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子貳臣的貳是什麼意思
明末清初，江山鼎革之際，清朝佔據北京後，能迅速在關內站穩腳跟，除了明朝內亂不止，清朝自身武力的強橫之外，最重要的是，清朝對明朝官員、士紳群體，採取了拉攏、合作的友好態度。
當我們在懷念北京城被李自成攻破時，史書上記載的那數十位攜家人殉國的明朝忠臣時，也不能忽視，當時，在北京城內的數千名官員中，絕大多數並沒有跟隨崇禎皇帝殉國。
未來，他們先投降李自成，後來又投降清朝，成為清朝入關之初，能迅速穩定北方乃至全國局勢，並幫助清朝真正成為關內之主的最大功臣。
這數千名滯留在北京的官員，包括後來獻南京城投降的弘光朝官員，以及各地陸續投降清朝的前明朝官員，統統都有一個稱呼，即
“貳臣”
。
後人當然更欣賞史可法、夏允彝、夏完淳、閻應元、張煌言這樣的忠臣義士，但不可否認的是，明朝滅亡之時，絕大多數官員，還是選擇成為了
“貳臣”
。
這些不願意殉國，甘心侍奉新朝的官員們，投降的動機，也未必就是因為怕死，因怕死投降的有那麼一部分，更多的還是因為不甘心。
他們為何不甘心？寧願背上
“貳臣”
的身份，也要為清朝效力？
而且，清朝的特殊性還在於，這是一個由異族主導建立的政權，做明清更迭之際的
“貳臣”
，在名聲上可比如漢魏、隋唐這樣的王朝更迭時的
“貳臣”
難聽得多，受到的指責也更多。
或許，從儒家老祖宗孔子曾經的言語中，能找到一絲端倪。在
《論語》
中，有一段孔子跟子貢談論管仲的對話：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從這段對話中可以知道，管仲本是齊國貴族公子糾的門客，齊桓公殺了公子糾，管仲沒有殉主，而是投奔了齊桓公，還幫助齊桓公成為春秋五霸之一。
而根據歷史記載，當時，有一位跟管仲齊名的公子糾門客召忽，卻在公子糾死後，自殺殉主。
由此看，管仲這位歷史上著名的賢相，就是個典型的
“貳臣”
。
但孔子對管仲的評價是正面的，他認為，管仲留待有用之身，幫助齊桓公成就霸業，才是真正的有利於民，這種大格局，不是
“匹夫匹婦”
之輩能看懂的。
雖然並非絕對，可
《論語》
中的這段對話，很難說不是諸多明朝官員願意為清朝效力的最重要理由之一。
畢竟，他們全是熟讀
《論語》
，並以其中的道理為人生準則的。
對於以儒為本計程車大夫們來說，治國平天下，才是他們人生最高的追求。
當清朝對他們遞出橄欖枝，願意以儒家理念來治國，並希望得到他們的幫助時，大多數人剛開始肯定是矛盾的。
從後來他們中的許多人留下的詩詞中，都能看出
“貳臣”
們強烈的矛盾心理。
但理性終究大於感性。
比如，對清朝統一全國，有著至關重要作用的洪承疇，他在投降清朝之前，也在重重圍困中，於孤城松山堅守長達半年之久。
洪承疇在松山城守至彈盡糧絕，且是被松山副將夏承德背叛後才被俘。
最重要的是，不管後人對洪承疇的評價是好是壞，根據史書中的記載，我們還是可以知道，
“松山之戰”
大敗的主要責任並非在洪承疇身上。
而是從崇禎到
陳新甲（時任明朝兵部尚書）
，主張的速戰論導致的。
他在被俘後的投降，在我看來，就是因為不甘心。
當時的洪承疇還不到50歲，在官場上，正是
“年富力強”
之時。
他又有一身才華，感性上，他應該殉國，可理性上，他還是希望留待有用之身治國平天下。
這或許才是洪承疇投降清朝的主要原因。
再比如東林黨大佬錢謙益，對他的投降，很多人的觀點就是因為怕死，他說
“水太涼，不能下”
，還說
“頭皮癢”
，這些實在是太有名了。
這兩則典故是錢謙益因怕死投降清朝的絕對證據。
但他晚年，在清朝的嚴密監視下，為反清復明的四處奔走，不但體現出了他的矛盾心理，也證明他未必就真的怕死。
對於錢謙益不願意殉國，甘心投降當
“貳臣”
的動機或心理，後來有位叫
沈德潛（康熙年間生人，一生共參加科舉17次，乾隆朝時，以67歲高齡考中進士）
的文人，在他所著的
《清詩別裁》
中，是這麼分析的：
牧齋（錢謙益號牧齋）不死，一以明史自任，一以受溫體仁攻訐，未得相位為恨，佐命新朝，庶展抱負也。
在沈德潛看來，錢謙益不是因為怕死降清，而是因為這輩子沒當過宰相，不太甘心，還想著留待有用之身，繼續施展抱負，還想著治國平天下。
沈德潛對錢謙益的分析或許也是一種說法，至於正確與否，還是要看讀者自己的判斷。
洪承疇和錢謙益的選擇，大概也是當時大多數
牧齋
們，在理性戰勝感性後的選擇，矛盾自然是有，不甘心一身才華無處可施展的心理佔據主流。
在投降清朝，並甘心效力新朝的明朝官員中，有兩種典型。
一種是剛進入官場，還沒來得及施展才華，明朝就滅亡了，這種官員以崇禎十六年時的科舉進士為主。
根據歷史記載，在崇禎年間，所有的進士科中，崇禎十六年的這批，降清的是最多的。
他們全是剛進官場才一年多，就面臨著國破後的選擇，寒窗十年苦讀出來，想著治國平天下的抱負，終究戰勝了感性的殉國。
當科前三甲，除了狀元楊廷鑑後來是否在清朝為官有爭議外（楊廷鑑的兒子為清朝效力），以榜眼宋之繩、探花陳名夏為首，比較著名的，如高珩、王崇簡、梁清標、姚文然、白胤謙、成克鞏等人，都是主動為清朝效力。
如陳名夏，他在被寧完我彈劾致死前，都混到了大學士的位置上。
還有一種早就進入官場，但依舊是年紀輕輕，還沒有走上高位，渴望繼續在政治舞臺上施展抱負的。
其中比較著名的，比如跟錢謙益齊名的
“貳臣”
之一的龔鼎孳，當時才28歲，周亮工32歲，曹溶32歲，陳之遴39歲。
如上等等在官場上算是比較年輕的明朝官員，最終都是主動選擇了理性，選擇為新朝效力。
“江左三大家”
綜上所述，明末清初之際，在我們敬佩諸多忠臣義士，以他們的行為當榜樣之時，還是要知道，投降的到底是佔據大多數。
拋開所謂的民族矛盾，明末清初的大多數讀書人，到底還是選擇的理性。
古代讀書人當官從政的積極性之高，是很難想象的。
不管是為榮華富貴，還是為了治國平天下的抱負，或是因為怕死，清朝遞出的橄欖枝，在沒有更多選擇的情況下，大多數明朝官員還是積極擁抱的。
就像陳名夏在一首詩中寫的：“為儒不為吏，安用讀書人......莫謂花封小，遍生天上春。”
他認為，讀書人寒窗苦讀，就是為了要當官，否則讀書幹什麼？ 只要能當官，哪怕先當個小吏，也要心甘情願去接受。
抱著這種思想，不去選擇感性的殉國，就很正常了。
在我們鼓勵和學習明末清初出現的，那些忠臣義士的同時，稍許不那麼遺憾的是，清朝畢竟不同於元朝，不管有多少爭議，到底是徹底被融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