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什麼之手
一群年輕的敘利亞媽媽一邊談天，一邊走進一間乾淨舒適的工作室。工作室中央，有著一張大長桌，她們在長桌旁坐下，將桌上收齊的手工材料一一拿出，開始討論要怎麼編織與配色。
在她們身後，擺著一排櫃子，櫃子裡的每個小抽屜整齊有序地貼著分類號碼，標誌的是她們親手完成的一副副耳環。這些耳環的系列名稱叫做「Drop Earrings Not Bombs」，正是這些敘利亞婦女的心聲：「只要水珠狀耳環，不要扔炸彈。」耳環的設計以敘利亞、土耳其或中東傳統文化與景色為靈感，成為婦女表達自我的出口。
是「手工匠」不是「難民」：女人的雙手可以創造什麼
這間工作室位於土耳其伊斯坦堡寧靜社群裡一棟小樓房的三樓，其他樓層還包含兒童教室、培訓中心、會議室等空間，是社會企業「小雌駒」（Muhra）的據點。「小雌駒」致力於當地的敘利亞社群工作，尤其是婦女培力與兒童教育，讓敘利亞婦女在女性友善、安全無虞的環境裡工作，並接受語言、商業技能等課程。
戰爭爆發前，工作對傳統敘利亞女人而言一直是非必要的選項。一是敘利亞物價低廉、生活容易，先生一人的薪水養活一家不是難事；二是在社會文化普遍認為「女性擁有需要被保護的高貴地位」、期許女性的「端莊」形象下，家庭主婦仍是最受鼓勵的人生選擇，次則是符合「端莊」形象的工作如教師、文書、女性用品店店員等。如果一個女人在餐廳或普通商店上班，即使是在較開放的首都大馬士革，仍然可能被認為是「不光榮」或「隨便的女性」。
然而，根據2017 年大馬士革研究與文獻中心的報告顯示，戰爭爆發後，因男性人數驟減、傷殘或疾病等因素，至少1/4 的難民家庭女性，必須開始擔任家中經濟角色。女人創業的比例在戰前2009 年為4。4％，戰後的2017 年已升至22。4％。敘利亞境內，更多女性擔任以往男性主力的職位，例如公車司機與加油站店員，都是以往罕見的。
全球難民有一半是女人。通常「女性難民」會被視為弱勢中的弱勢，一種負擔或需要照顧的物件，而不是能對群體有所貢獻的存在。然而，實務上發現，如果賦權女性難民，這股佔了大半的力量其實能夠成為難民群體的穩定支援，尤其大部分女性的特質看重關係、細節、和諧，因而當女性難民成為領導角色，會比較注意細節、平均分配資源，也比較不容易起衝突，做出較全面的決策。無論對外或對內，女性重視人際關係的傾向有利於社群團結與復原，在身處異鄉或流離失所的狀態裡，對群體特別有利。
因此，許多和「小雌駒」類似的組織，都將工作焦點放在女性培力上。這些組織大多重視女性賦權、技能培訓、平等溝通，而由於它們通常會面臨資本、技術、勞動上的限制，又大多選擇環境永續與社會責任路線，因此手工藝是最常見的工作類別。2017 年，美國非營利組織「塔利爾中東政策研究所」關於敘利亞女性參與經濟的報告表示，「手工藝」是敘利亞婦女最常擔任的工作，而非營利組織被認為是最理想的僱主，因其擁有系統性的培訓計畫與薪資結構。
看似簡單的「一份工作」，在敘利亞獨特的社會背景與身處異鄉的狀態下，卻帶來了收入增加以外的好處：例如孩子可以回到學校、重建群體關係，婦女也避免因語言障礙和性別角色，受到社會隔離與產生心理問題。
工作，也賦予了難民以外的「新身份」。一名敘利亞媽媽說：「我希望人們認識我，不是因著極端份子對我做的事，而是看見我的雙手能做到的事。」這些工作坊通常不會表示商品是難民製作，而是以「工匠」、「手作職人」、「藝術家」等名詞替代，除了保持了生產者的尊嚴，也能增加生產者對自己工作的責任感。
從別無選擇拋頭露面，到樂在工作其中
最初，這些敘利亞女性的確是別無選擇，才會加入這類組織或工作坊。如果不是現實經濟考量、或組織內設有女性友善空間，傳統家庭的先生仍然不容易接受太太出外工作。但漸漸地，這些女性開始在工作中找到自信，更因為常常收到來自外國消費者的回饋，成就感與自我實現感大增。
在「小雌駒」，表現優秀的婦女可以得到升遷，成為工作坊領袖。領導耳環工作坊的是一名30 歲出頭的女性，擁有法律和醫學工程的雙學位，因為能說流利的英語，很快成為領導角色，也能接待外賓。她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是少數不會因年紀而被家族要求結婚的女人，也相當有自己的想法——不過，她是工作坊的特例，其他成員都是年齡相仿但早已有四、五個小孩的媽媽。
來自大馬士革郊區的一名媽媽，當初就帶著五個小孩來到土耳其，透過介紹進入「小雌駒」，成為編織工作坊的領袖，並籌備「小雌駒」到德國柏林的展覽。工作坊為不少媽媽帶來許多人生第一次：第一次的工作機會，第一次在土耳其可以滿足孩子的需求，第一次感受到自己也可以成為家庭的有力支柱。
必須說明，這並非指傳統的敘利亞家庭主婦就是「無力」、「軟弱」；相反地，大部分敘利亞母親對家庭佔有重要地位，又經過戰亂與動盪，這些年輕女子身上散發出來的言行氣質相當無畏、堅毅，然而由於原生社會的觀念與選擇有限，加上身處受制於人的異鄉，能感受到經濟自主帶來的力量，的確是與以往相當不同的嶄新體驗。
除此之外，以手工藝為工作，可以同時發揮藝術治療的功能。目前，藝術治療是其中一種幫助難民處理憂鬱、躁鬱、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症狀的有效方式。受訓的工作坊媽媽表示，當她們認真搭配原料、手作設計，並認為自己在做「藝術品」時，就容易忘記煩惱，保持正面情緒。
幾位成員說：「我以前從來沒有做過手工藝，但我現在很喜歡透過藝術挑戰自己。當我沉浸在這些顏色之中，我會忘記所有煩惱，想著更好的未來。」「我從來沒想過，會有外國人喜歡我做的東西。當我想到我做的這些耳環，最終竟然能讓不同國家的人佩戴，感覺真的很好。」
這些女人在工作中，不只得到較穩定的生活、社群關係，也找到深刻的成就感和自我實現感。拜訪她們，瞭解她們從「工作是別無選擇」到對工作產生價值感的心境轉變，令我產生對工作意義的反思：對許多像我一樣的臺灣年輕世代來說，工作是生活的重心之一，也是自我肯定的來源，但大多數時間為何不像敘利亞婦女滿足，只剩疲累倦怠、得過且過、自我懷疑？我們從每天的工作裡，得到多少自我實現的成分，對工作成果的認同又有多少？
迴歸工匠精神，找回勞動的意義與力量
2020 年，美國普渡大學與維吉尼亞大學的心理學家共同發表了針對全球170 萬人的家庭收入與生活滿意度評比，並考量各人的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家庭人數等背景，發現每個國家都有各自的「收入飽和點」（Satiation Point），只要超過一定的收入水準，幸福感就不再隨著財富增加，甚至會降低。無法滿足生存需求的貧困會帶來痛苦，但人只要能維持食衣住行等基本的生活條件，就可能達到與全球富翁同等的幸福感。
在基本生存需求無虞的現代職場迴歸工匠精神，我們要求的不再是工作能帶來更多薪水，而是工作能帶來更多意義，甚至幸福感。事實上，不用任何科學家背書，我們都明白，幸福感與我們的實質收入或社經地位沒有必然關係。
我們可以試著找出自己對工作認同的核心價值，深度參與，找回對工作的自主權。藉由掌握工作，感受到自己能好好掌握生活；規劃勞動，而不是任由勞動支配。即使只是社會中的一個消費者，我們也能選擇「勞動疏離」程度較低的商品，支援勞工身心與勞動環境的改善。
工作將佔去我們大半輩子的時間；如果必須工作，就讓它本身成為我們汲取生命意義的其中一種過程，而不是必須忍受的過渡期。大家是否有同感呢？歡迎留言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