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的之是什麼意思
漢武帝與司馬遷這對內心嚴重對立的君臣，究竟誰活得更長一點，從而得以親眼目睹另一方的死亡？現在沒有確切的憑據可以直接回答這個問題。關心司馬遷命運的人們，曾經對此做過各種各樣的猜測。
司馬遷受宮刑之後一直擔任中書令的官職。現有的資料似乎可以表明，漢武帝最後一年，在中書令位置上的，是一個叫郭穰的人。這就是說，司馬遷當時已經離開了中書令的職位。那時他還未到60歲，不像是告老離去，所以很可能是死於任上，導致中書令的職務另易他人。
學者王國維寫道：“史公卒年雖未可遽知，然視為與武帝相始終，當無大誤也。”總之，司馬遷大概死得比武帝略微早一點。
如果司馬遷真的死在漢武帝稍前一點，我們就會碰到一個更加讓人猜疑的問題：這個“稍前一點”，究竟純屬偶然，還是與漢武帝有什麼關係？歷史上很多“稍前一點”的事例，都很讓人覺得帶點疑案的性質。如光緒死在慈禧“稍前一點”便是最著名的例子。所以現在的問題是，司馬遷真的是被武帝害死的嗎？
關於這一點，兩漢之際就曾有人說，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有怨言，下獄死”，倒是很有可能的！對此，我們至少可以舉出一條很有力的旁證來。
東漢前期的班固寫成一部完整的西漢斷代史《漢書》，其中有《司馬遷傳》，但對他死於何時、如何死去這件事卻一個字也沒有提起。根據《漢書》為人列傳的一般體例，凡善終之人，班固大都會在傳記的末尾交代該人死於何年，終年時有多少歲。
《漢書·司馬遷傳》對這一點未加交代，不能看作是班固的偶然疏忽。他避免談及司馬遷去世的訊息，很像是在為尊者諱，即故意向後人隱瞞司馬遷最終被漢武帝處死這個事實。這裡所謂“為尊者諱”，其實不一定完全是在捍衛司馬遷的名譽，而更可能是為漢武帝著想。班固稱讚“孝武之世，文章為盛”。
一個卓越絕倫的大歷史學家，怎麼可以被這麼一個追求“文章為盛”的皇帝處死？這樣的事，對後代如何交代得過去？班固決定保持沉默，實在是深有用心的。
說到這裡，關於司馬遷的死，有兩點似乎是可以肯定的：他死於漢武帝末期；他是因為“有怨言”，所以被下獄而死。然而上面的結論馬上又引發出一個新的問題：假如司馬遷是因“怨言”而再度觸怒武帝，所謂“怨言”，是他寫在《報任安書》裡的那些話嗎？
我們可以設想兩種完全不同的答案，來回答這個問題。一種答案是，所謂“有怨言”的罪名，果然是由《報任安書》引起的。就像前面已經討論過的，司馬遷本人恐怕無意於透過《報任安書》直接向漢武帝披露心胸。但是漢武帝還是透過自己的監視系統弄到了這封信。漢武帝與司馬遷相處多年，而多年來深藏在他內心的狐疑終於被信中一行行的白紙黑字所徹底證實。惱怒司馬遷辜負了他的“尊寵”，更受不了司馬遷在“從俗浮湛”（在世俗的浪潮中隨波逐流）的外表之下那一副蔑視他的至高權威的傲骨。為此，他要再度懲治司馬遷。
然而事情還不止於此。如果漢武帝讀到了《報任安書》，他必定還會去設法追尋《史記》。他最關心的，應當是司馬遷將會如何描寫他這個“今上皇帝”。有一個說法是，漢武帝讀了《史記》中的《景帝本紀》，對司馬遷毫不遮掩地暴露漢景帝、漢武帝父子二人的短處大為光火，因此把這篇本紀銷燬了。班固在寫《漢書》時說，流傳世間的《史記》已經缺失了10卷（《史記》總共有130卷，今本中有10卷是西漢後期的人補入的），而其中恰恰就包括漢景帝和漢武帝的兩篇本紀在內。
看來上面這個說法不一定完全是空穴來風，只不過它把漢武帝“怒而削之”說成是在司馬遷受宮刑之前，在時間上弄顛倒了。司馬遷寫《報任安書》時，只說《史記》總共130篇，絲毫沒有提到它被漢武帝強行刪削之事。所以漢武帝“怒而削之”，只能發生在這以後。於是我們可以說，假使司馬遷“有怨言”的罪名果真起因於《報任安書》，那麼他的死大概還不僅因為這封信，也因為《史記》對“今上皇帝”以及與之有牽連的一系列人與事的描寫太不稱漢武帝的心。
不過漢武帝怒刪《史記》的說法也未必能使人完全相信，理由至少有三條。
第一，《史記》之所以缺少10篇，也可能是因為司馬遷壓根兒就沒有按原計劃真正把它們寫出來。《史通》作者劉知幾就持這種看法，即所謂“十篇未成，有錄（目錄）而已”。清代前期負責編輯《四庫全書》的一批大學問家，認為“當以知幾為是也”。王國維也批評漢武帝刪書之說“最為無稽”。
第二，《史記》有目而無書的共達10篇，其中大多數內容與漢武帝無關，根本不可能是被他刪毀的。既然其他篇章的遺失都可以與漢武帝沒有關係，又有什麼理由斷定漢景帝、漢武帝兩篇本紀的丟失就一定出於漢武帝之手？
事實上，西漢一代既無印刷術，紙張也還未曾代替絲綢或竹木片成為書寫的最主要材料（這在兩晉時才發生）。一部50多萬字的書，整本抄寫既不容易；即使抄出來，要把它全部裝訂在一起也不可能，故當時只能一卷一卷地分別裝訂。正因為如此，像這樣的大部頭著作，往往按閱讀需要被拆散開來，分卷抄寫並分卷流傳，叫做“寫以別行”。在這樣的傳播過程裡，有若干卷失傳，並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三，漢武帝如果因《史記》“極言其短”而毀去記載其父漢景帝和他本人時代的兩篇本紀，那麼他必得要以同樣的手段毀去《史記》中的其他一些篇章！漢景帝朝用晁錯的“削藩”策來收拾劉邦當年分封的同姓王后裔，弄得宗室人怨沸騰，最後逼出一場“吳楚七國之亂”。
西漢朝廷削藩自有其理由，但景帝在這個過程裡顯得刻薄寡恩也是事實。尤其無情的是，最後把晁錯當成替死鬼，斬殺在長安東市，以求與叛亂的諸侯妥協。漢景帝做過的另一件刻薄無情的事，就是在自己死前先以冤案逼死漢初功臣周勃之子周亞夫，漢景帝說：“此人心中怏怏不服，將來絕不是少年天子能使喚得了的臣下！”
總而言之，要說漢武帝因為讀了《報任安書》及《史記》，才會第二次迫害司馬遷，還缺乏充分令人信服的證據。
但司馬遷因“有怨言”而斷送了老命，則很可能是歷史事實。我們或許有把握說，這對他來說是一個心甘情願的結局。因為司馬遷早已明白，他如果想要真正地被人們認識，那麼他必須用壯烈的死來表明自己的心跡。“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這10個字寫得毅然決然、斬釘截鐵，難道不正是表達了司馬遷以死明志的強烈心念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