腥臊並御的意思是什麼
北魏後期的縱慾風氣：食色性也被淋漓盡致展現，通姦案層出不窮
披覽有關北魏後期的典籍時，只要稍微留意一下當時上流社會的生活，便很容易發現當時盛行一時的縱慾風氣。入主中原的鮮卑貴族人，在生活上帶有明顯的暴發戶的特徵，其來勢之猛烈、程度之瘋狂、危害之嚴重，令後人不得不發出空前絕後的感慨。不可理解的是，他們自己竟然還曾以此自傲，所謂“
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
”，正是這種心態最坦率的表達。
史載，
高王陽元雍
就有“
妓女五百
，隋珠照目，羅衣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之有也”，他“出則鳴騶御道，文物成行，饒吹響發，茄聲哀轉；入則歌姬舞女，擊築吹笙，絲管迭奏，連宵盡日”。
其中有美姬修容、豔姿
，“並蛾眉皓齒，潔貌傾城”，修容能為《綠水歌》，豔姿善《火風舞》，“並愛傾後宮”，又有徐月華善彈箜篌，奏《明妃出塞曲》，“聞者莫不動容”。
河間王元琛
有“
妓女三百人
，盡皆國色”，其中有朝雲善吹筬，“能為《團扇歌》、《隴上聲》”。
威陽王元禧
“
貪淫財色，姬妾數十
，意尚不已，衣被繡綺，車服鮮麗，猶遠有，簡娉，以恣其情”，以致“奴婢千數”。
高陽王元雍甚至到皇宮中去搶宮女
。當時各級官僚無不仿效，爭相置妓，如薛真度“
有妓數十
，每集賓客，輒命奏之，絲竹歌舞，不輟於前，盡聲色之適”。他還曾挑了十多個女妓送給宣武帝。這些妓女在身份上屬奴婢，可以隨意買賣，她們多數有一定的特長，或唱或彈或舞，姿色動人，專供主人聲色之娛。
王公顯貴擁有眾多的美女，無節制地放縱情慾
，
不少人弄得身心交瘁
。如李元護有“
妾妓十餘，聲色自縱。情慾既甚，支骨消削，須長二尺，一時落盡
”。
這是一個縱慾致病的典型
。
北魏上流社會的道德倫理觀念淡薄，性放蕩之風盛行，各類通姦案層出不窮
。
孝文帝馮皇后與“中官高菩薩私亂，及高祖在汝南不豫，後便公然醜恣
”，明帝時執政的靈太后胡氏，曾“
逼幸清河王懌，淫亂肆情
”，又與鄭儼私通，“宣淫於朝”。
權臣元叉
則“
姑姊婦女，朋淫無別
”，並
不斷帶妓女入宮淫亂。由於靈太后與元叉的放蕩無行
，世風日壞，史載：“
自靈太后預政,淫風稍行，及元叉擅政，公為奸穢
。自此素族名門、遂多亂雜，法官不加糾治，婚宦無貶於世，有識者鹹以嘆息矣”。如宣武帝時，恩幸趙修為其父送葬，“道路嬉戲，殆無戚容，或與賓客奸掠婦女裸觀”。
當時還出現了不少性變態狂，如
元願平曾“裸其妻王氏於其男女(兒女)之前，又強姦妻妹於妻母之側
”，令人髮指；又有崔延夏，“絕房中而更好男色，輕忿妃妾，至加棰撻，同之婢使”，典型的同性戀者。
這股放蕩之風還波及到寺院，導致僧侶生活的墮落。
一些貴族捐施尼寺，其中蓄養的尼姑不乏與他們姦通的，而貴族婦女信佛的也不少，往往借修行之名暫寄住尼寺，大縱情慾
。如景樂寺“每至大齋，常設女樂，歌繞樑，舞袖徐轉，絲管嘹亮，諧妙入神。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觀者，以為天堂”。瑤光寺也是如此，
所謂“天堂”，即縱慾求歡之所
。由於上流社會與佛寺往來的日益密切，寺院生活趨於世俗化，醜聞不斷。難怪元澄在神龜元年上書說：“像塔纏於腥臊，性靈沒於嗜慾，真偽混居，往來紛難。下司習而莫非，僧曹對而不問”；北齊人仇子陀更是痛斥佛寺“奸蕩奢侈，控御威福，坐受加敬，輕欺土俗。
妃主晝入僧房，子弟夜宿尼室
”。這說明北魏貴族社會的放蕩之風已是
病入膏肓，無可救藥
了。
至於飲食，本是人維持生命的基本條件，北魏王公貴族卻以此做為縱慾的方式，誇奢比富，無止境地揮霍物質財富。如高陽王元雍“嗜口味，厚自奉養，一日食必以數萬為限，海陸珍羞，方丈於前”；王超“性豪華，能自奉養，食必窮水陸之味”。當時貴族社會有遊宴之風，相互品評。宣武帝元恪經常參加這類活動，曾命趙修設宴，親臨其宅，“諸王卿士悉從”。此風之盛，在明帝神龜年間達於極點，整個上流社會沉湎其中，難以自拔。
與此相關的是
酗酒成風
。當時的王公顯貴多是一些酒徒，如
廣陽王元嘉“好飲酒，或沉醉
，在世宗前言笑自得，無所顧忌”。其實世宗本人也嗜酒，常潛入北海王元詳宅，“肆飲終日”。
任城王元澄“終日昏飲”
，齊郡王元簡“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其妻禁之，“乃至盜竊”。其中還有人酗酒過度，
弄得酒精中毒，風痺致殘的
。至於一般士人，也多酗酒成癖，如夏侯夫“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於口；沽買飲啖，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買略盡，人間債負猶千餘匹，穀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飢寒”，他稱“人生何常，唯當縱飲耳”，最終中毒而死。裴叔茂也好飲酒，“末年劇飲不止，乃至傷性，多有愆失”，成了一個神經病。
從一些記載上看，寺院中僧尼飲酒也很普遍。由於貴族官僚愛喝酒，喝好酒，從中鼓譟，推出了不少名牌酒，特別是洛陽劉白墮所釀的“鶴觴酒”，又稱“騎驢酒”最有盛名，其它如河東的“桑落酒”等各類美酒也都很暢銷。北魏的官手工業中也大量生產酒，以供應百官的賜酒、祭祀，正光以後，因國庫空虛，“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合米五萬三千五十四斛九升，孽谷六千九百六十斛，面三十萬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時郊廟、百神群祀依式供營，遠蕃使客不在斷限”。這裡所提供的“賜酒”一項所耗糧食如此之巨，其實這僅佔全社會飲酒的很小一部分，整個社會的全部耗費簡直難以估算。
前文對北魏後期上流社會的縱慾風氣做了簡單的介紹。這種風氣的盛行，產生了嚴重的社會危害。其中主要的一點是北魏統治集團普遍沉湎酒色，導致其統治的迅速腐敗，統治集團成員大多喪失了治國安邦的能力；另一方面，由於他們無止境的揮霍，造成了社會物質財富的巨大耗費，各級官吏為滿足其私慾，無不大肆貪汙，給廣大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災難，加劇了社會矛盾的激化，動搖了北魏的統治基礎。所以儘管孝文帝改革一度帶來了北魏空前的經濟繁榮和強大的國力，但自494年遷都洛陽後，僅過了二十多年時間，北魏便危機四伏、迅速滅亡了。這正應驗了馬克思的一句名言：“古代國家滅亡的標誌不是生產過剩，而是達到駭人聽聞和荒誕無稽程度的消費過度和瘋狂消費”。北魏王朝的命運正因如此風氣，而加速了滅亡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