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儒入道是什麼意思
魏晉玄學中有“三玄”，指《易》——《易經》、《易傳》，其實主要是儒家的《易傳》而非《周易》本經。所以，玄學的基本特點是儒家、道家都包括涵蓋了，但實際上，玄學清談的特點是名家式的。
新道家
哲學史上稱玄學為“新道家”，主要做法是“援儒入道”，關於王弼的學派問題學界至今爭訟不休。有些學者覺得他應該是道家，有些學者則以為他應該是儒家，因為王弼明確提出過“孔聖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恆訓其所不足”，總結起來就是常見的這句話——“孔聖體無，老莊言無”，翻譯過來，就是說：孔子已經做到了體無，“無”這種東西不能透過語言來描述，故孔子所言皆為“有”；老、莊做不到體無，因此只能透過語言來說“無”，這正是其所不足處。因此，玄學雖然“祖述老、莊、《易傳》”，但孔子的地位卻是最高的。
其實王弼的思想不是孤證，據《世說新語》，齊由（齊許由，即學許由）、齊莊（齊莊周，同上）兄弟倆在被庾公問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時，兩人回答說；“聖人生知，故難企慕”。這是說，孔子生而知之，聖人是一般人無法學習的。
王弼的一個重要貢獻，主要是到了他這裡，漢朝的“黃老道家”才真正變成了“老莊道家”，自此以後，道家主要指老莊，而不再指黃老。本有些衝突激盪的老、莊思想，終於如後世儒釋道三教合流般融匯到了一處。而在王弼的思想體系大廈之中，道家的老莊與儒家緊密結合在一起，並且他抓住了仁義禮智在《論語》中不作為最高概念這個特點，巧妙的將其作為“有”而同經過《易傳》改造後的老學之“無”聯絡在了一起。
總之，王弼以《論語》、《易傳》來改造並創新《老子》，可見，魏晉玄學並不僅僅是“三玄”之書，後面我們也會提到名家的一點東西。
另一些玄學時代的大家，就學術傾向而言，裴頠崇有，故反對王弼等人的貴無說，他的理由是——有可生有，無則不能生有——類似於西方古代哲學中的“相反的東西不能生出彼此”。
歐陽建則提出“言盡意”，來反對當時流行的“言不盡意”說。《易傳》和《莊子》雖然都有“言不盡意”的看法，但彼此卻有不小差別，前者總體上認為“意可盡”，後者總體上認為“意不可盡”。
歐陽建和裴頠都是儒家陣營，隸屬於魏晉玄學時期，雖然在古代他們的思想沒有被重視，但遇到現代學術後，二人的觀點得到了很大的肯定。
毋信人之言，人實誑汝
這句話是陳垣先生所說，同為楊廣、秦檜翻案之流完全不同，陳垣先生強調的是對於史實的探賾索隱、鉤深致遠。
郭象是跟王弼齊名的一位玄學家，早年他發現很多人都說玄學時期流行的命題為莊子本人所言，但郭象隱約覺得不對，後來自己讀書，才發現當時的玄學家們根本就是在臆測，因為那些命題其實是《莊子》這本書記載其他學派的“辯題”。這讓我想到一件事，就是柏拉圖在《巴門尼德篇》裡提到時人對芝諾的態度，因為巴門尼德講“一”、“靜止”，芝諾論“多”、“動”，於是很多人就以為師徒兩人思想完全相反，但實際上，芝諾是反對“多”、“動”的，他的目的就是要透過反對某一方來論證自己老師是正確的。同理，不能僅僅透過“三玄”來判斷魏晉玄學的性質，而要考察其實質上的觀點和傾向。
玄學裡面真正有影響的其實是《莊子》，而非《老子》，並且，名家在這裡佔了很大一部分功勞，因為很多命題的版權是名家的。不過就成就而言，龐樸先生曾指出，魏晉玄學對於名家的復興是徒勞無功的，有點像邯鄲學步。從邏輯學的角度來看，這也是中肯之言，事實上，魏晉玄學雖然也重視命題的辯論，但在根本上並未超過先秦的公孫龍子、墨家後學和荀子。分析和綜合的切實應用，只能等到後世宋明理學的出現了。
玄學的起源和弊端
玄學的目的，是要反對東漢以來的“讖緯學說”以及名教的束縛，由於當時屬於門閥制度，處於階級固化的時代，所以玄學的名士們普遍出自世家大族，如嵇康等人，本身都有尊貴的身份和地位。
後世常常把玄學稱為超脫世俗、身與自然、物我兩忘，但實際上，玄學時期尚不清楚階段史問題，因此才誤以為是名教導致了魏晉之弊，而玄學登上歷史舞臺後弊端更甚，不但清談誤國，且名士好服食毒性極大的“五石散”。魏晉之弊，實始於其“門閥制度”之階級固化，決非文化上清談、超脫所能解決。故玄學盛行後，當眾大小便、裸體、酗酒現象在貴族之中越發流行，一些名士還故意藏在山林裡學《莊子》中的許由等人當隱士，卻又千方百計讓當權者去尋他們出山做官，這恐怕是莊子本人和他的學生們想不到的——原本以為自己的學說絕不可能為世俗所用，到頭來卻依舊成了欺騙和謊言的遮羞布。縱觀古今中外，看來不管是何種超脫的學說與思想，都在根本上超越不得世俗的濫用。
魯迅先生曾於《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中曾指出：“晉名人皇甫謐作一書曰《高士傳》，我們以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說吃散之苦。因為藥性一發，稍不留心，即會喪命，至少也會受非常的苦痛，或要發狂；本來聰明的人，因此也會變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藥性，會解救，而且家裡的人多深知藥性不可。晉朝人多是脾氣很壞，高傲、發狂、性暴如火的，大約便是服藥的緣故。比方有蒼蠅擾他，竟至拔劍追趕；就是說話，也要糊糊塗塗才好，有時簡直是近於發瘋”。
服藥始於何晏，他儒道皆通，曾跟王弼辯論過“聖人是否有情”一命題。他本是美男子，卻極為好色，身體虛弱之下便開始服藥，後經他推廣，魏晉名士便服藥以至於流行。流行到何種程度？甚至一些普通人也要故意癲狂發瘋，來裝作自己服藥了般——因為這種藥價格昂貴，一般人很難買得起。服藥之後，因為癲狂，人通常要疾走出汗進行排毒，所以魏晉和唐朝時期我們還能看到不少詩篇講“疾行”——實在是由於服藥者停不下來的緣故。
服藥同樣影響了魏晉時期的服飾風格，如赤腳，服裝輕飄飄的宛如仙人，這些都有“五石散”的很大功勞。後世很多皇帝服食丹藥誤國，總體就來源於魏晉時期的服藥文化，只不過丹藥後來成了道教的重心（外丹），危害也日漸嚴重。直到清朝的一個學者俞正燮才首次指出，古代服食“五石散”和鴉片無異。
嵇康曾有一句話叫做“越名教而任自然”，聽起來不錯，但實際上，很少有人知道嵇康隱居的真正緣故乃是忠心於先帝所致（姻親），也正如此，嵇康才要“非湯武、薄周孔”，因為他覺得司馬昭不能做皇帝，皇位只能是曹魏政權的，就像湯武不能革命，天下只能是夏或湯的——然而這本身就是悖論，若夏長存，何來周之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