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技巧是什麼時期的國防思想
在軍隊建設上，孫子以開拓者的姿態創立了先進的治軍理論。這一理論成為戰國時代新興地主階級最終完成軍事改革的先導。
孫子關於治軍的思想，可以概括為文武兼施，賞罰並用，修明政治，確保法制。
“令之以文，齊之以武”即為其治軍理論的核心。用政治和道義教育士卒，提高戰鬥的自覺性：用軍法約束士卒，統一軍隊的步調。如果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是不能用來打仗的。為了保證戰鬥的勝利，孫子提出了“治氣”、“治心”、“治力”“治變”等一系列治軍作戰的原則。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煊歸，這是掌握軍隊土氣的原則。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是掌握軍隊心理的原則；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飢，是掌握部隊軍力的原則。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是掌握因敵致變的作戰原則。
“令之以文，齊之以武”（《行軍》）這一文德與刑威並用的治軍原則，對於殘酷虐待士卒的奴隸主軍隊是一種革命，對於新興地主階級軍隊則是一種創新。既後的兩千年中，封建軍隊乃至資產階級軍隊都把它視為一條帶規律性的治軍原則。狹義地說，文與武可以釋為賞與罰、教育與紀律、愛撫與嚴刑等軟硬兩手；廣義地說，文與武又可以論述文武是包括了廣狹二義的。下面我們就來作一點具體分析。
一、富國強兵思想的最初原型
我們知道，明確提出
“富國強兵”這一思想的是戰國中期的商鞅，但是，它的最初原型在《孫子》的《吳問》等有關篇章中已有所表現了。“富國強兵”這個傳統命題是國防建設乃至國家建設上一個極為重要的指導思想，它為擺正國家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二者的關係指明瞭方向。因其重要，有必要把銀雀山竹書《孫子》的《吳問》篇照錄如下：吳王問孫子曰：“六將軍分守晉國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孫子日：“範、中行氏先亡。”“孰為之次？”“智氏為次。”“孰為之次？”“韓、魏為次。趙毋失其故法，晉國歸焉。”吳王日：“其說可得聞乎？”孫子曰：“可。範、中行氏制田，以八十步為畹，以百六十步為畛，而伍稅之。其〔割〕田狹，置士多，伍稅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驕臣奢，冀功數戰，故曰先〔亡）。…公家富，置士多，主驕臣奢，冀功數戰，故為範、中行氏次。韓、魏制田，以百步為畹，以二百步為畛，而伍稅〔之）。其〔割）田狹，其置士多，伍稅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驕臣奢，冀功數戰，故為智氏次。趙氏制田，以百二十步為畹，以二百四十步為畛，公無稅焉。公家貧，其置士少，主僉臣收，以御富民，故曰固國。晉國歸焉。”吳王日：“善。王者之道，〔宜以）厚受其民也。”
晉國在今天的山西、河北、河南一帶，在兩千年前，身居吳國的孫武能對晉國的情況有如此深人的瞭解，真可謂是
“面向世界”了。
《吳問》這段話有兩個要點是必須指出的：一個是畝制改革與國家存亡的關係，另一個是經濟與戰爭的關係。
晉國六卿都在改革畝制，都突破了原來
“百步為畝”的舊經界。但六卿改革的深度與廣度各不相同。範氏一畝為一百六十平方步，而趙氏一畝為二百四十平方步，耕地面積相差很大，而在稅收上，範氏重，趙氏輕，因而在農業效益和地主經濟的發展上，趙氏就必然把範氏、中行氏、智氏遠遠甩在了後面。
國富才能兵強，兵強依賴國富。國富而沒有強兵捍衛，就會越富越容易被外寇侵略。孫子在《吳問》中批評範、中行、智氏
“冀功數戰”，主要是指他們實力尚且不足，且又窮兵黷武，這就必然帶來國貧兵弱、玩火自焚的結果。
孫子這一經濟與國防、經濟與建軍、經濟與戰爭的辯證認識，隨著封建制的深人發展，到戰國時代終於形成了一整套富國強兵的理論。封建時代，特別是封建制剛剛確立的戰國時代，其經濟主要是農業經濟，富國問題就是發展農耕問題。所以，當時的政策關鍵在於處理好農業與戰爭的關係。當時的兵學家、思想家關於這方面的論述很多，這裡只須徵引商鞅的一段話就可以看出其認識的深度和理論的高度了。商鞅說：
“彼民不歸其力於耕，即食屈於內；不歸其節於戰，則兵弱於外…雖有地萬里，帶甲百萬，與獨立平原一貫也。”（《商君書·慎法》）商鞅這段話，在當時戰爭條件下確實是真理。國家無糧食，軍隊不忠勇，那麼，無論國家領土多麼廣闊，軍隊數量多麼龐大，也是沒有國防二字可言的。