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言無嘉憯莫懲嗟什麼意思
由於對西周滅亡的傳統闡述長期以來一直被褒姒這一神秘的角色所掩蓋，因此在解決這一時期其他所有的問題之前，我們必須首先廓清褒姒之謎。褒姒身世故事中的內在矛盾早在兩百年前便由焦循指出，我們不必在此贅述。從另一方面看，我認為，證據顯示後世史學家所描述的褒姒這一角色其實是中國古代史學領域長期發展的一個結果。因此，我們這裡的任務是論證褒姒的故事是如何一步步發展起來的，以及在後世的歷史記錄中它又有著怎樣的描述形式。如果我們能夠從這個傳說中分辨出後世新增的層次，並將後世的臆造與故事的原始核心相分離，那麼我們就可能還原她真實的歷史作用，或者說這個角色是否真正存在過。對褒姒的正確理解將為我們重新解釋西周的滅亡開闢一條新的道路。
讓我們從《國語·鄭語》中的一段敘述開始，據說出自周幽王的太史史伯之口：
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天之命此久矣，其又何可為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於王庭，而言曰：‘餘，褒之二君也。’夏后氏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傳郊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帷而噪之，化為玄黿，以入於王府。府之童妾未及齔而遭之，及笄而孕，當宣王之時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為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奔於褒。褒人褒姁有獄，而以為入於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為後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將使候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臘者，其殺也滋速。
上面這篇文字出自史伯批評幽王的昏暗統治的段落中。在這段敘述中史伯徵引了兩份資料：一首童謠和已經佚失的《訓語》。但這兩條引述本身似乎與褒姒並沒有太大的關係，並且它們也不能支援史伯將褒姒描繪成一個邪惡女子。從另一方面來看，很可能是史伯（如果他真是這個故事的講述者），或者說是《國語》這部書的編纂者，將這兩份資料編聯起來創造了一個引人入勝但卻自相矛盾的故事。
不過，另外還有一段文字中也提到了褒姒，敘事者是史蘇，篇幅較短，載於《國語·晉語》。與《鄭語》中將褒姒記述為褒人為一次可能的敗訴而支付給幽王的抵償品不同，《晉語》中談到了幽王對褒國的一次討伐，根據敘事者的觀點，這與獻公伐驪戎十分類似；褒人將褒姒獻給幽王以換取和平。史蘇繼續說道，褒姒得寵，生了伯服。隨後她與奸臣虢石父勾結，驅逐了王位的繼承人宜臼。史蘇版本的不同之處不僅僅是它的簡單，更在於它潛在的哲學：褒姒是被征服者向征服者實施報復的工具——“雌性殺手”。但在史伯的版本中，她卻是一位古代邪神的轉世，奉上天之命前來懲罰周王的倒行逆施，並且將周王朝引向滅亡。有些學者認為，《鄭語》的成書年代可能要比《晉語》晚。如果此點屬實，那兩個版本之間的差異可能反映了戰國時期的史學家和哲學家對西周滅亡之認識的一種轉變。但它們也可能只是代表了褒姒身世故事的兩個並存傳統。
康叔簋
這兩個版本自然都為司馬遷所熟稔，但在《史記》中，他顯然將史伯對褒姒身世的詳細敘述與史蘇關於褒姒導致西周滅亡的說法結合了起來。事實上，司馬遷不僅複製了史伯的版本，而且還添加了在某種程度上可謂整個故事中最著名的一部分。這個特殊的部分極可能來源於《呂氏春秋》，但太史公對其做了一定的修改。《呂氏春秋》的成書年代甚至比《鄭語》還要晚，大約在公元前239年：
周宅酆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為高葆，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嘗至，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子擊鼓，諸侯之兵數之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真至，幽王擊鼓，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於驪山之下，為天下笑。
在《史記》中，這個故事變成了：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亦不至……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
“烽火”之說顯然是司馬遷的虛構，因為《呂氏春秋》中僅說到了“鼓”；我們幾乎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烽火”這種報警系統在先秦即已存在，自不必提西周時期了。更重要的是司馬遷為褒姒添加了一種更為神秘的特徵：她不愛笑，甚至連話都不說。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她邪惡的力量“驅使”幽王費盡心思去取悅於她。這種特徵並非《呂氏春秋》或《國語》中的褒姒所有。在《呂氏春秋》中，這個故事只是向我們展示了一位不計後果的統治者如何戲弄他的臣子，而司馬遷卻利用它來顯示邪惡、心懷鬼胎的褒姒是如何引起西周王朝滅亡的。鑑於《史記》對後世歷史著述有著巨大的影響，《史記》版本因此晉升為褒姒故事的主流。然而，這個故事的發展並不止於《史記》；到公元10世紀，褒姒又被附加了另一個癖好：愛聽絲裂之聲。據《通志》：
褒姒好聞裂繒之聲，王發繒，裂之以適其意。
我懷疑這次新的發展可能與鄫國的名字有一定關係，“鄫國”之“鄫”在《國語》和《史記》中均作“繒”，根據《今本竹書紀年》，公元前780年，鄫遭到周王師的討伐。很可能這次新的創作是基於對“繒”字的誤讀和曲解。正如附錄三中表明的，這個被進攻的小國在古墓本的《竹書紀年》中可能被寫作“鄫”；而《國語》中卻是“繒”（有“絲”的意思），“繒”隨後被複錄入《史記》，很顯然這是“鄫”字在不同的文獻傳統中書寫發生了變化。到了中古時期，古墓本《竹書紀年》最初的“鄫”字已經被錯誤地引成“鄶”字，同坐落在不同地區的另一個名為“鄶”的諸侯國產生了混淆。“鄫”與“繒”之間的聯絡也因而喪失，而後一個字“繒”所具有“絲”的意思從而導致了“褒姒好聞裂繒之聲”這個故事的出現。我認為此處細緻的文字分析能夠清晰地解釋《通志》所傳遞的這一新的虛構描述的來源。
龍首三足盉
褒姒故事的持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妖女禍國”這個古老的信仰。雖然邪惡的男人更容易毀掉一個王朝，但當一個女人捲入到王朝的紛亂中去時，即便她在整起事件中是個無關緊要的人，她的角色依舊會被誇大其詞，並且在歷史上可能會被妖魔化。上面揭示的褒姒故事的發展就屬於典型的將褒姒逐漸妖魔化的一個長期過程。對女性的這種成見在由男人統治的世界中並不是短時間內形成的，這主要是男人反對女人干政這一傳統偏見所致。在《尚書·牧誓》中，武王誓師時引述了一個古代諺語：“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在《詩經·瞻卬》中詩人斷言：“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值得注意的是，邪惡的女人妲己將商朝引向滅亡的神秘故事與褒姒故事的發展軌跡簡直如出一轍。
從更深層的意義上來看，或許只有將褒姒妖魔化，西周王朝的聲望與其恥辱的結局之間的矛盾才可以得到適當的調和。找到了西周滅亡的替罪羊，後世的史學家和政治家們就能夠求得一種心理平衡，從而他們也就有理由繼續視西周王朝為模範王朝。我們在後面的討論中將進一步說明，諸如褒姒的身世、神秘的行為以及其誘使幽王欺騙諸侯，從而導致周王朝滅亡的一系列臆造，都是圍繞著《詩經》中的某些核心資訊構建起來的。這些資訊表明她也許在幽王統治時期扮演著一個政治角色，從而使其成為擔當王朝滅亡罪責的理想物件。如果她的名字確是褒姒（這一點其實我們沒有必要懷疑），那麼她很可能來自陝西南部山地，因為褒就坐落在今天漢水上游的勉縣境內。不過，為了理解西周滅亡的真實歷史，我們必須首先從傳說的影響中擺脫出來。
周王室的派系和政治鬥爭
傳統史學同樣將一些不祥的徵兆歸置到幽王身上。據《太平御覽》中引用的一個故事，幽王之母不恆期月而生之，生而幾乎被其父宣王遺棄，只是因為宣王年長而未有子，幽王才有幸被留下，並且繼承了王權。幽王統治的十一年是中國歷史上變故不斷、殊不平靜的一個時期。王室的政治鬥爭交織著王室與一些地方諸侯國之間的衝突，同時再加上政治危機和自然災害之間的相互作用，幽王時期的整個情況顯得錯綜複雜。但最終引起西周王朝崩潰的政治混亂之根源卻是在宣幽兩世的權力交替。
幽王掌權後的最初五年間，周王室的政治牽涉到一位叫“皇父”的重要歷史人物。根據《今本竹書紀年》，幽王元年（前781），“王錫太師尹氏、皇父命。”這段記載顯示皇父可能同時對周朝軍隊和王室行政擁有權威。不過重要的是應該提到，皇父的權力和威望可能早在幽王繼位之前即已建立，因為在宣王二年（前826）時，他就已經被冊命為“太師”，四十四年後，他再次被授以同樣的職位。宣王六年（前820），《今本竹書紀年》記載，在宣王帥師伐淮河地區的徐戎時，皇父擔任了軍事將領。這場戰役也是《詩經·大雅·常武》的主題。皇父非比尋常的地位我們亦可從“皇”這個頭銜中窺見；在整個西周金文中，除皇父外，只有在成康時期地位已極為顯貴的召公被賦予過這個稱號。
皇父這個人物的歷史真實性在西周金文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證實，因為他顯然是1933年在岐邑地區發現的一批青銅器的作器者（圖31）。鑑於他在宣王時期長期的任職以及顯赫的地位，到幽王重新冊命他為“太師尹氏”時，皇父可能至少已近古稀之年。並且根據他長達四十四年擔當“太師”的資歷和早先的榮譽，毋庸置疑，皇父是幽王繼位時西周王室的一位核心人物。
周原出土的函皇父器（採自《陝西青銅器》，第66頁；《青銅器圖釋》，第59-64頁）
《今本竹書紀年》載：“（幽王）五年，皇父作都於向。”皇父在洛邑北面的向（今河南濟源）為自己營建新邑，並且永久性地離開宗周去那裡度其餘生。這個記錄也可以在《詩經·小雅·十月之交》中得到印證。顯然，這是一件很不尋常的政治事件，這並非因為一個年長的官員必須要退休，而是因為，由於某種原因，他都必須離開陝西王畿地區，將自己的住所永久地遷往遙遠的東部。西周歷史上唯一一次與此類似的事件可能是王朝建立之初，周公因為與年輕的成王（背後得到召公的支援）之間的政治嫌隙而擇居東方。有趣的是，正如附錄三中的年代學分析顯示的，同一年，王位的正當繼承人宜臼也被迫離開都城，前去申國避難。這又是一次極不尋常的政治事件。我認為這是幽王統治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西周末日的開始。皇父隱退東部是否標誌著這位受人敬重的王室大員平和而體面地讓出權力呢？抑或只是他屈辱地敗於政敵之手呢？遺憾的是我們的歷史著作沒有提供有關皇父隱退的詳細內容。但在周人的文學作品中，我們看到了一些重要的線索，這些線索有助於我們理解那些在歷史著作中只是一筆帶過的事件描述。我們的資料顯示，後一種情況可能更屬實情。皇父隱退東方是《詩經·小雅·十月之交》的主題：
1十月之交，2朔日辛卯。
3日有食之，4亦孔之醜。
5彼月而微，6此日而微。
7今此下民，8亦孔之哀。
9日月告兇，10不用其行。
11四國無政，12不用其良。
13彼月有食，14則維其常。
15此日而食，16於何不臧。
17燁燁震電，18不寧不令。
19百川沸騰，20山冢崒崩。
21高岸為谷，22深谷為陵。
23哀今之人，24胡憯莫懲。
25皇父卿士，26番維司徒。
27家伯維宰，28仲允膳夫。
29棸子內史，30蹶維趣馬。
31楀維師氏，32豔妻煽方處。
33抑此皇父，34豈曰不時。
35胡為我作，36不即我謀。
37徹我牆屋，38田卒汙萊。
39曰予不戕，40禮則然矣。
41皇父孔聖，42作都於向。
43擇三有事，44亶侯多藏。
45不憖遺一老，46俾守我王。
47擇有車馬，48以居徂向。
49黽勉從事，50不敢告勞。
51無罪無辜，52讒口囂囂。
53下民之孽，54匪降自天。
55噂沓背憎，56職競由人。
57悠悠我裡，58亦孔之痗。
59四方有羨，60我獨居憂。
61民莫不逸，62我獨不敢休。
63天命不徹，64我獨不敢效我友自逸。
如本書前言所述，我們並不知道究竟是何人、何時創作了這首詩。然而，既然所有的學者都一致同意《詩經》中最晚的部分（主要指《國風》）時代在公元前6世紀中期，以及那些年代稍早的詩中（特別是《雅》和《頌》部分）至少有一部分是屬於西周時期，這就給這首詩提供了一個大致的年代框架，其創作與它所講到的西周最後一個王朝應該相去不遠。事實上，上面的這首詩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它提到了一大串官職名稱（25-31行），這些名稱精確地總括了我們從金文中所能瞭解到的西周晚期中央政府中最重要的職位；實際上，在西周中期以前“宰”並不重要，“膳夫”也是到西周晚期才變得突出。詩中對西周晚期政治制度的描述有力地說明，不管這首詩為何時何人所作，作者必定是一個對西周晚期政治和人事特別熟悉的一個人。在皇父隱退的這一年裡，周都地區並沒有發生大地震。但根據《今本竹書紀年》和《國語》的記載，幽王二年（前780）確有一次；在同一年或早一年的時候，正如一些現代科學研究顯示的，周都地區確實出現過一次日食，這再次說明了這首詩的歷史價值。
對這首詩的傳統解釋一直都遵循《詩序》，傳統上認為是孔子的門徒子夏所作，並且漢代鄭玄注也假定這首詩是對幽王統治時期政治的全面批判。把這首詩放到相關的歷史背景中來看，我認為詩的主題顯然與皇父的隱退有關，而不僅僅是譴責幽王統治的腐朽。這首詩實際上揭示了地位顯赫的皇父與新近即位的幽王之間嚴重的政治裂痕，並且這一政治衝突最終迫使皇父離開周都。詩人將皇父隱退以前發生的自然現象，如地震、日食，同其隱退聯絡起來，在他看來，皇父的隱退是與地震一樣悲慘的事情。詩人抱怨皇父，因為在他看來，皇父不負責任地離開王都，使周王身邊少了保護之人，並且他的東遷造成了都城地區的騷亂和資源的流失。同時，詩人對皇父也明顯抱有同情之心，認為他是政敵誹謗（52-56行）及周王猜忌（11-12行）的犧牲品。更重要的是，第42-48行顯示，許多王室元老都追隨皇父從周都撤離，一同遷往東部，這似乎暗示了宣王朝的老一代官員與幽王剛剛培植的新派系之間的一次決裂。第45-46行，“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一句尤見皇父離開王都之時的憤懣之情。
在人物描述方面（25-32行），詩中共提到六位官員，它們分別是番、家伯、仲允、棸子、蹶以及楀，這是這首詩與詩人講述的故事之歷史背景之間的一個重要聯絡。除皇父是函皇父器的作器者外，引人注目的蹶可能就是本書第二章中講到的蹶父，他曾在宣王四年出使冀北韓國，並且在《詩經·韓奕》中也曾被提到。仲允可能與曾經奉宣王之命出使山東齊國的仲山父有關或同人。番可能是宣王時期的一位重要官員番生的後代，著名的番生簋（JC：4326）便是由番所作。我認為這些官員中的大多數均為皇父的政治盟友，而並非如鄭玄注中所言是褒姒的追隨者（按鄭玄的說法，皇父也成了褒姒的追隨者）。在這份人員名單的最後，詩人提到了“豔妻”，毫無疑問，正如所有的註疏者都同意的，指的正是在這時聲譽日隆的褒姒；這與我們的年表中褒姒在早兩年之前，即公元前799年贏得幽王的寵幸也是相一致的。
我以為這一新的釋讀最能合理地解釋這首詩的內部邏輯，並且與這首詩的歷史背景也相吻合。在人類歷史上，新上臺的統治者用自己的親信來更替那些地位顯赫的老一代官員的現象可謂層出不窮。在與皇父的政治爭鬥中，幽王可能得到了他年輕妃子褒姒的協助，而後者也可能正覬覦著王后之位。進而，這一新的釋讀也得到另一首詩，即《詩經·小雅·節南山》的支援，這兩首詩的內容明顯是有關聯的。事實上《小雅·節南山》是《詩經》中少有的幾首提到詩人名字的詩之一，在這首詩中，詩人的名字叫作“家父”。我們有理由認為，家父亦即《十月之交》中的“家伯”，官職是“宰”，可能是皇父的盟友之一，因為金文中的諸多例子表明一個人是可以同時有這樣兩個稱謂的。如果“家父”確實是“家伯”，那麼說明這首詩可能創作於西周王朝滅亡之前（即為皇父派系的人所作）。當然，一位後來的詩人借一位早期政治家之口吟誦了這首詩也不無可能。關於這一點，我們先不做答案，但問題的關鍵在於，無論創作者是誰，詩人顯然是站在皇父一派說話的，他尖銳地批評與幽王一派的反對政黨：
1節彼南山，2維石OO。3赫赫師尹，4民具爾瞻。5憂心如惔，6不敢戲談。7國既卒斬，8何用不監。9節彼南山，10有實其猗。11赫赫師尹，12不平謂何。13天方薦瘥，14喪亂弘多。15民言無嘉，16憯莫懲嗟。17尹氏太師，18維周之氐。19秉國之均，20四方是維。21天子是毗，22俾民不迷。23不弔皇天，24不宜空我師。25弗躬弗親，26庶民弗信。27弗問弗仕，28勿罔君子。29式夷式已，30無小人殆。31瑣瑣姻亞，32則無膴仕。33昊天不傭，34降此鞠訩。35昊天不惠，36降此大戾。37君子如屆，38俾民心闋。39君子如夷，40惡怒是違。41不弔皇天，42亂靡有定。43式月斯生，44俾民不寧。45憂心如酲，46誰秉國成。47不自為政，48卒勞百姓。49駕彼四牡，50四牡項領。51我瞻四方，52蹙蹙靡所騁。53方茂爾惡，54相爾矛矣。55既夷既懌，56如相酬矣。57昊天不平，58我王不寧。59不徵其心，60覆怨其正。61家父作誦，62以究王訩。63式訛爾心，64以畜萬邦。
這首詩在傳統解釋中被認為是對皇父的政治諷刺，並且因此連帶對幽王也進行了批評（因為是他冊封了皇父）。這非但是一種誤解，更是完全忽視了這首詩的歷史背景。將“家父”與“家伯”視為同一人，無論他是不是這首詩的作者，本身便是對這種觀點的一種駁斥，因為同樣是這種觀點將“家伯”和“皇父”均視為褒姒的同黨。在我看來，第1-24行再明白不過地強調了皇父對維持西周國家穩定的重要性，並且也表達了對皇父失勢的同情和悲哀。第25-36行譴責皇父的政敵矇蔽周王，在政府中隨意安插自己的親信。第37-48行抱怨幽王無視民眾憤怒與憎恨心理的增長，允許邪惡之人操縱權力。詩的最後一部分（53-64行）或許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詩人呼籲皇父與周王和解，這正是本詩的主旨所在。“家父”，即這首詩的提名作者，本人可能也未能倖免這次政治爭鬥（如49-52行所暗示的），但他還是試著規勸皇父與周王妥協，並留在王都。
毋庸置疑，“節南山”這首詩向我們呈現了西周晚期政治中一種激烈的派系之見。這種觀點甚至在《正月》中表現得更為明顯，它直接對褒姒進行公開和尖銳的批評。詩人顯然是站在皇父這派人的立場上說話的（他原先可能是皇父的盟友之一），在無法同新的派系相處的情況下，被迫離開王室。
1瞻彼阪田，2有菀其特。3天之扤我，4如不我克。5彼求我則，6如不我得。7執我仇讎，8亦不我力。9心之憂矣，10如或結之。11今茲之正，12胡然厲矣。13燎之方揚，14寧或滅之。15赫赫宗周，16褒姒滅之。17終其永懷，18又窘陰雨。19其車既載，20乃棄爾輔。21彼有旨酒，22又有嘉餚。23洽比其鄰，24婚姻孔雲。25念我獨兮，26憂心殷殷。……
簡言之，雖然傳統註疏者所遵循的《詩序》所講諷刺功能可能並不正確，但上面這些詩的政治傾向卻是十分清晰的。這些詩的創作明顯不是出於純粹的文學樂趣或審美情趣，而是有著明確的政治意圖。它們共同提及了一個潛在的歷史背景或過程，並且這些背景或過程同樣得到了其他歷史著作的證明；因為這個潛在的歷史背景或過程的存在，我們可以實際上將他們當作一組詩來加以釋讀。不過與其他歷史著作（比如《竹書紀年》）通常只是粗略地描述不同，這些詩有著深刻的政治觀點和歷史現實意義，而這都已經成為周人文化記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們顯示了幽王早年西周王室中曾經有過的一次激烈的政治爭鬥，結果皇父被迫隱退東部。這場爭鬥可能是圍繞著王室政策的控制權而展開的，爭鬥的雙方是年輕的幽王與宣王時期留下的前朝元老，同時還糾纏了兩個女人為她們的兒子爭奪王位的爭鬥：一個是正統的周王室王后申後，另一個則是勢力逐日上升的褒姒。需重點回顧的是，根據《今本竹書紀年》，王權的合法繼承人宜臼在皇父隱退的同一年也被迫出逃。我認為這兩起事件必定有聯絡，俱源於皇父集團敗於幽王-褒姒集團的政治爭鬥。在這種情況下，遠離糾紛對於一個老人來說或許是最明智的選擇。而失去了皇父集團的政治支援，王子的唯一選擇也就只有出逃了。
從歷史文獻記載來看，從幽王五年到幽王八年（前777-前774），周王室經歷了一次重要的權力重建和政府改組。《國語·鄭語》提及一位叫虢石父的幽王派大臣，他是虢氏的族長，幽王晉升其為“卿士”，而這個職位原本是屬於皇父的。我們不知道這次冊命的精確日期。但根據《今本竹書紀年》，幽王七年（前775）虢人滅焦，很可能在皇父離開後不久，虢石父便開始在周宮廷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我們同時還了解到，在幽王八年（前774），正如《周語·鄭語》結尾處的一條記載告訴我們的，鄭桓公被冊命為司徒。更重要的是，公元前774年，也就是王權合法繼承人宜臼出逃三年之後，褒姒的兒子伯服（或伯盤）正式被立為太子。附錄三中的年表顯示，從褒姒在公元前779年受到幽王寵幸算起，伯服正式成為王室繼承人時可能僅僅是個三四歲的孩童。很可能立伯服為太子就是為了鞏固褒姒的政治地位。
我們在此所討論的歷史著作雖然主要來自於戰國時期的文字，但在講述西周王室發生的一次較大的政治過渡時，卻與早些時候的《詩經》中的描述頗為吻合。從這些歷史著作來看，至公元前771年，西周王室已經誕生了一個新的權力結構，它由四個主要人物組成：周王、褒姒、虢石父以及鄭桓公。根據《呂氏春秋》，與虢石父一同提到的祭公敦可能也是這個新政府中的一員，不過目前尚無其他資料可以證明這個說法。由前朝元老所組成的反對政黨已被完全排除在外，周幽王由是贏得了對周王室政策的完全話語權。對幽王政治的一份全面批評在《國語》中可以找到，那是史伯為鄭桓公論興衰的一部分。除了對褒姒及虢石父的個人抨擊外，史伯還提出了一個關於“和諧”與“同一”關係的哲學問題。根據史伯的說法，幽王排斥異議，拋棄和諧，專喜同一。這在史伯看來，是很不好的現象，會導致西周的滅亡。這一饒有興味的觀點至少反映了後西周時代的政治家和史學家是如何看待幽王宮廷中的政治問題的。
總括起來，上文對幽王朝中政治發展的分析與谷口義介的簡單推測（認為虢氏支援的褒姒家族與申氏支援的申後家族之間有一場鬥爭）有著顯著的不同。它同樣異於沈載勳所劃分的幽王、伯服和虢石父一派同王子宜臼、申、鄭、魯還有西戎一派之間全面的政治分界。我的解釋意在從西周最後兩個王世的權力交替中尋找這種政治對抗的起源，正是它擾亂了幽王的朝廷，並且最終將王朝引向滅亡。這是一次分別以皇父和幽王為核心的政治派別爭鬥，同時，兩個王室女人及其兒子圍繞王位繼承的爭端也牽涉其中。隨著鬥爭中皇父集團的失敗，西周政府的權力結構也逐漸按照一條完全由周幽王掌控的政策路線進行重建。但周幽王對政敵的勝利不僅為王室權威的重建創造了機會，同時也開啟了西周王朝滅亡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