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殿試的人叫什麼
綜述
殿試由皇帝親自主持，它應皇帝的政治需求而生，又隨著皇權的強化而完善，是科舉考試中與皇帝聯絡最為密切的環節。
明代殿試的沿革以科舉為依託，以皇帝的政治需求為標尺，經歷了確立發展、穩定鞏固、變更強化三個階段，皇帝是影響殿試沿革的關鍵性角色。獲取人才如此關鍵的一環，一定在其變化中影響著歷史發展。如此看來，從明朝殿試的發展，就能看懂明代朝廷的興衰。
殿試讓朱元璋心灰意冷
明初殿試的確立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洪武朝是明代各項制度的築基時期，太祖朱元璋為了王朝的穩定，著手創立了一系列重大國家制度。
選士制度作為國家政治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國家機構正常運轉的必要前提，自然倍受皇帝重視。
作為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為了吸收人才，做了很多嘗試與探索。
朱元璋劇照
朱元璋是社會底層出身，曾經飽嘗民間疾苦，深諳漠視百姓、中飽私囊的官員實為國家大弊的道理。面對官吏不體恤百姓，“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默然，心實怒之”。這段人生經歷使得太祖認識到了取士的重要性。
他認為：“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恆汲汲於求賢，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為治。人君之能致治者，為其有賢人而為之輔也。”
他還十分注重官員素質，指出：“若匿詐似信懷奸若忠者，決不可任也。”
朱元璋劇照
可見太祖十分注重官員的德行，他認為德行有虧者任官必生奸，絕不可用。正是太祖對取士用人之道的深刻見解，以及對於賢才的渴求，使得太祖為探索有效的取士之法付出了很多心血，以殿試為最高級別的科舉制正是在太祖的嘗試中被確定下來。
為提升官員儲備，他下令設文武科取士， 但因舉子需要較長的準備時間，加之當時還不具備舉行全國性考試的條件，當年並未實行。
他先是
延續並擴大了一直實行的薦舉制
，並於洪武元年（1368）下令“
徵天下之士至京，授以守令”
。
當年冬天，又派文原吉等人
“分行天下，訪求賢才，各賜白金而遣之”
。同時，支援和加強學校建設，以期培養出源源不斷的人才，同時為開設科舉進行人員準備。
不過由於薦舉所得人數較大，質量參差不齊，太祖並不滿意，覺得所得與所求相差甚遠。
為了更好地訪求賢才，洪武三年（1370）五月，太祖下詔
“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道之士”
，並強調
“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庭”
。
詔書的內容鮮明地反映出太祖對科舉取士抱有很高的期望，並且非常重視殿試，承諾將親自主持。
洪武四年（1371）三月初一，太祖在奉天殿主持了明代首科殿試，取吳伯宗等百二十人，並加授功名。
但出人意料的是，太祖在任用和考察當科所得士人時，發現其難當大任，他以
“求天下賢才，務得經明行修文質相稱之士以資任用”
為設科取士的初衷，但發現科舉舉
子多是賣弄虛文，並無真才實學
。
面對這個實際落差，太祖於洪武六年（1373）下令“今各處科舉宜暫停罷別”，明初科舉取士的首次嘗試以失敗告終，殿試也隨之暫時罷行
再試科舉
科舉罷行的十幾年間，太祖以薦舉製為主要的取士手段，並不斷探索使其行之有效的方式。他下令官員在薦舉過程中，一定要以德行為本，文藝則在其次。
同時不斷擴大薦舉規模，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並不斷強調對人才的渴求，鼓勵官員薦舉。
但隨著薦舉制的長期實行，其弊端也逐漸顯現。洪武十七年（1384），太祖曾對大臣煩惱道：
“近郡縣薦舉多冒濫，諸司考課殿最亦多失實。”
太祖深刻意識到了依靠薦舉取士的不足之處，必須再採取措施以加強取士力度，這使得他再次將視線放在以客觀標準作為考試依據的科舉制上
洪武十七年（1384）三月，太祖命禮部頒行了《科舉程式》，明確了科舉各級考試的舉行時間，此外，還對各級考試的科目內容與考官選任等方面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規定。
當年八月即恢復科舉，舉行鄉試，十八年（1385）二月舉辦會試，三月初一日，會試中試者參加殿試。
殿試僅考策問一道，按例由皇帝親自主持，此次殿試策題為皇帝親擬，以取士之道為主題。
前文提到，太祖曾因科舉所選皆後生少年，不具備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而罷行科舉十年之久。科舉復行後，為解決問題，提高所得諸生的政治素養，太祖創造性地提出了進士觀政制度。
洪武十八年（1385）殿試過後，皇帝命諸進士“觀政於諸司，給以所出身祿米，俟其諳練政體，然後擢任之”。
自此，明代將科舉每三年一行著為定製，殿試亦作為科舉制的最關鍵環節得以確立。值得注意的是，在科舉按期舉辦的同時，“薦舉之法，並行不廢”。
洪武朝是薦舉制度的盛行期，科舉雖與之並行，可佔據主要地位的還是薦舉制。但毫無疑問，科舉制歷經曲折，已於洪武十七年（1384）正式確立，為明代殿試的繼續發展並實現常制化奠定了制度基礎。
建文與永樂年間，受洪武朝遺風的影響，薦舉仍舊在取士中具備一定的影響力。隨著薦舉濫舉現象的不斷髮生，皇帝制定了嚴格的規矩，如官員
“所保非才或授職之後闒茸貪汙，舉主連坐”
，薦舉之法日益精嚴。
皇帝雖仍下令鼓勵薦舉，但官員們不敢貿然舉薦，薦舉規模日益縮減。
與薦舉相比，科舉的競爭機制更為公平，隨著科舉制度的不斷完善，越來越多計程車人選擇透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至宣宗時期，
“薦舉者日稀矣”
，而科舉透過與學校的緊密結合，此時已經發展為文官入仕的最主要途徑，被視為文官入仕的“正途”。
在這個趨勢下，殿試也越來越為皇帝與士人所看重。至仁宣時期，明代殿試的各項程式已經定型，皇帝透過殿試親賜舉子進士功名，已成為其掌控取士權的關鍵一招
鞏固殿試即鞏固皇權
仁宣以來，王朝統治趨於穩定，皇帝的職責由開創轉為守成。自英宗起，皇帝們雖然不如明初皇帝勵精圖治，但都繼續按照既定框架舉行殿試，選拔人才，殿試製度進入穩步發展階段。由於選官漸循資格，與其他取士環節相比，殿試的地位日益凸顯，對官僚系統的影響力不斷深化。
在此背景下，皇帝在任用官員時，從明初的不拘資格，多種渠道參錯互用，逐步轉變為越來越重視出身資格。進
士一途作為科舉“正途”中的“甲科”，最受器重
。官員選任時對進士出身的看重，使得科舉參試考生紛紛以取得殿試資格為榮耀，以獲取功名為目標。
至明中期，進士在銓選中的優勢已尤為明顯，殿試作為士人獲取出身資格的唯一途徑，為銓選“獨重進士”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平臺。
英宗繼位時年僅九歲，朝政大權實際上掌握在張太后與三楊手中。即位之初，繼承了仁宣之業，國家太平安穩，日漸富庶，朝堂之上又有三楊、胡濙等累朝賢臣輔佐理政，政治上還是很清明的。
在取士方面，他們輔佐英宗沿襲祖宗之制，繼承舊時綱紀，以科舉制為主要的選官方式，透過殿試選拔高階人才。
閱讀實錄可以發現，英宗親政之前，依舊由其
“御奉天殿”
親自主持殿試，並且
“親閱舉人所對策”
，並未因其年幼，令他人代行儀式。
明英宗劇照
“獨重進士”的任官趨勢，使得宣德以後出現了
“親閱舉人所對策”
的局面。而作為皇帝選拔精英舉子，賜予進士出身的環節，殿試無疑倍受皇帝與全國士人的關注。
自明中期開始，由殿試選拔出的進士們成為核心官僚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不僅鞏固了皇權，也因此鞏固了殿試的發展。
殿試引發危機
明中期殿試在發展的同時，也埋下了隱患。
明代皇權高度強化，其中又以洪武朝為最，太祖對國家各方面的把控達到極致，權力空前集中。故雖然洪武時取士不拘一格，多途並用，但太祖依舊將取士的最終處置權牢牢掌控。
太宗、仁宗、宣宗繼承洪武之風，雖略有不及，但也透過重視科舉，完善殿試，保證了在皇帝在取士方面的絕對話語權。
英宗、憲宗時期，明初的清明政治影響尤在，故在取士權的把控上，仍按部就班地舉行殿試。雖不如明初強勢鐵腕，但也並未出現大的紕漏。
而正德年間，雖然王朝沒有出現重大統治危機，但武宗耽於享樂，沉迷遊戲，寵信宦官，朝政長期疏於打理，在殿試取士方面的隱患也逐漸加深。
明武宗
武宗在位期間共舉行四次殿試，正德三年（1508）武宗御殿親試，正德六年（1511）、九年（1514）、十二年（1517）三次殿試武宗均
“獨重進士一科，雖鄉舉、歲貢莫敢與之抗衡”
，對殿試讀卷欽定甲次也並不關注，實際上交由內閣代行權力。
這就給了閣臣與讀卷官們插手殿試一甲排名，暗箱操作的機會。總之，明中期在殿試正常執行、保持穩步發展的同時，皇帝對取士權的把控力度也逐漸向弱。
世宗再次加強對殿試把控
隨著明代皇帝政治素養的下降與明中期隱患的暴露，明代後期皇權的集中控制力明顯下降。加之銓選“獨重進士”在明代後期的進一步深入，使得殿試在取士中的地位居高不下。
皇帝為強化皇權，增強對取士權的控制力，對殿試的規則與程式進行了強化。
前文提到，武宗時期，由於皇帝的怠政，經常缺席殿試，使得殿試取士權力下放到內閣與讀卷官手中。在這種情況下，世宗為加強對殿試取士的控制權，牢固對殿試排名的決定權，加強了對殿試讀卷環節的干預，擴大皇權的輻射範圍。
世宗在位四十四年，初時英明苛察，重振國政。由於銓選“獨重進士”的進一步發展，殿試對國家吏治的作用越來越突出，世宗為透過殿試重拾對取士的絕對掌控權，打破武宗時期留下的弊病。
在殿試讀卷的過程中，為降低閣臣對殿試結果的影響，
“不御殿”
，決定一甲排名，還於嘉靖八年（1529），
世宗不僅親自讀卷
，擴大了一甲的選擇範圍。嘉靖十四年（1535），再將殿試卷進度數量增加一倍，改為進讀十二卷。
世宗
讀卷官向皇帝進讀試卷數量的增加，意味著一甲三名的試卷不再完全由內閣決定，而是皇帝從中選擇，皇帝同時擁有了對殿試一甲人選的選擇權與一甲名次的決定權。
世宗透過以上舉措，重新樹立了皇權在殿試取士上的絕對權威，在達到加強取士權的目的同時，有效確保了皇帝選拔心儀之士的自由。
雖然“大禮議”後，世宗迷戀修道，在治國方面有所懶怠，較之前產生很大反差，但仍舊堅持親自參與殿試取士，殿試卷進度數量的規定也延續下來。
世宗劇照
“獨重進士”不為皇權反成名利場
嘉靖以來銓選“獨重進士”的局面愈演愈烈，註定使得殿試在倍受關注和重視的同時，也成為官員們利益爭奪的名利場。
進士出身在考核升遷時可以只憑出身，不談政績，甚至憑藉出身，以惡為好，以黑為白。
而非進士出身的官員，就算有良好的政績，也難於升遷，更有甚者，還顛倒是非，以功為罪。
此時期的“獨重進士”現象，已經嚴重影響了官場風氣，破壞了政治清明。正如郭培貴先生所言，
將讀卷官進度試卷的數量由三卷增至六卷
。
有不少有識之士認識到了銓選“獨重進士”之於吏治乃一大弊政，對這種現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評。就連皇帝也認識到了形勢的嚴峻，曾試圖改變，但收效甚微。
在此種情形下，科舉取士在明代後期佔有絕對優勢，殿試在取士環節中也顯得尤為重要。從殿試發展的角度來看，穆宗、神宗、熹宗年間，雖皇帝荒怠時光，不循祖制，懶怠朝政，沉迷玄道，在政治上少有建樹，卻從未缺席殿試。
殿試按照既定程式正常運轉，且在殿試讀卷方面依舊遵循著嘉靖年間進呈十二卷的規定。雖然不乏有人意圖透過殿試結黨營私，謀求私利，但不可否認的是，殿試確實為皇帝挑選心儀人才提供了有效途徑，保留了主動權。
殿試到最後卻無人可用
崇禎帝繼位之時，國家已處於內外交困的局面，情勢十分危急。崇禎帝是一位有作為的皇帝，他英明獨斷，剷除奸佞，希望革除弊政，挽救危局，延續明朝統治。
面對外有虎視眈眈之強敵而朝中無可用之良才的局面，
銓選“獨重進士”不僅沒有成為激勵士人建功立業之動力，反而導致了明代後期官員隊伍的腐化和混亂
。
崇禎帝
可結果卻是不僅推薦的人不行，而且就算增加讀卷官進讀試卷的數量也再難擺脫困局，明朝最終走向了終結。
儘管如此，單就殿試而言，明後期皇帝為加強取士權，對殿試的細節進行變更與強化，使之適應皇帝不斷變化政治需求，殿試在制度層面也變得更為完備。
結語
綜上，殿試作為科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與其一道，在明代發展到鼎峰階段。在明代皇權高度集中的背景下，殿試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體現出不同的發展特點。
明代初期是整個明代皇權集中的最高峰，皇帝對取士權具有超強的掌控力。在太祖對取士方法進行探索的過程中，包括殿試在內的科舉制經過罷廢，作為選士途徑之一固定下來。隨著科舉逐步發展為文官入仕之“正途”，殿試的地位亦愈發矚目。
正統至正德年間政治生態較為平穩，殿試在安定的大環境下穩步發展和鞏固。同時，隨著對官員進士出身的日益看重，殿試對明代吏治的影響力大幅增加，皇帝也對殿試取士倍加重視。皇帝透過殿試牢牢掌握住取士權的同時，殿試的地位也進一步鞏固。
嘉靖以降，皇帝政治素養不足，皇權的控制力明顯減弱，皇帝加強皇權的需要對殿試取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皇帝透過不斷變更與改良殿試的讀卷規則，以擴大皇權在取士上的輻射範圍，保證皇權對取士權的絕對控制。
殿試在明代的沿革過程，實際上就是不斷適應皇帝強化取士權的政治需求的過程。只不過，在崇禎接盤之際，前面埋下的人才隱患已經太多了，以至於最終也無力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