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者何謂也教者效也上為之下效之
前言
在儒學教育中，“樂教”的傳承最不明晰，《樂經》之有無一直是學術爭論的焦點。
戰國初年，孔子弟子子夏在魏國從事儒學教育，培養了大批儒學人才。
魏文侯作為子夏弟子，不僅服膺儒學，向子夏請教“樂”學問題
，而且撰寫《孝經傳》宣傳儒學思想，在其國內推行儒學教育。他的樂工竇公儲存有《大司樂》文字，應該和當時魏國所推行的禮樂教化有關。
因此，
《大司樂》應該是儒學“樂教”文獻，而《樂記》則極有可能是子夏、竇公等人對《大司樂》的具體解說。
事實證明，子夏在魏國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樂教”理論和實踐。
透過現存文獻的綜合分析可以推斷，
《大司樂》是孔子晚年確定的儒學“樂教”教材
，涵蓋了儒學“樂教”的全部理論和實踐；孔子逝後，子夏將其帶到魏國加以傳播，魏國樂工竇公保管了這份文獻並由其後人獻給了漢文帝。
《大司樂》後來被整合進《周禮》中
，長期作為儒家
“禮學”文獻，掩蓋了它實際上是古《樂經》的事實。
先秦儒家“樂教”由孔子發其端。
孔子逝後，其弟子子夏在魏國從事儒學教育，宣傳孔子的思想和學說，傳播儒學典籍。魏文侯拜子夏為師，服膺儒學思想，在其國內推行儒學教育，提倡孝道和禮樂教化，傳播儒家文化，擴大了儒學的影響。
戰國初年，能夠繼承孔子
“樂教”思想並透過儒學教育加以推廣且取得實際效果的孔門弟子，
非子夏莫屬
。而子夏在魏國的“樂教”文字，應該就是魏文侯樂工竇公留傳而由其後人獻給漢文帝的《大司樂》。
從一定意義上說，
子夏“樂教”是先秦儒家“樂教”的一個標本。
利用這個標本，不僅可以考察先秦儒家“樂教”的具體內涵，而且可以推匯出孔子“樂教”的理論和實踐，深化對先秦儒學教育的理解和認識，解決長期以來困擾學術界的《樂經》文字有無的問題。
由於與此問題相關的
文獻大多零碎，不成系統
，我們不得不採用一些考古復原的方法，使得研究結論雖然可以自洽，卻不一定能夠定讞，這是需要讀者諸君予以鑑諒的。
子夏
（前507年—？）名卜商，晉國溫（今河南溫縣西南）人，後來三家分晉，溫屬魏國，故也可說是魏人。
他是“孔門十哲”中的小字輩，以“文學”見稱。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卜商，字子夏。
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
子貢問
：‘師與商孰賢？’子曰：‘
師也過，商也不及。
’‘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
《魏世家》又載
：“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幹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史記》和《漢書》的這些記載，
大體勾勒出子夏的歷史輪廓
，對我們瞭解其生平事蹟頗有幫助。不過，唐人司馬貞卻不滿意這樣的描述，他在《史記索隱》中說：“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
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傳《禮》，著在《禮志》。而此史並不論，空記《論語》小事，亦其疏也。
”的確，子夏在孔子逝後，對孔子選擇並闡釋的儒學典籍進行了很好的傳播，成為大家
公認的傳播孔子儒學典籍的主要代表人物
，即所謂“傳經之儒”。
不僅司馬貞提到的《詩》《易》《春秋》《禮》的傳播得益於子夏，而且
《書》的傳播也與子夏有關。
《尚書大傳》引有子夏、顏回與孔子論《書》，孔子說
：“‘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
這與漢初伏生所傳
“七觀”之義相合，而顏回早死，不聞其有儒學傳授，因此，
伏生《尚書》學應該是由子夏一脈所傳。
此外，子夏還參與了《論語》《爾雅》的編撰，這些也是先秦儒學的重要典籍。
而《史記》和《漢書》對子夏在傳播儒學典籍方面所發揮的突出作用
，關注度確實顯得不夠，司馬貞的不滿自有其道理。即便如此，我們還是應該承認，《史記》和《漢書》記載子夏的學行、性格以及孔子對他的期待，是有利於我們認識其人的
；
尤其是記載孔子逝後子夏在魏國西河從事儒學教育，培養了一批著名的儒家學者，對儒學傳播發揮了巨大作用，
這是子夏一生中最為輝煌的業績，並不亞於其傳播儒學典籍。
《史記》和《漢書》的記載並未偏離史傳的主題
。當然，這必須結合子夏在魏國的遭遇以及魏文侯的治國理念和政教實踐，才能更準確地瞭解子夏在孔子逝後所發揮的獨特作用，更科學地認識儒家教育在戰國初年的真實狀況，為我們理解和認識儒家
“六經”和“六教”開啟一扇獨特的觀察視窗。
魏文侯拜子夏為師，支援子夏在魏國開展儒學教育，
是探討子夏“樂教”的關鍵
。我們的討論就從這裡開始。
關於魏文侯拜子夏為師，南宋洪邁曾表示懷疑
，他說
：“魏文侯以卜子夏為師。案《史記》所書，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後一年元王立，歷貞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為侯，去孔子卒時七十五年。文侯為大夫二十二年而為侯，又十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歲計之，則子夏已百三歲矣，方為諸侯師，豈其然乎？”
其實，這一質疑並不成立
。魏桓子的嫡孫魏斯
（一作都，前472—前396年）在周貞定王二十四年（前445年）成為晉國魏氏領袖，獨立行政；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三家分晉，魏斯正式被封為諸侯，史稱魏文侯。
由於魏斯的獨立行政已經開啟魏國分晉之先河，
故史書一般以魏斯成為晉國魏氏領袖的周貞定王二十四年(前445年)為魏文侯元年，
並不以其正式被封為諸侯的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為魏文侯元年，現行的各種歷史紀年表也均如此標註，說明大家的認識是一致的。
以史書通例來算，此時子夏
63歲，魏文侯28歲，魏文侯拜子夏為師，
在時間上並無矛盾
。我們甚至不能排除魏文侯在獨立行政前即已拜子夏為師，因為魏文侯的弟弟魏成子也同樣是子夏的弟子。
《史記》《漢書》的記載並無問題，洪氏之說不可信從。
魏文侯獨立行政後，他不僅尊子夏為師，支援子夏在魏西河招生授徒，重用子夏弟子田子方、段幹木，表明了其尊重儒學的鮮明立場，而且在魏國提倡儒學教育，推廣孝道，踐行儒家治國理念，受到了各諸侯國的讚譽，成為戰國初年以儒學治國的代表人物。
應該承認，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學說，在
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並沒有受到諸侯們的歡迎。
孔子周遊列國，宣傳和推廣其學說，沒有一個諸侯國君接受他的思想學說，僅有齊景公向他問政並有意任用他，因遭到晏嬰等齊國大臣反對而作罷。
而戰國初年的
魏文侯不僅是第一個拜孔子弟子為師並推行儒學教育的諸侯國君
，也是第一個踐行儒學思想併為儒學經典作傳的諸侯國君。
《史記·魏世家》載:
“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幹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
由此可知，魏文侯拜子夏為師，不是為了裝點門面，而是要按照儒學思想治理國家，而他的禮賢下士，也為
他獲得了仁君的美名。
在師禮子夏的過程中，他也認真鑽研儒家經典，宣揚儒家學說。
在孔子弟子中，
子夏是傳經之儒，儒家經典的傳授大多與他有關
，我們在前面已作簡要說明，詳細說明可參見拙作《遊夏文學發微》，此不贅述。而魏文侯拜子夏為師，不僅是向他諮詢國政，而且切切實實地向他學習儒學經典，自己也竭力傳播儒家學說，這有他所撰《孝經傳》為證。
清人朱彝尊《孔子門人考》說
：“文侯受經藝於子夏，撰有《孝經傳》。蔡邕《明堂論》引其文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又賈思勰《齊民要術·耕田篇》引其文曰：‘民春以力耕，夏以鏹耘，秋以收斂。’當是《孝經》‘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注也。”
魏文侯撰《孝經傳》是否得到了子夏的指導，我們不能確定，但
“《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子夏對儒家經典的解說（“發明章句”）是在魏國進行的，魏文侯受子夏影響而撰《孝經傳》，解說《孝經》，
宣揚孝道，則是可以肯定的。
這表明了魏文侯不僅對儒家學說十分服膺，而且
參與了對儒家學說的宣傳推廣
，其以儒學治國的理念也昭然若揭。
子夏的
“樂教”是自覺地為社會政治服務的，其思想雖然來源於孔子，但其針對的教育物件是戰國初年魏國的國君，無疑會對魏國的思想文化和國家治理產生積極影響，從而有效地宣傳孔子的思想學說和教育理念，
為儒學在社會上的傳播發揮積極作用。
結語
就儒家
“樂教”而言，我們可以說，子夏在魏國創造性地繼承發展了孔子的“樂教”理論和實踐，
這是孔子的其他弟子所望塵莫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