”中的“定陶”二字，尊傅太后為“帝太太后”，居所稱永信宮；尊丁太后為“帝太后”，居所稱中安宮。兩宮加上趙太后和太皇王太后四宮內各設少府、太僕等官職。同時，比照漢宣帝父親悼皇考的寢廟規格，為定陶共皇在京城建立寢廟。
這裡要說明一下，古稱“皇帝”實際是“皇”和“帝”的合稱，其中“皇”為天，“帝”為地，因此，從名號上來講，“帝太太后”和“帝太后”仍比“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低上一級。
朱博、趙玄繼續上書，追究師丹和王莽壓制傅太后尊號，損傷皇帝孝道之罪，應把這兩位剝奪爵位食邑，貶為平民。劉欣批准了將師丹罷爵的建議，但看在太皇太后的面子上，只將王莽遣送回封國了事。
但這個事起到了反面效果。
有句話叫“王莽謙恭未篡時”，意思是王莽只是在沒有篡位時表現得非常謙恭，初看這句話似乎是說王莽現在的表現是為了將來篡位做準備，也就是說他現在的做派都是在演戲。
但事實上，我相信在帝國當前的機制下，王莽應該還沒有篡位的想法。因為目前雖說外戚勢力已經動搖了皇權，但劉欣的繼位又打擊了王氏的權勢；傅氏雖然已經上位，但劉欣已經在有意識地削弱外戚的勢力，因此並沒有給傅氏族人太多的權柄。
有意思的是，王氏掌權時，很多人都恐懼他們權勢太盛，不斷上書攻訐，甚至斷言再這樣下去，取漢家天下者將是王氏；但現在王氏失勢，人們又開始同情他們了。
在我看來，並不是王氏的施政水平有多高，只不過是被傅氏的囂張跋扈給襯托的。
所以，有人上書為王氏鳴冤，劉欣無奈，只得讓王商的二兒子王邑承襲成都侯爵位，以平息悠悠眾口。
之後沒多久，丁太后去世，劉欣下詔將其靈柩送回定陶國，與其父合葬。
是年六月，一個叫夏賀良的黃門待詔給劉欣提了個建議，說漢朝運勢已經衰落了，應該重新受命。現在陛下久病在床，天降異象，應該改換年號，才能延年益壽，早誕皇子，平息災異。
於是，劉欣降詔，大赦天下，改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自號“陳聖劉太平皇帝”，將計時的漏刻從一百度改為一百二十度。
這個事看似不大。大赦天下不足為奇；改年號是歷代皇帝都經常乾的事；皇帝自己給自己上尊號現在還不流行，但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至於更改計時的漏壺刻度也只是使時辰計量更精細了而已。
但這個事情的背後，卻是儒家用意識形態操控政治的一個陰謀。
這個事要從董仲舒“罷黜百家，表彰六經”說起。
當時漢武帝以儒家為師，將儒家思想引入到了治國理論中，一大批儒學之士湧入朝堂之內，博士與太學制度逐漸完善，六經思想成為了量刑標準，皇帝詔書，群臣奏議都援引經義為依據。
但這些儒家子弟很快就驚訝地發現，從漢武帝到現在的劉欽，其實都只是將儒家思想作為治國理念中的一個工具而已，並未真正將儒家的治國思想作為唯一的政治方針。比如博士數員從武帝時期的八百餘人增加到了一萬多人，但他們大多隻能從事待詔等顧問之職，真正入仕還要等著察舉徵辟；漢武帝雖然扶持儒家，但也採取了鹽鐵專營等在儒家看來是與民爭利的財經政策；昭、宣之後雖說儒吏漸多，但大多隻是一些精通律令之人……
在政治清明時期，儒家子弟能做得並不多。雖說也有一些試圖挑戰政治格局的人出現，但都是曇花一現，沒有濺起一絲漣漪。比如昭帝時期，出現了一系列泰山石自立、上林苑中枯柳重生、樹葉被蟲蟻啃噬出“公孫病已立”等異象，當時的符節令眭弘就上書請求皇帝禪位給“受命之人”。
眭弘久習《春秋》，有弟子數百，可以說是一方名儒。對他而言，上這份奏章並不是在作死，而是在踐行儒家“承順天命”的政治理念。換句話來說，就是皇位天授，天下不是一家之天下，應該有德者居之。在一定程度上，這種思想可以說是一種唯心論的民主理念。
但當時的霍光可不管他說這個話的依據是“春秋”還是“夏冬”，在他看來，這種改朝換代的言論就是在找死，於是，毫不留情地把眭弘的腦袋砍了下來——這也讓後世很多儒生給霍光下了個“不學無術”的定論。
昭、宣之後的幾任皇帝懦弱無能，兼併之風嚴重，吏治腐敗，異象頻現，百姓流散，對社會現狀的不滿，使得儒家子弟們更加堅定了思想改制的理想。
劉欣繼位後，面臨的是外戚勢力的挑戰和傅太后的壓制，因此他採取了一系列的制衡措施試圖收回權力。同時他身體不好，又急需要子嗣。因此也希望透過改制的動作來增加威望，消弭禍端。於是，這就給了俟候時機已久的儒生們一個絕好的機會。
在他頒下的詔書中，大赦天下，自上尊號，改元太初，調整漏刻等動作其實都是表象，其深層次的意義在夏賀良給他的諫言中的一句話：再受命。
“再受命”是什麼意思呢？按照儒家學說，皇帝是受命於天。所以包括劉欣在內，受的是漢朝這個天。那麼劉欣是藩王入嗣，再受漢朝這個天命就不合適了，可又不能改朝換代，更換國號，所以就要跟前面的皇帝們斷絕關係，再受一次天命。
真正體現“再受命”這個思想的行為，其實就是他的尊號：陳聖劉太平皇帝。
這個尊號從字面上來解釋，就是“廣大聖劉之德的太平皇帝”，看起來似乎沒什麼問題。
問題出在“太平”這兩個字。這兩個字其實是取自夏賀良的老師甘忠可所著的《包元太平經》。這部書共12卷，現已失傳，具體內容不詳。但據《漢書·李尋傳》中的記載，其內容主要是：因為漢朝將要結束，應該更改受命之人，所以天帝讓赤精子下凡傳給他這部經書，以曉諭天下。
換句話來說，夏賀良真正的思想其實和眭弘是一樣的，都認為漢朝氣運已經消失，要“承順天命”，選有德者居之。但夏賀良有眭弘的前車之鑑，所以換了種提法，既不要求劉欣禪位，也不說改換國號，只是讓劉欣“再受命”。
如果再往深處研究，就又涉及到五德終始說了。簡而言之，赤精子是火星，代表著漢朝現在實行的火德。尊號中的“陳”在那時候與“田”同音，意為漢朝更替為土德。也就是說這個尊號隱含著火熄土興之意。同時，劉姓為堯之後，陳姓為舜之後， 舜代堯而立，陳也將代劉而立。
那麼陳氏具體指的是誰呢？
帝舜的後代媯滿被封於陳，故以陳為氏，後來陳完在齊國為官，改為田氏，田氏篡齊，是為田齊。秦滅齊後，齊王后裔避於元城，因其先人貴為王族，故稱其為“王家”。
王莽便出身元城王氏。
但在我看來，這種說法只是一種帶有“事後諸葛亮”意味的宿命論。
不管怎麼解讀，既然是“再受命”，劉欣自然不可能只是上個尊號就算了。他這一系列行為實際上只是在試探天下臣民的反應，如果讓他們繼續下去，接下來就是“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等徹底的改革舉措了。
但這個事只搞了一個多月，夏賀良等人還想繼續搞更大的動作，這下群臣不樂意了，紛紛表示反對。夏賀良乾脆上書，要求罷免丞相、御史大夫，任用解光、李尋等支援他們的人輔政。可劉欣病情始終不見好轉，也開始對他們產生了懷疑，便下詔除了大赦之外，其它措施全部廢除。夏賀良等人因蠱惑人心之罪被下獄處死，解光、李尋等人被免官，流放敦煌。
這裡順便說一下漏刻的問題。在當時一天劃分為十二個時辰，分別為夜半、雞鳴、平旦、日出、食時、隅中、日中、日昳、晡時、日入、黃昏、人定等，分別與十二地支對應。
當時用的計時工具是漏壺，又稱漏刻。就是一個裝滿水的壺，裡面放了一支附有刻度的浮箭。這個壺有個小孔，水從小孔中漏出，浮箭下沉，以壺口處對應箭上的刻度顯示當前的時間。
一個漏壺從注滿水到洩完，剛好是一天的時間。之前浮箭上的刻度共一百刻，也就是約8。3刻為一個時辰，按照小時制來算，一刻大約是14。4分鐘。而刻度改為一百二十刻之後，則是10刻為一個時辰，一刻大約是12分鐘。
由此可以看出，其實一百刻才是最貼近現代的計時方式，只不過劉欣他們考慮更多的是為未來“改正朔”奠定基礎，並未考慮實際情況。
到清朝初期，朝廷頒佈《時憲書》，正式定下來一個時辰為九十六刻，完美地與現代的小時制相對應，規定一刻為15分鐘。
另外，根據一些出土文物可以發現，在一些大戶人家還有小型漏刻，這些漏刻從注滿水到洩放結束大約是一個時辰或半個時辰。但漏壺的水量從滿到淺流速不一，因此計時精度並不高，只能作為生活中粗略的時段計時工具。
再受天命的鬧劇結束了，但劉欣的朝堂仍不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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