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誌銘上的寫真——梅光迪雜寫之一
書同
編者按
中國現代教育家梅光迪先生，已漸漸堙沒於歷史中。為了勾勒梅先生生平史實，發掘其孤高飄逸的君子品格，彰顯宣城梅氏代有才人，據以開展人文主義和中華傳統思想道德建設，書同先生積十數年研究，並用兩年時間撰著成《君子儒梅光迪》一書。現徵得作者同意，將書稿部分章節予以刊登，以饗讀者。
2006年盛夏某天，浙江大學中文系教授段懷清先生一襲旅行者打扮，來到梅光迪先生故里安徽宣城，尋訪那些在閱讀想象中反覆流連的故人故事。吃過簡單的午飯之後，由梅光迪長孫梅務虛導引，前往距宣城市區約三十公里的蕪湖市南陵縣溪灘鄉西梅村。村莊稀稀落落，周圍被瘋長的荒草雜樹包圍。站在梅光迪祖居屋基之上，西斜的太陽，將每個人的臉照得更加光亮。
交談中，段教授忽發奇想似的對梅務虛說：“你們梅家人好像有混血傳統，眼睛深陷，鼻樑挺直。你看這個小夥子，還有你。”看見過梅光迪照片的人，可知段教授所言不虛，梅光迪正是一個眼窩深陷、鼻樑挺直，有一點兒混血氣質的人。他所說的“這個小夥子”，是梅光迪堂弟的後人梅雲龍，正在淮南師範學院就讀，因放暑假回到家中。聽見段教授的評論，梅務虛先生立即迴應道：“絕對不會。”我在一旁提醒說：“當時洋人是到過宣城的。”梅務虛更加確定地說：“這絕不可能！洋人沒有來過這裡！”
寫作此書，使我忽然憶起這段有趣往事。其實，毫無疑問，梅光迪先生是正宗的中國人，他是一個譜系脈絡十分完備清晰的大家族的後裔。關於其先人，從歐陽修所作的兩篇墓誌銘中，尚能窺見幾分現實和生動來。
1060年暮春，五十八歲的梅堯臣病逝于都城汴京，後由其子扶柩歸葬故里宣城雙羊山。歐陽修為其作墓誌銘，有一段令人頗揣玄想。
他寫道：“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握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鹹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吊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而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恤其家。”這段文字，清楚地描述了梅堯臣臨終前後的相關情形，令千年後的今人，不得不發生某種玄想。是怎樣一種風俗，能令“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又是何種力量讓“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恤其家”？這個姓梅名堯臣字聖俞的外鄉人，到底靠什麼贏得如許人的尊重和體恤？歐陽修在墓誌中繼續寫道：“聖俞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為歡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
“可謂君子者也”，這就是全部的理由嗎？也許不全是。但作為一個老友對故人的“蓋棺定論”，卻不能不說是最高的。
都官員外郎梅堯臣墓，在宣城市區梅溪公園內。梅溪公園本為九同碑村，因村中有梅氏所立九塊同樣大小石碑，遂有此稱。但上溯歷史，此處則是梅氏聚族而居之地，一側是一座小丘，謂之雙羊山，一旁是潺潺小溪，稱作梅溪，舊時有“風雪雙羊路，梅花溪上村”的描繪，頗能體現”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韻味。
然而，隨著城市化步伐加快，九同碑村漸漸淪為城中村，變成打工仔、破爛王以及其他在城市無著落者的庇身之所，髒亂差自不待言，歷史文化更無從談起。此情此景被梅氏後裔梅鐵山先生持續關注，並疾首痛心地向城市歷任治理者發出呼籲，請求將九同碑村闢建為梅氏主題文化公園，將之打造成城市文化名片。十多年之後，他的呼籲終於得到一位雄心勃勃的城市治理者的迴應，在財力還不夠雄厚，周邊地價已達三百萬一畝的情況下，不僅沒有出賣這塊數百畝土地，反而投資二億多元，歷時二年，將一個破爛不堪的城中村，建成為一個展示梅氏文化、供市民休閒遊憩的城市公園，而梅堯臣墓等遂一併得到修復。
在為老友作最後的“蓋棺定論”之前，歐陽修還應請求，為梅堯臣原配謝氏夫人作了一篇墓誌銘。那是慶曆四年（公元1044年）七月七日，梅堯臣原配夫人謝氏病歿。這年秋天，梅由吳興來到京城，拜託歐陽修為作墓誌銘。歐因忙於政務，無暇寫作，一拖拖了將近一年。這一年中，梅堯臣作書七八封，每信“未嘗不以謝氏銘為言”。他向老友敘說道：“吾窮於世久矣，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又說：“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歿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為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
這位梅氏先祖的妻子出自世家名門，知書達理，對梅堯臣一生影響巨大。惜梅氏家貧，無以厚葬，入殮時所穿的衣服竟還是十八年前的嫁衣。尤為動人的是，她知道文章的可貴，謂文字可以著其不朽。這樣一個女人，對於一個飽讀詩書卻備嘗清貧的文人而言，所該做而又能做的事，除了一篇墓誌銘，還能有什麼呢？他必須做這樣一件既合傳統風俗，又最能表達心意的事，才會心安，因此一年之中屢屢致函老友。從歐陽修轉述到墓誌中的那些話，可以看出，作為一介書生，他雖然窮苦困厄，卻不慕名利富貴，對妻子不失忠信、誠真的品格，的為一君子也。
作為宋詩開山祖師，梅堯臣一生以詩名世，也因詩結友。由於家境和創作理念接近，與當世名宦歐陽修成莫逆之交。在歐陽修的描述中，梅堯臣是光耀當世的大詩人，光明磊落的君子，但同時又是“詩窮而後工”的詩人，“君子固窮”的君子，這與後世對所謂“名門望族”“錦衣玉食”的想象，頗不相同。
考辨宣城梅氏源流，始祖梅遠，唐末光化年間由吳興遷來。因在宣城做屬官，又篤愛宣城風土人文，遂在城南雙羊山築室定居。北宋初年，四世孫梅詢中進士，五世孫梅堯臣以詩名家，至明清，則名人輩出，不僅誕生了黃山畫派巨匠梅清，還出了一位與牛頓、關孝和齊名的著名科學家梅文鼎，一門之下，彬彬鬱郁，蔚為大觀。因宣城舊稱宛陵，又有宛陵梅氏之稱。
1945年3月3日，梅光迪在蟄居的遵義，寫下一篇慎終追遠的日記。他寫道：“予考宣城梅氏所產人物有兩種：一位文藝家，一為數學家。文藝家自聖俞公，以至瞿山、雪坪、伯言，數學家定九先生一家相傳百餘年。而高官厚祿者，除宋之昌言公，清之爾止公，及文穆公外，乃不可多得。可知梅氏以學術相傳之家風矣。……梅氏家風，合文學、科學而為一，在吾國尤絕無僅有。”
梅光迪所提到的上述梅氏人物，聖俞公即梅堯臣；瞿山即梅清，清初著名畫家、詩人，黃山畫派代表人物之一；伯言即梅曾亮，清桐城派古文大家；定九先生即梅文鼎，清初著名數學家、天文學家、詩人，皆為中國文化史上標榜一代的重要人物。但畢竟“一為文人便無足觀”，在累代學術相傳中，因為文學藝術、科學研究所需的大量時間、精力乃至金錢投入，造就的學術名門，實為物質匱乏的清貧之家。也許正是從“君子固窮”的角度，梅光迪益覺其“學術相傳之家風”的榮耀。
尋其根脈，梅光迪乃宛陵梅氏章務望支河西房四支房三十一世孫，始祖為梅堯臣四弟梅禹臣之子梅曉（字及中，世稱曉公）。宋元豐庚申年（公元1080年），梅曉率族人自宣城縣南郊雙羊山，遷居到距縣城約六十里的西鄉章務裡，在青弋江兩岸，生息繁衍，累代傳承，漸成東、西兩梅村，為宛陵梅氏“三望”之一。
清光緒十六年正月初二日（1890年2月14日），梅光迪在西梅村降生。1945年春，當這位梅氏後裔因戰爭而僻居於山城遵義，遠離故鄉和親人，在夜深人靜時，屢屢翻閱宣城縣誌和宛陵詩集，常起慎終追遠之嘆。3月3日這天，在出納室領取薪水津貼並一一記錄後，又想起自己的家鄉與家族，寫道：“翻閱明史宣城縣誌及宛陵詩集，予常覺宣城歷代名人不少，見於《中國名人詞典》者約百人。該書所載共計四萬餘人，宣城所佔已多出其應得之數。而梅氏一姓之名人，在宣城又首屈一指。故以後宣城梅氏之子孫，無論僑居何地，總須儲存其宣城籍貫。蓋因宣城梅氏在中國族姓中實為最光榮之一也。”
也許年過半百已知天命，或許身體有恙心情難暢，在儲存下來的僅有的八個月日記中，梅光迪時時流露出悲觀情緒。但每一憶及家族中那些名垂青史的人物，心情卻又顯得十分複雜，摻雜著自信、自警、自勵種種元素。1945年3月14日日記記道：“宣城人才極盛於明末清初，乾嘉以後大衰，近數十年則更寥落無人。每念鄉賢，不覺神馳。”在同一天日記中，又大發感慨：“予常謂愛人類必先愛國，愛國必先愛鄉，愛鄉必先愛家，愛家必先愛身。由小及大，由近及遠，而後一事乃有所著手。”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1945年12月27日，梅光迪病逝於貴陽醫學院，葬於貴陽六廣門外聖公會墓地，他的墓碑上鐫刻著“宣城梅公光迪之墓”。因為戰爭的原因，加上路途的遙遠，他未能歸葬故里，且沒有人為作墓誌銘。但 “宣城梅公”幾個字，不僅交代了其姓氏原籍，也分明表達了一個遊子認宗歸祖的心願。作為梅氏後裔，其所該做且所能做，皆已盡矣。
“每念鄉賢，不覺神馳。”雖無墓誌銘，但閱讀梅先生家人、友人、學生所寫的那些文字，一個以“學術相傳”的“君子儒”形象，常常躍然紙上，令人不禁心馳而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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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宣城市文聯主席、市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