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廉——春秋下的封建正統史

曾廉——春秋下的封建正統史

曾廉自稱，他編撰《元書》的目的，是欲“繼麟經之志，而後君臣之位定。君臣之位定，然後邪說不敢肆，而《春秋》之義行矣。”即效法孔子作《春秋》之意，以維護封建名教綱常和統治秩序為己任。

因此，他在書中反覆宣揚那套早已被唱濫了的忠孝人倫之道，說：“夫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力圖證明夫婦、父子、君臣三綱是與天地共生共存的萬古不拔之理，破壞了三綱五常，就是“滅天理而窮人慾，”“於是乎有悖逆詐偽之心，有謠泆作亂之事”，乃至“臣子皆君父，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夏”，天下大亂，“而人類亦澌滅以盡矣，豈不哀哉！”總之，古往今來的治亂興亡關鍵莫不繫乎此中。

他又認為，穩定封建統治的基礎，首先是提倡忠孝。

“夫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故孝弟為人之本，而求忠琶於孝子之門。”“可以達，可以窮，可以親，可以疏，可以生，可以死也。”“故人子未有不孝而可以事其親，人臣未有不忠而可以事其君者也。”而背棄忠孝，而必然導致人倫掃地，犯上作亂，天下分崩，生民塗炭的大禍，因而對此類“邪說”非加遏止不可。《元書》主要依據《元史》刪定而成，其總篇幅較後者少得多，惟對那些直接體現封建綱常思想的內容或類傳，不僅不刪削，有時還極力加以擴充。

如《元書》對《元史》中的長篇奏文、詔旨、言論，大抵不錄原文而僅取其大意，但對姚樞、許衡、竇默等一些元朝大儒傳則洋洋數千言，凡宣揚儒學和三綱五常之道的奏文都儘量照錄不刪。至於忠節《元史》作忠義、孝義《元史》作孝友、列女等類傳內容，較之《元史》相應類傳還大為增加，除了把原來不屬這些傳的某些列傳人物攔入其中，還從其他資料中搜集了不少傳記來充數。

《元史》中，《孝友傳》原為一百零五人，《元書》增為一百五十六人；《列女傳》原為一百零七人，《元書》增至一百六十餘人：《忠義傳》原僅八十五人，《元書》則增一百六十餘人，幾為前者的二倍。他還生怕別人不明其苦心，特在《忠節傳》中點明，這樣做完全是為了“以終孟子息距之意，以回猛獸洪水之害”。

同時，在人物列傳的編排上，他也苦費心機地力求表現封建綱常秩序。如《元史》記敘人物生平時，往往順帶簡略敘述及其祖、父之事，本無為其祖先立傳意，有的則屬附傳性質。曾廉對此卻大不以為然，他認為父為子綱是自古聖人明訓，《元史》某些列傳意以子為主，以父為附，豈非荒謬，故特在《元書》中一一糾正。

如《元史》本無班都察傳，僅於卷一二八其子土土哈傳中順帶敘及，曾廉《元書》則特立班都察傳，其子土土哈附之，但內容卻較《元史》毫無增加。又《元史》卷一二九李恆傳附其父李惟忠事，曾書則以李惟忠為主，附恆傳。其實，這些人的父兄本無甚事蹟，僅數行字，再有的僅一行如完澤之父線真，根本不值得立傳或無法立傳，但曾廉卻頑守“父為子綱”的一套，足見其封建倫理觀念的根深蒂固與迂腐不堪。

他在《元書》蘇天爵傳中據其他資料補入一篇論修史之疏對其中所說的“作史者本欲記載賢能，用為法勸······或人子事親如王祥之孝感，或義士赴難若南霽雲之殺身，並宜登載於篇，以為將來之鑑”。

而“奸臣賊子之事”亦當載入史書，以“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等語，深為歎賞，稱其所論“可謂審矣”。從這一觀點出發，《元書》中的史論幾全從褒貶著眼，如對李黻、泰石華、星吉、福壽、餘闕、董博霄、道童、石抹、宜孫等被元末人民起義所攻殺者，不管其平日行事如何，即使劣跡昭彰，都一概稱讚不置，說是“亡國之道，亦效死而已矣，復何道哉！”

認為元末統治雖已腐敗將傾，然為人臣者，仍當效之以死。甚至如陳友定這樣的人物，平日橫行霸道一方，但由於他始終效忠於元朝，最後為朱元璋擒殺，因而也受到曾廉的褒揚，說：“友定始頗跋扈，終完臣節，桑榆之收，亦有元忠臣之殿也。”至於燕鐵木兒這樣的權臣，既然參與殺害天順帝阿速吉八，以臣弒君，當然應從一般傳中取出而貶入《亂臣傳》，“以儆夫人臣有異志者”了。

由於曾廉評更論事僅從褒忠斥奸著眼，對評價歷史事件的分析往往只能就事論事，浮在表面，顯得十分遷腐無力。如對元代漠北諸王屢屢割地自雄，或起兵反抗朝廷，企圖奪取中央權力，以至造成戰禍連年的原因，魏源《元史新編》曾作過探討，說：元時“漠北之地極於北海，皆樹親藩，中外一家，轢軼曠古，而釁起蕭牆，世為敵國，與元代相始終，宗子維城之固安在哉？”

認為元代建封藩之國，本欲以此與中央朝廷互為犄角，鞏固其統治力量，殊不知封藩權力過重反成為威脅中央集權的離心割據力量，可見這種“宗子維城”的做法並不可取。應當看到，這種認識，確有一定歷史深度。

但生活在魏源之後的曾廉反而無此認識。在批評河平王昔裡吉蒙哥大汗之子、忽必烈之侄乘海都反元世祖忽必烈之機，起兵作亂時說：“昔裡吉直好亂耳。所謂其父殺人其子行劫者也。曾亦思其父之得國義乎不義乎？孰作之俑，而何足以怨世祖哉！”僅僅以“好亂”去指責昔裡吉等人的分裂活動，並把元代封藩國起兵作亂，視為蒙哥大汗恃強奪取大汗之位，得國“不義”，破壞了綱常觀念，產生了惡果。

其實，上述歷史現象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元代的經濟、政治制度決定的。元代西北諸王，不僅在各自的封地內擁有很大的實際權力，而且直接掌握著相當數量的軍隊，加之這一地區經濟條件，民族和語言習俗等與中原地區存在不少差異，故一旦氣候成熟，便很容易造成各自獨立、互爭雄長的局面。

曾廉的看法，不僅毫未接觸及實際，較之魏源的見解也淺薄得多。他在《元書》蘇天爵傳中據其他資料補入一篇論修史之疏對其中所說的“作史者本欲記載賢能，用為法勸······或人子事親如王祥之孝感，或義士赴難若南霽雲之殺身，並宜登載於篇，以為將來之鑑”。而“奸臣賊子之事”亦當載入史書，以“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等語，深為歎賞，稱其所論“可謂審矣”。

從這一觀點出發，《元書》中的史論幾全從褒貶著眼，如對李黻、泰石華、星吉、福壽、餘闕、董博霄、道童、石抹、宜孫等被元末人民起義所攻殺者，不管其平日行事如何，即使劣跡昭彰，都一概稱讚不置，說是“亡國之道，亦效死而已矣，復何道哉！”

認為元末統治雖已腐敗將傾，然為人臣者，仍當效之以死。甚至如陳友定這樣的人物，平日橫行霸道一方，但由於他始終效忠於元朝，最後為朱元璋擒殺，因而也受到曾廉的褒揚，說：“友定始頗跋扈，終完臣節，桑榆之收，亦有元忠臣之殿也。”至於燕鐵木兒這樣的權臣，既然參與殺害天順帝阿速吉八，以臣弒君，當然應從一般傳中取出而貶入《亂臣傳》，“以儆夫人臣有異志者”了。由於曾廉評更論事僅從褒忠斥奸著眼，對評價歷史事件的分析往往只能就事論事，浮在表面，顯得十分遷腐無力。

如對元代漠北諸王屢屢割地自雄，或起兵反抗朝廷，企圖奪取中央權力，以至造成戰禍連年的原因，魏源《元史新編》曾作過探討，說：元時“漠北之地極於北海，皆樹親藩，中外一家，轢軼曠古，而釁起蕭牆，世為敵國，與元代相始終，宗子維城之固安在哉？”認為元代建封藩之國，本欲以此與中央朝廷互為犄角，鞏固其統治力量，殊不知封藩權力過重反成為威脅中央集權的離心割據力量，可見這種“宗子維城”的做法並不可取。

應當看到，這種認識，確有一定歷史深度。但生活在魏源之後的曾廉反而無此認識。在批評河平王昔裡吉蒙哥大汗之子、忽必烈之侄乘海都反元世祖忽必烈之機，起兵作亂時說：“昔裡吉直好亂耳。所謂其父殺人其子行劫者也。曾亦思其父之得國義乎不義乎？孰作之俑，而何足以怨世祖哉！”僅僅以“好亂”去指責昔裡吉等人的分裂活動，並把元代封藩國起兵作亂，視為蒙哥大汗恃強奪取大汗之位，得國“不義”，破壞了綱常觀念，產生了惡果。其實，上述歷史現象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元代的經濟、政治制度決定的。

元代西北諸王，不僅在各自的封地內擁有很大的實際權力，而且直接掌握著相當數量的軍隊，加之這一地區經濟條件，民族和語言習俗等與中原地區存在不少差異，故一旦氣候成熟，便很容易造成各自獨立、互爭雄長的局面。曾廉的看法，不僅毫未接觸及實際，較之魏源的見解也淺薄得多。

又如舊《元史》對致和元年1328年即天曆元年圖帖睦耳與燕鐵木兒攻殺天順帝之事，系據《元實錄》記載，因而頗有忌諱，凡天順帝親信諸臣若側刺沙、兀伯都刺等均不列傳，且於泰定帝本紀中力加貶損。

魏源對此深為不滿，特在《元史新編》中立《天曆交兵諸臣傳》，以燕鐵木兒和側刺沙各為一方立傳，既增補了側刺沙等事蹟，又講清了整個事變的經過。曾廉則僅從表彰忠節出發，添補了幾個死於天順之難的所謂“忠臣義士”傳，兩者相比，不僅敘事不如《元史新編》清楚，史識更見低劣。可見，這類斷斷於《春秋》褒貶之義的做法，除了散發出更濃厚的封建正統史觀氣息外，實際上較舊《元史》的記載，並無什麼見長之處。

他說，蒙元以遊牧部落興起於漠北，數十年間，滅國四十，威震四海，“蓋自古以來，用兵未有如元之堅悍者也。然平宋以後，兵反脆弱矣。至於季世、張士誠以十三人橫行江淮而不能制。跡其所以盛衰，亦古今得失之林也。”他認為，“自古得天下之道在於知人，君相有知人之明，乃可以盡天下之才而為天下用。是故善為天下者，惟以知人為務。何則？其治亂皆繫於此也。”蒙古興起漠北，所向無敵，除了成吉思汗、窩闊臺、忽必烈等人的雄才大略外，而其重要的原因就在於“立賢無方”，廣招人才，知人任善。

如成吉思汗“明於求術才，近則遼金，遠則西域、仇敵之裔，俘囚之虜，皆取為爪牙心腹····遂一宇宙，不亦宜乎！”而忽必烈之統一中國，建立元朝，安定社會秩序，也與起用姚樞、許衡、竇默等一批賢能儒臣有很大關係。他認為，“自古得天下之道在於知人，君相有知人之明，乃可以盡天下之才而為天下用。是故善為天下者，惟以知人為務。

何則？其治亂皆繫於此也。”蒙古興起漠北，所向無敵，除了成吉思汗、窩闊臺、忽必烈等人的雄才大略外，而其重要的原因就在於“立賢無方”，廣招人才，知人任善。如成吉思汗“明於求術才，近則遼金，遠則西域、仇敵之裔，俘囚之虜，皆取為爪牙心腹····遂一宇宙，不亦宜乎！”而忽必烈之統一中國，建立元朝，安定社會秩序，也與起用姚樞、許衡、竇默等一批賢能儒臣有很大關係。他說，蒙元以遊牧部落興起於漠北，數十年間，滅國四十，威震四海，“蓋自古以來，用兵未有如元之堅悍者也。然平宋以後，兵反脆弱矣。至於季世、張士誠以十三人橫行江淮而不能制。跡其所以盛衰，亦古今得失之林也。”他認為，“自古得天下之道在於知人，君相有知人之明，乃可以盡天下之才而為天下用。

是故善為天下者，惟以知人為務。何則？其治亂皆繫於此也。”蒙古興起漠北，所向無敵，除了成吉思汗、窩闊臺、忽必烈等人的雄才大略外，而其重要的原因就在於“立賢無方”，廣招人才，知人任善。如成吉思汗“明於求術才，近則遼金，遠則西域、仇敵之裔，俘囚之虜，皆取為爪牙心腹····遂一宇宙，不亦宜乎！”而忽必烈之統一中國，建立元朝，安定社會秩序，也與起用姚樞、許衡、竇默等一批賢能儒臣有很大關係。

對元朝中期國勢日衰，以至不及百年而亡的原因，曾廉也提出了一些看法，認為主要在於：

1、政令不修，賞罰不公，致使人心漸失。

曾廉在《元書》卷六十八張珪傳中專門引錄了其批評時政的一篇奏疏大意，其中列舉朝廷執法不明，使奸邪逍遙法外，忠良抱屈未伸的種種事實，以為此將有致“民怨神怒”。並指出：“由珪之言觀之，則可知元政之弊矣。”表示十分贊同。因此，他在編《元書》時有意對有關這方面的內容作了些充實。如元仁宗時張養浩曾上疏萬言，批評時政，《元史》僅錄其賞賜太侈、刑禁太疏、倖門太多、風俗太靡、異端太橫、取相之術之寬等十目，曾廉則據其他資料，在《元書》卷七十二張養浩傳中補敘了十目的具體內容達二千餘字。同卷又增入《元史》、《元史新編》等未收的徐毅傳，記其累上奏疏，針砭時弊，要求清吏治、嚴選舉、裁冗官、選臺諫等事。這些，都旨在強調這一看法。

2、風俗奢侈，取斂無度，終至民貧國弱。

曾廉認為，蒙古初興時，衣食風俗厚僕，“大抵人魁壯猛而善騎射，故能精強力戰，所向無敵，非其人異，亦堅撲之多義也。入中土既久，食稻衣錦，筵備水陸之品，堂室所陳，必有地衣壁帶，金玉以為酒器，異珠名寶以為婦人之飾，於是純風衰，市道盛，······民貧而國瘁矣。”由於進入中原後，蒙古統治集團生活日趨奢侈，揮霍無度，濫施賞賜，使之元代財政一直危機重重。為了彌補國帑方空，元政府往往採用濫印交鈔、理算、壟斷專利等法，大事敲剝百姓，搞得天下怨愁不堪。到順帝一代，生活上是更荒滛糜爛之極，終至於“綱紀大壞，此天下之所以土崩瓦解也”。

3、統治集團自相傾軋，嚴重削弱了統治力量。

元代，統治集團內各種政治勢力盤根錯節，不斷相互傾軋殘殺，僅順帝朝，便連續不斷地發生脫脫與伯顏、孛羅帖木爾與擴廓鐵木兒之爭，勢同水火，爭戰不休，迄於元亡。曾廉對此深為感觸，說明元朝貴戚大臣往往“妬功疾能，勝則相爭，敗不相救”，勇於閱牆，以至“擅興兵戎，脫脫因是隕身喪家，而激孛羅、擴廓之鬥，如人之有肢體而構之傷殘，崔彀未成而社稷墟矣。”認為這是他們不能一致鎮壓“群盜”反而被推翻的重要原因。

應當看到，曾廉對元代政治盛衰得失之故的探討，並非就史論史，有不少實是寄託了自己對清末政治現實的感受而發的。如他對元代政令不信，賞罰不公和統治集團內相互傾軋的評論，就帶有對庚子事變後他們所依附的，以徐桐、剛毅為代表的最頑固封建集團遭到打擊的不滿和感慨，實質上是要求清統治者吸取元亡教訓，聯合各種封建勢力去鎮壓正在興起的革命運動。

又如，他在《元書》的一些史論中，一再借機大罵商鞅變法是倡“無父無君”之行，“彼蓋惟恐國之不亡，人心之不死，不足以售其心之所欲，而後漫為邪說以惑人也。而其所為大不忠，必自蔑禮逾分始也，亦見其奸矣。而受其惑者遂至漫延天下，神州陸沉，如水益深。”並危言聳聽地說，商鞅以富國強兵說秦孝公變法，殊不知“富強何時而社已屋矣。豈不痛哉！”“餘於是知秦之所亟滅，而鞅之惡，雖身裂不足以蔽其辜也。”完全顛倒了歷史是非，其口吻與戊戌時上書攻擊康有為、梁啟超變法為“亂聖人之道，隳忠孝之常經，趨功制之小得”如出一轍。

為了反對資產階級改良派提出的“廢科舉”主賬，他還在《元書》中喋喋不休地宜揚科舉制度，說什麼“自科舉頭，進士科獨重而朝廷得人亦為盛矣。”又說：“科舉者，國家取士之制，士之登進之贄，又非遂有害於道也。”上述史學觀點，與曾廉在現實中堅持封建頑固守舊的立場是完全一致的。

小結

比如封建統治集團內的相互傾軋殘殺，雖然歷代都有，這是由於他們的剝削階級本性決定的。但元朝表現得特別激烈、突出，這顯然有其深刻的歷史和社會原因。由於元朝在短短時期內從奴隸制遊牧部族迅速發展起來的封建王朝，其制度中還存在著不少奴隸制的殘餘，特別是以宗法血緣關係為基礎的世襲貴族，一直保持著很大的勢力，不僅各宗藩親王在其封地內擁有軍政特權，以軍功發跡的勳臣、貴戚、親軍也世代把持朝廷實權，以維護各自的既得利益出發，這些勢力總是相互結成各種政治派別集團，排斥異己，或者利用各系宗之爭奪皇位的機會，發動政變，攫取更大的權利。

加之朝廷中蒙、漢、色目商人地主集團的矛盾呈現出一種極為錯綜交叉的局面，由此導致了元代皇帝之間、宗王之間、貴族大臣之間，蒙、漢、色目官僚之間此起彼伏的政治傾軋和血腥殘殺。但曾廉卻把這種現象的產生簡單地歸結為某些大臣們品行不端和好“妬功疾能”之故，這種見解，當然無法從經濟和政治制度上去揭示其根源，甚至不能解釋同洋被他認為是賢相的脫脫和賀太平之間為何也會發生傾軋。

又如元統治者實行的民族歧視壓迫政策，顯然是使元代社會矛盾激化和元亡的重要原因。魏源在《元史新編》中就已一再作過揭露，但曾廉對這一容易引起清廷敏感的問題卻極力迴避，不得已時，書中也僅一筆帶過，其用意是欲掩蓋清末日趨尖銳的矛盾。可見，階級偏見，已使他不敢去說明某些歷史事件的真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