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花納錦什麼意思
服飾是社會文化的組成部分，是人類身體的延伸，而服飾所具有的符號表徵功能，更是人類自我認知、自我審視、自我表現的重要途徑。
在文學敘事中，服飾不僅是角色的附著物，用以塑造形象， 同時更兼具著豐厚象徵意涵，即作為一種可感、熨帖的符號系統發揮著修辭、結構的功能。
在大話神魔、戲說精怪的《西遊記》中 ，變化多端的服飾樣貌更進一步化為書寫中流動的意符，既對身份建構、情節轉化起著關鍵的作用，又在諸種象徵譜系的演進和碰撞中，藉助作者靈動的想象，衍生出天馬行空的趣與妙用。
一、對小說中服裝的研究
近年來受到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影響， 對於服飾的關注逐漸成為社會、歷史乃至文學研究的重要面向。
而具體在文學研究中，研究視角主要透過服飾來對文學作品作出考察， 著力於從史的脈絡對服飾的發展、 流行進行考證和梳理，並藉助文學品中的服飾書寫，結合文學人物的塑造， 來探究某一時期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生活。
因此，這一領域的文學研究最為關注世情小說，以 《金瓶梅》《 紅樓夢》研究和張愛玲研究最具代表性。
服飾具有強烈的符號特徵，是人類社會活動中重要的文化結構，但它無法單獨承擔意義，而需
“在生活形態背景下，與其他選擇、 物件及活動一起來看”。
那麼，在文學這一自身即棲身文字元號的敘事藝術之中，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一特殊功能呢？
關於服裝而我們能夠看到，伴隨著文字中想象的張揚 、 符號的輕盈，從文學表達中的服飾衍生而出的是一個立足於概念的符號性體系。
它不僅指涉著具體的服裝實物、隱喻著豐富的修辭意義，更囊括著複雜的社會心態、意識形態觀念和文化現象等，從而為我們對文字的理解開啟了一個更加立體、豐厚的維度。
作為不同於世情小說的《 西遊記》 ，充斥著浪漫多彩的想象力、戲說神魔的遊戲性。
在這一獨特的文字中，我們能夠更加深入地看到服飾這一符號體系在文學敘述中的獨特效用，學研究亦可不再拘束於服飾的歷史性限制，使立足服飾的文學研究展開新的面貌。
二、服飾符號的結構功能
服飾作為重要的符號表徵，它的出現變化與消失，對於人物形象的建構有著重要的作用。
服飾的描摹一方面可以賦予小說人物可感的形象和情感， 根據人們對物性的感知來塑造其戴的服裝、佩戴的裝飾、 使用的顏色，從而使角色更加鮮立體；
另一方面亦能依託角色自身對於服飾符號的，彰顯其內在的文化認同和心理機制，從而透過服飾描寫來建立潛在的敘述動力，推動人物故事纖變和發展。
《 西遊記》中的神仙、妖魔鬼怪剛出場時，通常會有一段細緻的外貌、服飾鋪陳，如同戲劇人物出場時的亮相一般。
小說中對於孫悟空的外表、 服飾的書寫筆墨雖不繁複， 但都理得十分巧妙，趣味盎然。
天生地養的悟空不貪食、不貪色，也不貪財貨，卻對衣服始終有著 “不懈”的“追求”， 啟求道之旅前， 便“將那跑不動的 ，住一個，剝了他的衣裳，也學人穿在身上”，“搖搖擺擺，穿州過府”。
《 西遊記》中，孫悟空的人性生成於其擔憂生老病死的情，也在於他對自我身份的尋求，當其以異形、異質的他者身份進人人類社會後，自覺地以模仿穿著的方式來消弭差異，試圖脫離動物身份。
而後悟空大鬧龍宮，在獲得金箍棒的同時，以弭差異，試圖脫離動物身份而後悟空大鬧龍宮，在獲得金箍棒的同時，以武力相威脅：
“身上更無衣服相趁，奈何？你這裡若有披掛，索性送我一副，總謝… …真個沒有， 就和你試試此鐵”，
得了套 “藕絲步雲履”“鎖子黃金甲 ”“鳳翅紫金冠”。
在此，服飾展現出了作為符號象徵的基本屬性 “同一性”。而後又有五指山、唐僧的虎皮裙，每一樣都在體現孫悟空的追求。
孫悟空對於服飾的迷戀，顯示出主體普遍存在著的對身份獲得的焦慮、被納人同一性體系的渴求以及對內在心理形象的慾望。 而這種渴求和慾望在文學敘述中的載體，就是以服飾為依託的意象系統。
此外服飾描寫所具有的物質屬性，能表現人物的身份、地位，劃分等級階層以及生活狀態 ；同時，飾作為一種符號象徵的系統，在敘述過程中也能利用表徵功能，帶動人物狀態的轉變，將符號化為敘述的動力。
其中最為顯著的，便是《 西遊記》中眾多人物前後階段服飾的變化。並且能進一步透過改變 衣飾這細微的符號單元，構成了一種接近於透過儀式的巨大表現激果。
唐僧三位徒弟前後的服飾變化，彰顯著他們所 “透過”的各個階段。悟空由龍宮搶來的三件金光閃閃服飾使他進入了“妖”的體系；後虎皮裙、直攝則進入取經的神聖小團體；
最終成佛後，悟空禁錮他“魔性”的象徵符碼—緊箍兒也自然而然消失了。
八戒被貶下凡為妖時，“金盔緊繫腮邊帶，勒甲絲滌蟒退鱗。手執釘耙龍探爪，腰彎弓月半輪”；受點化後 “穿一領青不青、藍不藍的梭布直裰，系一條花布手巾 ”；上路取經時只討了“青錦袈裟”與“一雙好新鞋子”。
沙僧初以“赤腳”“獠牙撐劍刃，紅髮亂蓬鬆”登場；受觀音點撥後
“身披一領鵝黃氅，腰束爽攢露白藤。項下骷髏懸九個，手持寶杖神睜嶸”；而後是 “黃錦直裰”。
服飾的變化呈現了他們的身份轉換意味著人生階段的透過自此開啟新旅程。
《 西遊記》的取經之路是修心的過程，心猿如何一步步得歷經磨難考驗而得以 正心，三聖在服飾上的幾次變化都表現其內在的一種轉變：“妖心”如何一步步走向“聖心 ”。
在小說的最後，除了悟空的緊箍兒並未提及其他人的服飾變化。
成佛後的 “加封”標誌五聖完成最終使命，各自的身份、地位也得到了最高方的肯認，飾的符號在此也就完成了敘述的使命。
三、特殊的服飾書寫
不同於傳統小說文字，神魔小說因神異能力的進人，服飾在裝扮、表現的基本作用之外，同時被賦予了各種神異的功能。
儘管《 西遊記》依託著定的社會歷史、宗教信仰背景，但其所寫的人神魔三界之事在敘述中具有豐富的自由度，其故事主體仍是發生在作者主觀建構的相對完整的“神魔世界”。
服飾所特有的種種神通，成為更加抽象的 、漂浮的象徵符號，在文學敘述中充分展現出了意義的多元性，將不同的甚至相互對立的含義聚匯在 一起。
在看似正邪二分的西遊故事中，隱含著神、魔各自所具有的複雜人物性格及關係網路，仙佛與妖魔之間是術與力的不斷角逐。
當神異力量進入服飾的書寫系統後，文字獲得了更多表達空間，甚至在特定的敘述中可以脫離、顛覆真實服飾所隱含的文化象徵與權力機制，而產生饒有趣味的文字面貌。
對於符號的慾望能夠引動情節的變化，因而在西遊故事中，對於符號的爭奪常以搶奪服飾的方式展開，以此起到對欲的揭露、惡的懲罰功能，從而對人物進行磨練與考驗。取經之行還未走多遠，唐僧奪人眼球的袈裟便引發劫難。
這件袈裳
“千般巧妙明珠墜，萬樣稀奇佛寶攢。上下龍鬚鋪彩綺，兜羅 四面錦沿邊……霞光彩氣”，
引發老僧的歹心。
此回中，作者的筆觸不離服飾：師祖老僧
“頭上戴一頂毘盧方帽 ， 貓睛石的寶頂光輝；身上穿一領錦域褊衫，翡翠毛的金邊幌亮。一堆僧鞋攢八寶，一根柱杖嵌雲星”
;
而後便是互相現寶，中袈裟
“滿堂綺繡，四壁綾羅 ……穿花納錦，刺繡銷金之物”，
唐僧袈裟
“霞光迸迸… …紅光滿室，彩氣盈庭”。
唐僧一句
“倘若一經入目 ，必動其心；既動其心，必生其計。
”
中國傳統文學在對神魔秩序進行建構之初，便已自然投射入神與魔的正邪二元對立的倫理標準，而體現在《西遊記》中，前者總是試圖保持著神聖秩序， 加 固著由認同感構成的強大的正統譜系，而後者亦透過 “大鬧”、為難、模仿等方式追求自我肯認、反抗宰制束縛。
但與此同時，作者藉助故事情節、神魔關係 、服飾書寫、宴會描述等手段，不斷消解著 “西遊”世界中的秩序與規範，模糊神魔雙方的對立界限，在對符號的遊戲之中完成對人神妖秩序的戲仿與僭越。
總體看來，《 西遊記》在敘述中一面強調不同譜系之間的巨大差異與互相之間產生的強大對抗張力，一面又在戲筆之間消弭 “銅牆鐵壁”般的區隔，形成一種橫縱貫通的平等。
總結
《 西遊記》作者於看似戲筆、閒筆之中展開對服飾及相關物的書寫， 有意識地編織一連串服飾符號，滲人他對“西遊”世界的理解與寄託。
經由作者的仔細感知、推敲和修訂，帶有物質性的服飾符號被提煉、 抽象而出，並糅合作者的想象和創造力，在文字的世界中彰顯為一種主觀的符號表徵體系。
相較於世情小說、歷史小說，充盈著想象力的志怪神魔小說在服飾書寫中更具有獨特面貌：前者以人物生活世界為依託，對於服飾的書寫依附於真實的物性及其象徵指涉。
因而在具體的書寫內容中仍保持服飾的原象徵意涵，這也使得服飾的“能指”與 “所指”呈現一對一的侷促面貌；而在“天馬行空”的神魔小說中，突破現實界限的時空廣度給予了作者對故事情節、人物形象的更多操作空間。
人物服飾的“能指”與“所指”也因書寫環境的開放而呈現出 多元多對的視野，
如對服飾符號象徵意義的顛覆與重造、 對群體身份界限的劃分與模糊等。
作者依託於服飾細節的精心設計，架構了豐富、立體的角色形象和神魔宇宙：聖與俗、仙與妖、僧與道，善與惡、真與假、福與禍。
這種種二元對立的狀態、難以逾越的鴻溝，往往又能夠在遊戲之筆中一念 “翻轉”，從而呈現出動人心魄的藝術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