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寫的大量諷喻詩，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橫徵暴斂

白居易（772～846年），唐代著名的現實主義偉大詩人。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原為龜茲人，祖籍太原（今山西太原市），後遷居下邽（今陝西渭南市），出生於河南新鄭縣。他的父親曾任襄州別駕，早逝。白居易幼年聰敏過人，五、六歲開始學詩。他10歲時，又逢河北、淮南的幾個節度使發動叛亂，戰火驟起。他的父親為了保護兒子的安全，將他送到今浙江去避難，他便隨母離開家鄉，飄泊江南。

唐德宗貞元三年（787），16歲的白居易從江南來到京城長安。他寫了《賦得古原草送別》一詩，送給名詩人顧況去看。其中“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名句，令顧況歎服，於是，顧況到處讚揚白居易的詩才，白居易也因此而初露鋒芒。他在長安住了三年，因無事可幹，於貞元六年（790）返回徐州符離（今安徽宿縣）居住。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參加鄉試中選，來到長安準備參加進士考試。十六年（800），他考中進士，十八年（802）冬，他參加吏部會試，中“拔萃”科，任秘書省校書郎。這年，白居易將家由徐州遷到長安城的常樂里居住。憲宗元和元年（806）四月，他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的科考，列第四名，被調任周至縣尉。在這裡，他寫下了長篇敘事詩《長恨歌》，一直傳誦至今。二年（807），他又通過了殿試，被授翰林學士。三年，擔任右拾遺。

白居易的青少年時期是在戰亂中度過的，他顛沛流離，南來北往，較多地接觸了當時的社會現實，目睹了廣大勞苦人民的悲慘生活，心懷報國之志。元和四年（809），他向憲宗皇帝上 書陳事，在《策林》奏疏中提出“重禮教，以歸仕人心”，“尊賢能，以澄清吏治”，“罷兵革，以蘇民困”，“薄賦斂，以安民生”等主張，憲宗皇帝對他的意見並不重視，只是聽聽而已。這時，他的好友元稹因彈劾-，觸犯了權貴，白居易上疏援救，憲宗皇帝便藉口將他改為京兆戶曹參軍。這是他在政治鬥爭中受到的第一次挫折。

元和五年（810）五月，白居易擔任左拾遺。次年，其母病逝。服喪期滿後，814年他入朝任左贊善大夫。元和十年（815），宰相武元衡、御史中丞裴度被刺，白居易上疏“請亟捕賊，刷朝廷恥”，觸犯了權貴，被以“僭越言事”的“罪名”貶為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司馬。在江州四年中，他寫了許多詩篇，其著名的長詩《琵琶行》，表達了他對下層社會婦女悲慘遭遇的憤滿，也抒發了自己受貶的鬱悶心情。詩中說：“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溼”。把歌女的痛苦和詩人的惆悵心情描寫得情真意切。元和十三年（818），他得宰相崔群的幫助，調任忠州刺史（治所在今四川忠縣）。忠州地瘠民貧，白居易“勸農均賦稅”，“省事寬刑書”，勸導農民發展荔枝和木蓮樹的生產。

元和十五年（820），穆宗李恆即帝位，白居易被召回長安，任司門員外郎。後改任主客郎中，知制誥。他回朝任職，本想能有所作為。但他在京兩年，眼見朝政腐敗，朝臣中爾虞我詐、爭權奪利的鬥爭非常激烈，感到很失望。他也曾向皇帝上疏，但沒有被採納。因此，他便請求外任。長慶二年（822），他被調任杭州刺史。在杭州任上三年，他為人民辦了一些實事，如興修水利，築錢塘湖堤，引水灌田，受到當地人民的愛戴。長慶四年（824），他被召回京城，任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洛陽。次年，他被調任蘇州刺史。但這時，他已經對現實喪失了信心，消極悲觀，想逃避現實，獨善其身。

唐文宗李昂上臺後，朝廷的大權仍然操在大宦官手中。白居易辭了蘇州刺史職務返回家鄉。大和元年（827），他在朝中任秘書監。次年，授任刑部侍郎。大和三年（829），他以太子賓客身份閒居洛陽。這時，他對政治感到厭倦，常和香山寺中僧人交往。大和四年（830），他被任命為河南尹，只是管轄洛陽城。大和七年（833）四月任期滿，再以太子賓客身份分司東都。唐武宗會昌二年（842）春，白居易以刑部尚書的頭銜致仕，結束了他40年的仕宦生活。此後，他移居香山寺，自號“香山居士”，一心參佛，與僧人吟詩唱和。他出資幫助香山寺修建了“亭一所，登寺橋一座，連橋廊七間，大小房屋十多間”，聲稱今生信佛，“來世”也信佛。禪宗的重要典籍《景德傳燈錄》把白居易正式列為如滿的法嗣。會昌六年（846），這位偉大的詩人與世長辭，終年75歲，葬於香山寺外山坡上。

白居易一生的偉大貢獻，是他在文學創作上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他一生中寫了大量的散文和詩歌，僅詩就有三千六百多首。他是中唐時期“新樂府”詩歌運動的倡導者之一。元和十年（815）當他被貶往江州後，他給好友元稹寫了一封長信，即有名的《與元九書》，比較完整地提出了他的文學主張。他認為文學創作要為社會的政治教育服務，“補察時政，洩導人情”，使之成為改造社會、陶冶人的精神面貌的武器。他主張文學創作要反映社會現實生活，為社會各個階層尤其是處於社會最下層的勞苦人民說話；他提倡繼承《詩經》的風雅傳統和現實主義的文學創作經驗；他批評了自六朝以來詩歌創作中存在的形式主義，闡明瞭詩歌創作中內容與形式的關係。他的進步文學理論，對後世文學創作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在中國古典文學批評史和詩歌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他自己的文學作品亦充分反映了他的文學創作理論。

白居易生性善良、正直，敢言直諫，有剛正不阿的操行。他坎坷的經歷，也使他有機會了解廣大勞苦人民的悲慘生活狀況，因此，他寫的大量諷喻詩，生動形象地反映了當時勞動人民受壓迫受剝削的痛苦，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橫徵暴斂，具有鮮明的戰鬥性和現實意義。其中《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50首是最光輝的代表作品。他在《新樂府序》中明確表達自己寫諷喻詩的目的是“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他希望透過這樣的作品，使皇帝瞭解社會下層狀況，達到“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的目的。他這種善良的願望雖然無法實現，但強烈地反映出他對勞動人民的深切同情。

白居易的創作技巧具有獨特的風格。他善於從現實生活中選取具有典型性的人或事，加以藝術刻畫，使作品的主題明確，針對性強，形象鮮明突出。他作品中的語言，通俗易懂，生動準確，普通老百姓讀得通，聽得懂。宋代政治家、文學家王安石稱讚說：“天下俚語被白樂天道盡。”因而他的作品得到廣泛流傳。據元稹在《白氏長慶集·序》中說：“……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侯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伕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炫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至於他的名篇詩句，更是遠傳日本、朝鮮等國。

白居易是一位享有盛名的偉大詩人，他的文學理論和詩歌對我國古代文學的發展有重大影響，受到後世人的敬慕。他的作品輯為《白氏長慶集》71卷，成為我國古代文化寶庫中的珍貴遺產。目前，尚有許多國家的學者從事白居易的研究，表明他在世界文壇上是很有影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