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陰不減來時路的不減什麼意思
《左傳》有言：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古人對德行的追求放在首位。自唐代以來，有一個比較奇特的文化現象。文人入仕且官居高位後，大都希望被皇帝賜封一個諡號“文正”，那麼“文正”的諡號到底有什麼特別呢，今天就來說說。
“文正”來源於“文貞”
我國語言文字含義豐富，幾乎每一個漢字都蘊含著先哲的卓越智慧，都承載著先民的人文追求，以文化的“文”與正直的“正”相組合，就是政治的“政”字，所以得諡“文正”之人，幾乎都是為文從政這一文官群體中的佼佼者。
在唐代，文正作文貞，大唐第一諍臣魏徵就獲得過這個稱號。魏徵本來與李世民不在一個陣營，他是太子李建成的死黨，玄武門之變之後，投靠了李世民。魏徵是一個很有個性的人，以直言敢諫聞名，據《貞觀政要》記載統計，魏徵當面向李世民提建議有五十次，向李世民的報告文書十一件，一生的建言多達“數十餘萬言”。李世民雖然是一代明君，但也是一個常人，是人都有脾氣，魏徵因為屢次衝撞唐太宗，搞得李世民很是窩火，“我遲早要殺了這個鄉巴佬”，但徵高麗失敗後，又無比懷念魏徵，因為再也沒一個能像魏徵那樣不要命的提建議的人。
“文正”有多稀缺？
物以稀為貴，古代統計者對“文正”的諡號是不輕易許人的，再加上宋代司馬光“
文是道德博聞，正是靖共其位，文正是諡之極美，無以復加
”一番闡釋，文正遂成為古代文人做官後夢寐以求的諡號。
據統計，有唐一代，僅有4人獲得過這個榮譽，除了前面所講的魏徵，還有陸象先、宋璟、張說等3人。宋代承唐制，為了避宋仁宗趙禎的名諱，名貞改為文正。宋、元、明、清四朝，只有26位股肱之臣生前或死後獲贈“文正”諡號，其中宋代有李昉、范仲淹、司馬光、王旦、王曾、蔡卞、黃中庸、鄭居中、蔡沈等9人；元代有吳澄、耶律楚材、劉秉忠、許衡、廉希憲等5人；明代有方孝孺、李東陽、謝遷、倪元璐等4人；清代有湯斌、劉統勳、朱珪、曹振鏞、杜受田、曾國藩、李鴻藻、孫家鼐等8人。
所以，歷經唐、宋、元、明、清五朝，一共也就30人獲得過這個殊榮。他們都是為文從政這一文官群體中的佼佼者，這些人也的確透過“立德、立功、立言”，在漫長曆史長河中留下了傳承後世的聲名、功勳和主張。
比如，唐太宗與魏徵之間的相愛相殺，給我們留下許多警示名言，“兼聽則明，偏信則闇”、“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以千古絕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垂範後世的范仲淹，不僅做官做得好，而且文章也寫得好，他為官清廉，剛直不阿，官至參知政事（副宰相），遺作《范文正公集》享譽後世。
一代大儒方孝孺，是一個非常硬氣的文人，他舉止淳厚，堅貞不屈，孤忠赴難，被誅十族，官至文學博士，所寫《遜志齋集》銘刻青史。
晚清第一重臣曾國藩，也是一個靠刻苦和努力上進的典範，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禮治為先，以忠謀政，官至武英殿大學士，所撰《冰鑑》等著述裨益後世。
如今，取諡號的方式已經被現代人所拋棄，但是“文正”所透露出的價值取向，依然值得我們借鑑：
“文”與“正”並行，透過讀書涵養學識、才華，透過實踐來提升品德、修為，最終提高我們的為人處世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